津浦路为联络国民党统治中心的京沪地区和华北平津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沿途又经过中共华中、华北根据地，为国共双方所必争之路。中共确定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后，原以苏北为中心根据地的新四军北移山东，由陈毅任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另以江南北撤部队组建华中野战军，由粟裕任司令员，中心任务是截断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国共双方的武装冲突以津浦路济南至徐州段为中心，旁及陇海路徐州至海州段和胶济路。中共部队先后攻占津浦路之邹县、滕县、曲阜等地，围困临城、枣庄、兖州、泰安等地，并封锁了三条铁路的交通，致使国民党军不仅无法经此北上，而且在山东一度只能保有济南、青岛等孤立据点，并有“鲁省恐将不保”之担忧。
国共两党一方面在战场上力争己方之军事优势，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两者互为影响，互相补充。战场相争是为加强谈判桌上之地位，而谈判之讨价还价，除须战场之支持外，亦必须争取社会舆论及人心，此为战场所不能替代。“双十协定”签订后，国共双方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就各项未决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双方首先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同意在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之前，由国民政府召集有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国民大会及相关问题，还就会议代表名额的分配与各方达成妥协。以“党治”立国、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本拒绝政协这样有各党参加的协商机构，而企图以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为其统治确立合法性基础。但战后形势造成国内民主呼声高涨，加上美国的压力，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同意以召开政协为缓冲，以暂时缓和国内矛盾，同时以政协促成国民大会及早召开，仍以国民党为主导实行制宪。11月2日，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最高小组举行会议，检讨局势，认为应“一面与中共继续商谈，一面就政治及宣传方面作若干措施，以击破中共假借民主企图割据之阴谋”。他们提出发动宣传攻势，催促中共速派代表召开政协，以此争取社会舆论，得到蒋介石之首肯（《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国共协商与共军叛乱）》（下）第3册，355—356页。）
中共深知国民党促开政协会议的用意，为了不使国民党以此获取政治利益，10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表示中共现对政治会议无甚兴趣。周恩来随即在谈判中提出将未决之军事和解放区地位问题商得眉目后再开政协会议，实际是以此作为召开政协会议的先决条件。但国共在这些实质问题上的分歧远非如召开政协会议那样的程序问题容易解决。中共提出，在军事上国共军队各守原防，政治上或维持现状，或进行选举，或直接由中央委任中共提名人选，并特别要求国民党停止向华北进兵；国民党则提出迅速恢复交通，速开军事小组会议，解决中共军队整编等问题，不同意承认解放区政权。双方连续举行多次会谈，提出各自的方案。中共着重于国民党军队停止前进，以利自己在东北和华北的战略部署；国民党则提出其军队通过中共控制地区时，不应受到阻碍，目的是迅速运兵至各战略要地，控制全国局势，遏制中共的发展。中共在谈判中警告国民党：现在前方交通线均在中共控制下，中央军如一定要前进，当然要起冲突，而且中央军运兵华北数额若无限制，将使中共感到威胁；还提出恢复交通的前提条件是：停止进兵，停止利用敌伪，在华北主要铁路线上双方均不驻兵，国民党如向北平、天津、青岛运兵须经过协商。国民党则强调中共部队应撤至离铁路线10公里以外，一个月内对中共军队驻地及整编商定办法，按计划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双方立场始终没能有所接近，谈判因此而停顿。
为了迫使中共让步，国民党利用社会各界对于复员、建设之期待，对中共发动宣传战，指责中共破坏交通与复员，声称“我们不能容许任何人再对这交通建设作有计划有组织的破坏，不能让国库负担的交通建设费成为无代价的牺牲，更不能坐视社会经济生命的断绝”。1945年11月3日《中央日报》，重庆。而中共亦发起宣传反击。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应公开承认破毁铁路是为受降、灭伪、制止内战绝对必要，毫无不好”，应“采取强硬态度”，“强调必须立即制止内战，必须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随后，中共在谈判中向国民党提出四项要求：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从进占区全部撤退，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蒋军来势很凶，对我们压力很大，除抵抗以外，别无办法。我们不打肯定是被消灭，打顶多也是被消灭，为什么不打呢？我们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毛泽东文集》第4卷，57、66、77页。）为此，在国共于华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情况下，11月25日周恩来飞返延安，国共交涉暂时中断，国共两党几乎处于政治、军事的全面对抗之中，战后的国内政局一时出现了严重危机。
国共武装冲突激烈，国共两党剑拔弩张，使得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之艰辛、亟待休养生息的各界民众颇为担忧。社会各界一致反对内战，要求以政治与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在谈话中表示：“在抗战八年以后，在全面胜利以后，假定大规模的内战终于无法避免，这不仅要为一切中国的友邦所齿冷，要为新遭惨败的敌人所窃笑，这简直是在对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当心一枪，简直是对着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瞄准扫射。国家绝对无负于任何党派，任何党派不应该这样毁灭国家。老百姓也绝对无负于任何政团，任何政团不应该这样的残杀老百姓。”民主同盟是战后活跃一时的中间势力的主要代表，他们的言论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内战之忧虑与反对。中共则成功地动员了社会舆论，将反战矛头指向国民党。12月1日，国民党人员在破坏昆明西南联大的反战活动时与学生发生冲突，致四人身亡，数十人受伤，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抗议，锋芒直指国民党，因为“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乃是证明没有武力的就得不到安全保障。假如无武力即无发言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责备共产党的拥军自卫呢？”（1945年《新华日报》，重庆；1945年12月7日《新民报》，重庆。） 这就使在指责中共“破坏交通”、“阻碍复员”时有所得的国民党此时又有所失而处于被动地位。
战后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与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是不可分离的。美国一向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并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使双方关系有所强化；苏联则在维持与国民党政府官方往来的同时，与中共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美苏两强于雅尔塔会议事实上达成了划分势力范围的妥协而形成了界定双方关系的雅尔塔体系；在中国，雅尔塔体系暂时着重于维持现状，而且刚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苏两强也不愿意战后中国马上发生内战，从而使他们面临因支持各自的盟友而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他们希望在雅尔塔体系之下，以继续维持国民党统治为前提，容纳各党派的政治参与，保持中国的稳定发展，并维持远东国际关系的平衡。而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出现了偏离这一方向的严重可能，从而引起了美苏两国的公开反应。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强调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端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危及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声明要求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参加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但不会进行军事干涉。杜鲁门提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应扩大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当中国走向和平与团结后，美国准备用各种合理的办法协助国民政府复兴中国，并提供各种贷款。（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06—609.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 1967.）12月26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发表公报，重申在国民政府之下，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并表示三国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
对战后中国的内部局势，美国更为关注。这不仅因为美国在中国有着较英苏两国更为广泛的切身利益，而且因为美国为稳定远东局势，并着眼于与苏联的长远争夺，在战后需要将中国作为其在远东的战略伙伴，而国民党政府的现实处境，距离美国的考虑相差甚远。为此，美国不能不更多地卷入中国内部事务，既支持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保持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同时又尽力避免中国内战而引发美苏两国的对抗。战后，美国通过承认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合法性，为国民党向华北和东北大规模运兵，并提供军事援助，使国民党获得了不少实际利益。为了进一步达成美国的战略目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为其特使，前往中国调处国共冲突。
12月17日，马歇尔来华。由于美国此时的政策着重于要求国民党实现民主化改革，因此为国民党所不满，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共所欢迎。但由于美国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力，国共两党对马歇尔的使命都有所期待，都期待其立场于己有利。蒋介石告诫马歇尔：“中国所以不能统一，乃由中共拥兵割据，仰承苏联鼻息，其同意和谈乃在争取时间，政府必须迅速收复华北，方能促使中共言和。”周恩来则对马歇尔表示：“我们的政策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相同的，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而且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相一致的。我们对其中的主要论点是同意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90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由于国内外强烈的反战呼吁，美苏两国（特别是美国）的介入，使战后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发生重要变化；而国共双方在战场的较量互有得失，使双方也都有缓和的需要，以重整部署，准备未来的角力。国民党内主张对共缓和的人士，对于国共紧张局势本有不同意见。张治中在给蒋介石的上书中认为：“盱衡当前局势，似仍宜尽量予以最大之容忍。倘问题能适时解决，固所愿望，否则亦不妨暂为等待，以俟时间之转移，不宜遽行变更方针，采取其他解决方针。”“决不能轻率从事，作孤注之一掷。”王世杰和张群也认为：“内战一发，势将不可遏止，中共或可借此机会，借苏联为暗援，夺占热察绥甚或东北三省，而自成一国。”（《张治中回忆录》，734—736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王世杰日记》，1945年10月31日、11月3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他们的意见自不能不为蒋介石所考虑。马歇尔来华恰为国共双方的缓和提供了外部推动力，停战的条件趋于成熟。经过国民党高层的讨论，蒋介石决定：“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则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909页。）而中共的目的亦为促和，因为“问题的解决系于美苏的关系和力量的对比”；“反内战求和平，是目前最得人心的口号”。（《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4页。）国共谈判由此再度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