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内和平的基础是脆弱的。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不仅不因抗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还因抗战的结束而扩大。国民党始终不愿容忍中共的存在及政治参与，不愿作出必要的政治让步，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就在准备以军事手段解决中共，暂时的和平也就成了战争的准备阶段。面对国民党的战争威胁，中共自然亦不能就此退缩，在不能获得国民党对等让步的情况下，中共只能坚守其政治底线，准备以武装斗争相对抗。停战期间，国共双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均未能获得进一步向缓和关系迈进的动力，相反，双方的关系因种种因素而迅速恶化。军事调处失败后，国民党自恃其军事实力，向中共发起全面军事进攻，一时间，战争风云再起，国共关系最终破裂，中国重又陷入内战之中。但国民党军的全面军事进攻，因其战争目标之广大与兵力之有限、后方支持之不及而产生力不从心之危机，尤其是中共部队的自卫防御作战，在多条战线上造成国民党军的相当损失，迫使其不得不由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战场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第一节军事调处的失败
1946年1月停战实现后，中国大地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时光。根据停战令的规定，由国、共、美三方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执行已经商定的停战政策，提出有关建议，增订必要的附属协定，以确保停战令更有效地实施；军调部发出的所有命令，应由三方一致同意；军调部通过的一切协定、建议及指示，只涉及停止冲突所引起的直接问题；执行小组为军调部的执行机构，实地监督各种协议的执行；军调部的工作将延续至国民政府主席或中共中央主席通知对方废除此协定时为止。军事调处执行部对保证停战令的切实执行，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6年1月13日，军调部在北平正式成立，军令部二厅厅长郑介民出任国方委员，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出任共方委员，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罗伯逊出任美方委员，美方白鲁德担任执行主任。5月间，军调部又增设副委员，分别为国方蔡文治，共方饶漱石，美方吉伦。军调部下设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为国方蔡文治，共方先后为耿飙、罗瑞卿、陈士榘，美方为海斯凯）及其执行小组。根据三方同意及军调部规章，军调部的工作主要为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受降日伪、遣返日俘、整编军队五项。但在实际工作中，因为国民党不承认此时还有受降问题，遣返日俘则主要由国方负责，军调部均无法插手；恢复交通问题，因为牵涉到国共双方的实际利益，在大局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只能是国共在各自区域内进行恢复交通的工作，双方区域之间的互通则很难实现；整编军队问题，根据整军协议，在协议公布后的三个星期内，国共双方应交出拟保留部队表册和最初两个月部队复员之次序，由军调部制定实施计划。但由于形势变化，中共认为国民党未能履行政协决议，交出整编表册的时机尚不成熟，整编复员工作未能循序开始。上述四项任务基本上均无事可做。军调部的工作实际有如救火队，集中在停止冲突方面，执行小组也是军调部工作最为繁忙的部门。军调部最多时辖有36个执行小组，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东北停战之后，又向东北派出了若干小组。
在军调部成立之初的几个月内，由于国共缓和的大环境，国、共、美三方尚能互相合作、互相让步，遇有矛盾时表现较为克制，因此达成了若干协议，制止了可能的冲突。在军调执行小组的监督下，关内的国共武装冲突基本上停止了。在对伪军的缴械受降问题和遣返日俘的问题上，中共作出了让步。中共原本坚持其有权解散被包围的伪军，并参与日俘遣返工作，但在国方的坚持和美方的调停下，军调部于2月9日决定，所有部队（不论其是否称为伪军）均应保持在1月13日的位置上，这样可使被中共部队包围的伪军免受攻击。2月18日，军调部又决定将遣返日俘的责任归之于国民政府。在中共东江纵队的撤退问题上，国民党作出了让步。东江纵队是抗战时期成立的，由中共领导的广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停战令下达后，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不承认东江纵队的合法性，下令继续围攻东江纵队。后在美国的调停下，4月初国共达成协议，将东江纵队的人员集中至指定地点大鹏湾，再由美国方面负责协助运送北撤。6月30日，东江纵队由美国军舰运送，自大鹏湾启程北上，7月5日到达中共山东根据地的烟台港。
军调部成立之初，国、共、美三方的矛盾斗争，尤其是国共之间的矛盾斗争，因为涉及利害关系也很难避免。1月21日，军调部决定所有冲突部队立即停火并予隔离，隔离方法为一方应从另一方占领的城市或冲突地点撤离一日路程（至少为30公里）。在国方所占城市明显多于共方的情况下，如实行此一规定，则共方军队将不得不撤出许多地方。中共因此认为该项规定“不公道”，指示各地应依照情况灵活执行。在中共的坚持下，2月4日，军调部发出对此项命令的修订指示，规定隔离办法可由双方根据情况就地决定，随后又将“城”的含义解释为“城、镇或乡村”，使中共部队亦有理由要求当面的国民党部队撤离，不至于在停战令执行过程中过于吃亏。但如何界定国共双方部队的隔离及撤离问题仍为一个难题，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军调部亦无力强制执行。为此军调部于3月19日决定，国共双方军队必须停驻于1月13日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否则，“将以违反停战命令论罪”。（《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26、45—46页，晋察冀日报资料科，1946。）此后，如何恢复1月13日的军事位置又成为争论的焦点。
在军调部的诸项工作中，国民党特别注重恢复交通带来的战略利益，尤其是铁路交通的恢复，将为国民党利用其运兵带来极大的方便；中共虽不反对恢复交通的必要，但强调恢复交通的全面性及拆除对中共根据地封锁线的重要性。2月9日，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曾达成恢复交通的原则协议，规定“各指挥官应立即进行协助恢复各交通线工作，所谓交通线包括所有道路、铁路、水道、邮政、电话线、电报线或无线电设备。各指挥官应立即撤去或平毁在交通线上及沿交通线之一切地雷碉堡封锁防御工事，及其他军事工程之妨碍交通线运用者”；“政府或中共任何一方，均不得借修复交通而获取军事上之利益。除非经执行部特准，重行开放之各运输线，均不得运输军队及武器军火”。但在恢复交通的具体实行过程中，中共建议仿军调部之例，成立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铁路管理委员会，在军调部监督下行使对铁路的管理权，以保证国民党不会将铁路用于运兵；而国方在这个问题上毫无通融余地，坚持铁路交通只能由交通部统管，以保证其对铁路交通的控制权。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恢复铁路交通的方案自然搁浅。至于中共坚持的平毁封锁线上的碉堡问题，国民党提出只拆毁妨碍铁路交通的碉堡，但对于“保护”交通的碉堡则主张保留，实为既保证铁路交通的畅通，又可以继续以此封锁中共根据地。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也无法达成妥协。（《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32—35页；《执行部谈判总结》，21、215—217页，藏军事图书馆。）
军调部的工作原则为国、共、美三方一致同意。实际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共、美三方完全一致的可能性较低，国、美一致而不同于共方者居多，共、美一致而不同于国方者很少，国、共一致而不同于美方者几无，也有三方意见不一、各执己见者。由于需要三方意见一致才能实际执行，因此除了少数程序问题外，在军调部及各执行小组的实际工作中，三方终日处于各种不同意见的争吵之中，常因意见不一而无法开展工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3月31日，美方曾提出对三方一致同意原则加以适当修改，建议当调查违反停战令事件而派出小组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由美方委员以主席资格作出决定，但只牵涉小组派往何处的问题，而不牵涉调查的结果或采取的行动。结果国方同意，共方反对，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违反三方一致原则的规定无疑首先有利于国民党，因而不能不为中共所反对。
东北战火燃起之后，军调部在中共的强烈要求下，企图找出平息冲突之道，以免东北战事影响关内，但因为国民党的反对和美国的暧昧态度而终未如愿。在东北战事的刺激和全国政治环境持续恶化的影响下，关内的军事形势亦开始紧张。中共为报复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进攻，在关内若干地区发起反击作战，全面恢复交通更遥遥无期，国共双方在军调部和各执行小组内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战令，军调工作已很难进行。尤其是相对孤立的中共中原根据地被国民党大军包围，中共要求移动中原部队，以免被国民党军围歼，而国民党已经拟订了进攻计划，一心指望以大军围歼这支孤立于外的中共部队，坚决不同意其移动，形势呈一触即发之势。为了保持军调部的权威，控制战火蔓延至关内的趋势，马歇尔作出了一定的努力。5月初，徐永昌、周恩来、白鲁德前往中原实地调停，暂时缓和了那里的紧张局势。14日，国、共、美三人会议又给军调部下发指令，要求：（1）国共双方应对执行小组的行动给予一切可能的帮助，而不得强加以任何延迟与限制；（2）国共双方应保证执行小组成员的个人自由与安全；（3）国共双方将在任一执行小组区域内得到同等的调查机会；（4）前往调查地区和调查事件的次序由小组的美国代表作为主席而决定，并经小组成员一致同意；（5）若有关于调查违反协定事项的虚假报告呈送小组，应将其提交三人小组采取制裁办法。（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40—641.）虽然如此，由于全盘局势的恶化，军事调处工作已不复当初之动力，执行小组也由监督执行机构退而成为报告机构。
东北战事发生后，国共关系更趋紧张。尤其是国民党军攻下四平后，国民党上下从原先“感觉苦闷万状”、“焦虑万分”，一变而为迷信“军事之影响有决定性之作用”、“主战派不止抬头，且特别抬头”。5月20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党政最高小组会议，“决定对中共采取严厉态度”。5月25日，蒋介石致函宋子文说明其态度：“只要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则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不必顾虑共方之刁难与叛乱也。”与此相呼应，军调部国方副委员兼参谋长蔡文治于6月1日函呈蒋介石，提出中央目前似应向马歇尔、周恩来严正表示，如中共对和平有诚意，应即：（1） 限期整军；（2） 限期修复交通，否则旷日持久，长此拖延，适中共党之计。（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608—609、619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第3册，129—131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分类资料（防共）：国共协商卷》014卷第11号，台北，“国史馆”藏。）但实际上，中共方面不仅完全不似国民党预期之将“瓦解”，反而因四平战役之失利而解除了原来在和战问题上的一些顾虑与约束。四平战后国民党趾高气扬的表现，使中共认为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并因此而布置开战的准备。由于长期的对立和战争，国共双方本缺乏互相信任，政协前后曾经表现出的某种互信亦非常脆弱不稳，并受到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强烈冲击，直至四平之战，则使这种互信荡然无存。四平战役结束后，中共决定在关内对国民党进行局部报复，指示陈毅所部在山东攻击津浦路之德州、泰安、兖州地区和胶济路之张店、周村地区，山东全境几为中共所占。中共的行动又使蒋介石感到中共在华东对京沪地区的威胁，加强了他在关内动武的决心，他之所以在6月间的停战谈判中突出强调苏北和胶济路问题，实际是在向中共摊牌，为战争准备借口，全面内战的阴影正在积聚，战争一步步地迫近刚刚结束了八年抗战的中国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