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沟通的根本，而说理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周恩来非常善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使人信服，使人赞同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从而达到处理好问题的目的。
缜密论证
“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缜密的论证，使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接受了周恩来的主张：迅即出兵东征讨蒋。
缜密的论证，透彻的说理，会使沟通工作富于感染力和说服力。
1927年，帝国主义看到势如破竹的北伐战争令北洋军阀大势已去，便开始物色其在中国的新代理人，他们注意到蒋介石正在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
蒋介石在南昌时，上海的大买办虞洽卿就到南昌同蒋介石密谈，答应用巨额款项支持蒋介石，交换条件是反共和镇压工人运动。之后，买办豪绅的代表、政学系政客黄郛与张群和、亲美派官僚王正廷等都到南昌见蒋介石，密谋破坏革命。
3月6日，蒋介石指使党羽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16日又强行解散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
这些情况在上海的中共特别委员会是有所耳闻的，周恩来就很有远见地说：
“整个的情形，他们对付我们已有预备，将来或许是借扰乱治安等名目来干，对党部将来是挑拨错处，我的推测是如此。将来他们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同时，对付民众只有如江西般雇用流氓。”
这时，外边已有传言说蒋介石将要对工人纠察队不利。可是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人与工人纠察队”等都是“谣言”，“绝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这使很多人思想上丧失了警惕。
4月12日，蒋介石果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周恩来被北伐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骗到师部，遭到扣留，周恩来严正抗议，军党代表赵舒去后，周恩来才被放出来。
几千名工人纠察队全被解除武装，工人死伤300多人。
13日，上海20多万工人罢工抗议，6万多群众示威游行，走到宝山路，遭到反动军队机枪扫射。同一天，南市的游行工人也遭到反动军队枪击；接着，大批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捕杀。
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在上海事变发生前派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到上海，加上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别委员会。
特别委员会开会时，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十分愤激的发言。他说：“我们致电武汉应指出两点：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好影响……致使此次大受其亏。
“二、军令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会后，周恩来起草致中央的电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发出，这便是《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文强调必须坚决讨伐蒋介石，提议：“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
电文在针对陈独秀主张对蒋缓和妥协的右倾主张时指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18日，特别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中央对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先由李立三做传达，然后进行讨论。周恩来在讨论时说：“我主张我们要有一个结论。”
他着重指出：“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特委的政策有错误，起头是模糊，后来是妥协。”
他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提到将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去，“此次大会，应提出上海与广东两次的错误，中央完全承认才能指导全国。”
他还批评：“此次运动（共产国际的）东方局也要负责，大会也要提出讨论，并要注意以后整个党的统一指导问题。”
最后，周恩来明确地提出：“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
经过周恩来的缜密论证，特别委员会的人基本接受了周恩来的主张：迅即出兵东征讨蒋。
苦口婆心
“解铃还需系铃人。”适当的比喻加耐心的说服，经过与周恩来彻夜长谈，陈毅同意接毛泽东复职。
人是社会的人，性格各不相同，长期相处在一起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共产党人也包括在内。但是，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一般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完全可以通过沟通的办法来化解。周恩来化解毛泽东与朱德、陈毅之间因工作分歧而产生的矛盾过程就充分展现了他的沟通功夫。
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第二年的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建立了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前委书记。从此井冈山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也开始了毛泽东与朱德长达数十年的合作。
应该说，毛泽东与朱德的合作是愉快的，甚至造成毛泽东和朱德即“朱毛”
是一个人的误传。但是，也可不必忌讳地说，毛泽东与朱德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甚至还有些矛盾。1929年5月，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有关党和军队关系的争论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重要原则问题，朱德和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争论，未能统一认识。会议选举了前委会，毛泽东因票数不够未能继续当选为书记，陈毅当选为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
此后在发展中红四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必须争取党中央的支持和指示。1929年月8月下旬，陈毅离开中央根据地，经香港转道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
对红四军的情况，周恩来是有些了解的，他作为中央主管军事工作的领导人曾多次处理红四军的问题。
就在陈毅抵达上海前不久，中共中央收到福建省委派秘密交通送来的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人的信件。这一次陈毅的如实汇报，使周恩来更加清楚地了解到红四军的情况。
周恩来听后，不客气地批评道：“我要给你们提出四点批评：第一，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它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将问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大半又是唯心的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使纠纷加重。”
在中央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周恩来的帮助，陈毅认识到了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正确性，他高兴地对周恩来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周恩来看到陈毅思想彻底通了，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以十分信任的态度对陈毅说：“现在，中央委托你起草一封指示信，信中要有这样的精神：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要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
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了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着名的中央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后，交陈毅带回红四军。信中提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并对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等都做了指示。信中还批评了朱德、毛泽东在工作中的缺点，要他们和前委注意纠正，要前委恢复朱、毛在群众中的威信，团结全体同志向敌人斗争。
陈毅就要回红四军了，临行前，周恩来和陈毅进行了彻夜长谈，他语重心长地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对毛泽东的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时，正是因为你投了反对票，使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中央要求你再去把他请回红四军，对此你不会介意吧？”
此时的陈毅思想已通，按他自己的话说是一通百通，他坚定地表示：“请中央放心，我一定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
周恩来还特别叮嘱：“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做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10月22日，陈毅回到了红四军。当天晚上，陈毅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会后陈毅即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到毛泽东住处，并附上亲笔信请毛泽东回来工作。
11月4日，陈毅再次写信给毛泽东：“从中央回来，于22日到了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11月26日，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在汀州与朱德、陈毅相见。陈毅再次承认了自己在红四军七大时的错误。互相检讨之后，三位伟人的手再度紧握在一起，一场有关建军路线的大争论也宣告结束了。
抓住关键
“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抓住主要矛盾，说服西安各派接受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比喻抓工作要抓根本、抓重点，体现了“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哲学思想。在沟通工作中，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够使人信服。
面对西安事变后复杂的政治局面，周恩来采取了抓主要矛盾的沟通艺术，终于说服各派接受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赢来了团结抗战的局面。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抗日救国，一举扣留了蒋介石和正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调元等，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助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2月16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西安。 张学良、杨虎城虽然把蒋介石扣起来了，但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统一的认识。面对各方的强烈反应，张学良渐渐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想不到抓住蒋介石就像抓住个刺猬，拿起来扎手，放在地上又怕逃遁，实在不好办。”
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的意见也很不一致：有的主张杀蒋；有的主张把他送到苏区去；也有的认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不但要释放他，还要拥护他当领袖。
周恩来所面临的任务不仅要说服张学良、杨虎城接受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还要说服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将士接受这一方针；不仅要说服蒋介石采取行动，配合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更要说服南京方面，不能采取过激行动，以免事态朝着不利于抗日的方向发展。
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周恩来来说，越是艰巨的任务越能考验他的沟通艺术。
他决定先抓主要矛盾，做好张、杨的工作。
晚宴之后，周恩来独自走上张学良住的西楼。简单寒暄后，两人便进入了正题。
张学良介绍了蒋介石目前的情况、南京的动态及各路军阀的反应，接着说道：“委员长独断专行，立逼我和杨将军配合中央军继续围剿红军，我们劝说他，苦谏不行，进行哭谏，委员长反而声言要把我们的队伍调离西北。我俩实在是忍无可忍，万不得已，只好实行兵谏，不这样就无法使他猛醒，内战就不能停息，抗日就只是一句空话。”
周恩来立即诚恳地表示：“我们党和毛泽东本人这次特别让我向张将军致意，对您和杨将军的爱国热情和正义行动表示钦佩！义所当为，毅然为之，这一举动是进步的！是非常勇敢的！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它将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历史一定会记得你们的！”
张学良听了十分感动，但一想到目前的处境，情绪并不轻松：“是功是过，现在还很难说哦。”
“这就要看张将军如何处理，如何收局啦。”
张学良的神情十分诚挚：“周先生，事情现在很棘手，我盼您来，就是盼您早点给我拿个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