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也就是说，御史出巡的话，如果不搞得地动山摇，官员们好像大难临头，心惊肉跳，就不算称职。
十八大以后，中央加大了巡视工作力度，中央巡视组成为打击贪腐的一把利器，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而《党内监督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这些党内法规将巡视工作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那么，在古代，中央政府又是怎样巡视地方的呢？巡视工作的权威和效果如何呢？
唐高宗时担任过负责巡察地方的监察御史的韦斯谦说过这样一句话，“御史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也就是说，御史出巡的话，如果不搞得地动山摇，官员们好像大难临头，心惊肉跳，就不算称职。这话说得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古代巡视工作人员威力之大，对自己承担的使命有很高的期望值。
例如，与包青天齐名的海瑞就曾做过巡视工作，他巡视的片区是南直隶附近的府县。这位海青天一出巡，那可真是地动山摇，搞得地方官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别说贪污敛财了，大吃大喝、挥霍浪费都不敢了。一些官员为了自保，在海瑞到来之前就赶紧把手下的贪官污吏撤职查办，免得连累到自己。按照韦斯谦的标准，海瑞这个中央巡视组组长算是比较称职的。
其实，中国古代的巡视制度源远流长，自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不叫巡视，叫“巡狩”。尧就曾命自己选定的继承人舜以“代理天子”的身份巡视四方，并规定天子五年“巡狩”一次。到了战国时期，天子说话不好使了，诸侯割据，群雄并起，又出现了“巡行”制度，就是诸侯国的王或者大臣们到地方上去巡视。
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削平六国、一统天下之后，多次外出巡视。这种天子亲自带队的巡视工作在后代也经常出现，例如广为人知的隋炀帝下江南、康熙乾隆南巡，既是游山玩水，也是巡视地方，体察民情，考察官吏政绩。我们这里讨论的重点不是这种皇帝领衔的巡视制度，而是由政府的监察官员带队巡视地方。皇帝出巡毕竟是兴之所至，偶尔为之，他的主要工作还是在帝国的心脏地带坐镇；日常的巡视工作还是要由行使监察职责的官员们负责。
这种正式的中央巡视工作在古代是由汉武帝开创的。汉代的地方官，特别是郡守这一级权力非常大，人事权、财政权、司法权全部掌握在他的手里，要想监察这些地方官有没有贪赃枉法、营私舞弊、阳奉阴违非常困难；而且，汉代的地方黑恶势力非常猖獗，当时称之为“豪强”，个个是地方一霸。这些人横行乡里，欺男霸女，鱼肉百姓，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打击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成为当务之急。这难不倒汉武帝，匈奴的千军万马都收拾了，何况这些不足挂齿的内贼。
汉武帝站在地图前，大手一挥，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大区，称为“部”，每部设一名刺史，刺史的工作叫做“行部”，也就是巡视自己辖区内的地府官员，包括诸侯王和他的首相以及中央任命的地方官——郡守的所作所为，还有地方豪强的违法犯罪行为。刺史们“乘传周流”，什么意思呢？就是坐着公车到处转，看看你们这些地方官和恶霸有什么劣迹，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不具体处理地方事务。一个刺史大概要巡视七八个郡和诸侯国。出巡的时间往往是秋分的时候，秋高气爽、温度适宜，路上就没那么辛苦了。
汉代刺史巡视工作的要点有六个：第一，看看地方豪强有没有占地，建房的时候有没有超标，当时叫“田宅逾制”，主要是打击兼并土地的行为；有没有恃强凌弱、欺压良善的行为。第二，看看郡守、诸侯王、国相这些省部级的高官们有没有不执行中央的政策，有没有损公肥私、狼狈为奸、侵夺百姓、聚敛钱财的不法行为。第三，看看高官们在办案的时候有没有草菅人命、制造冤狱，根据个人的喜好、一时的兴致滥赏滥罚，苛刻暴虐，激起民怨的。第四，官员们有没有任人唯亲，埋没人才。第五，高官的子弟，也就是官二代们有没有依仗权势，为非作歹。第六，官员有没有和地方豪强勾结，权钱交易，违背国家的法律政策，谋取不法利益。
由此可见，刺史的巡视工作重点就是两类人——地方省级高官和豪强。而刺史本身的级别并不高，跟县级干部差不多，这就是以卑制尊、以下督上。官越小，背景越简单，各种利益关系的牵制越少，做监察工作也就没有那么多顾忌，可以放手开展巡视工作，打击贪官污吏和黑恶势力。汉代出台的这个巡视工作六条准则对后代影响深远，隋代有隋六条，唐代有唐六条，都是在汉六条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
巡视工作直接触犯了地方官吏和豪强的根本利益，有时斗争非常激烈，属于你死我活的斗争、敌我矛盾，所以，地方上的官员们设法阻挠、干扰刺史巡视是必然的，给这些位卑权大的钦差们出出难题，完全在意料之中。按照规定，刺史巡视地方的时候，地方政府要派一个官员到地界上迎接。汉代琅玡太守朱博就当过刺史，一次他到地方上巡视的时候，负责迎接他的地方官员就给他出难题，故意召集了好几百人来告状，想把这位巡视官搞晕、困住，看你还有工夫查真正的贪官污吏、地主恶霸吗？
接待官员对朱博说：“刺史大人，您还是接见一下这些告状的人吧，把他们的问题解决一下，我们再出发。”朱博也是明眼人，一眼就看穿了他的阴谋，于是举重若轻，寥寥数语就把这些地方官雇来的捣乱的人给打发了。“你们要是告县级干部呢，我这个刺史不管这种低级别的，你们去省里告吧（汉代是省管县）；你们要是告省级干部呢，等我巡视完了，你们到省会来告；如果是被官员欺压、蒙冤受屈或者受盗贼的侵犯，就到你们的父母官去告，我这个刺史是监察地方官的，但不能代替他们处理政务。”一番话说完，这些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只好各回各家，该干嘛干嘛去了。
到了汉朝末年，刺史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而是成了地方一级政权的首长。他变成了省长，郡守、国相降级为地市级干部，原来的省管县两级地方政权，变成了省市县三级。那么巡视地方的监察工作由谁负责呢？交给了御史。作为监察机构的御史台（明清改为都察院）下面设有监察御史，就是负责巡视地方，考察官员的。
唐太宗的时候，曾经派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寺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人带领中央巡视组到全国各地巡察。这次的巡视组组长都是位高权重的重量级人物，而非普通的检察官员，所以查出了很多贪官污吏，收获颇丰。巡视工作的总结报告由褚遂良执笔，唐太宗最后裁决，结果有二十个人升官，七个人处死，被流放和撤职的多达几百人。
不过，监察御史的出巡一般都是随机的，没有大事不出门。一旦地方上有重大事变，监察御史临危受命，奉旨出巡。日常的巡视工作由谁负责呢？唐中宗的时候设置了巡按使一职，把全国划分为十道，由巡按使负责分道巡视。为什么又多此一举呢？因为过去负责地方巡视的官员实在是人手短缺，忙不过来了。在唐代，巡视工作的科目多达七八十项，每个巡视组分管的片区内需要考察的各级官员少则千八百，多则两千以上。就算这些巡视人员三月出门，十一月回来汇报，大半年都在各地奔波巡视，也应付不过来，时间紧迫，文件堆积如山，只能昼夜兼程、加班加点。所以，只好另设了巡按使，分担一部分工作量。后来所说的“八府巡按”的先河就开于此。
制度再完善，还是要靠人来执行。巡视官员掌握着地方官的前途和生死，在工作中难免要面对种种诱惑，有些意志不够坚定、思想觉悟不够高的，就可能被贪官污吏拉下水，与他们沆瀣一气。唐代有个叫严升期的御史，有个癖好，就是特喜欢吃牛肉。于是，地方官员就投其所好，他一来就赶紧杀牛进献，让严御史大饱口福。酒足饭饱之后，大家都是兄弟，一切好说。“腐败了吧，拿点钱，我就睁只眼闭只眼。”人们送这位御史一个绰号——“金牛御史”。这样的人在古代绝对不是个案。难怪有人说，“不怕官员不爱钱，就怕官员没爱好”，有了爱好，图谋不轨的人就有机可乘。
宋代负责巡视地方的机构叫“监司”。按照规定，监司官必须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完成对自己辖区的全面巡视，如果没有公务需要处理的话，在一个地方不能呆超过三天，否则的话，就算违反巡视工作纪律了。这样看来，宋朝的中央巡视组也够忙的，同样是马不停蹄地赶路。
到了明朝，巡视制度臻于完善。当时，全国被划分为十三道，与十三个省相对应。都察院有监察御史110名，需要派出中央巡视组的时候，就从这些监察御史中选拔担任巡按御史。通常是都察院推荐两个人选，由皇帝亲自决定。担任巡按的监察御史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不受本单位，也就是都察院的节制。巡按御史的权力非常大，大事儿向皇帝汇报，小事儿自己决断。如果是下地方搞专项检查，例如巡视盐务或者漕运，就叫巡盐御史或者巡漕御史。
如果地方上出了特别大的事儿，就不能派一般的监察御史出巡了，皇帝会让级别更高的都御史担任中央巡视组的组长，负责处理突发事件、稳定局面。所以，这样的高级督察不但负责巡视，有时候还要接管地方的军政大权，代替那些不称职或者贪赃枉法的封疆大吏。兼管地方政务的就叫“巡抚”；兼管地方军务的就叫“提督”；如果是军政一块抓的一把手，就叫“总督”。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官职就是由此而来。到了清代，它们都演变成了地方官职，跟汉代的刺史是一个规律。而明代的日常巡视工作则交给了“提刑按察司”。
清代的巡视工作组主要是临时派遣，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钦差。当时有个叫钱沣的监察御史，在巡视地方的时候，发现山东巡抚国泰贪污挪用公款。这个国泰跟乾隆皇帝的亲信和珅有交情，和珅发现事情不妙，就让他早作准备。于是，国泰为了填补国库的亏空，就到处借银子，等风头过了再还回去。钱沣哪里是那么好对付的，在检查的时候，他发现国库里都是些成色不等、色泽不一的杂银，显然是从商人那里临时凑齐的；如果是国库的官银，应该是成色足、色泽亮，整齐划一。国泰费尽心机，最后还是被钱沣给识破了，他想拉钱沣下水，可是这位巡视组组长铁面无私，压根不吃这一套，最终扳倒了国泰。
纠察贪官污吏是古代巡视工作的重点，但不是全部。除了这类中央巡视组之外，还有下去访察民间风俗，考察精神文明建设情况的；有下去救灾的；有负责丈量土地的、兴修水利的，不一而足。明太祖朱元璋就曾经把一批国家培养的研究生，也就是国子监生派出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建立“鱼鳞图册”，作为管理全国农业的基础数据。后来，他又派研究生到地方上巡视，监督兴建水利设施，挖了五万个池塘、四千条河，修堤五千处，促进农业发展，造福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