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中，周恩来似乎是不经意之中提到的一件事，使白崇禧感到又吃惊又高兴。周恩来说：“还记得你打的龙潭之役胜利后，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谭廷闿赠给你的一副对联吧？上联是：‘指挥能事回天地’；下联是：‘学语小儿知姓名’。我没记错吧？”
白崇禧心想，自己对这副对联都几乎记不清了，而周恩来却记得如此真切，高兴之余深受感动。于是，他既高兴、敬佩又感触颇深地说：“周先生真是有心人啊。”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谈到当前：“希望李、白两位先生管辖的广西和五战区的军政工作都能发挥北伐时期白先生率领大军打倒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发挥广西在抗日前这些年励精图治、振兴中华的精神。在北伐时，白先生赢得了‘诸葛’的名誉，希望你今后成为一个杰出的抗日英雄！”
事实上，白崇禧赢得的不是“诸葛”的名誉，而是“小诸葛”的名誉。对此，白崇禧当然心中有数，周恩来审慎地将“小诸葛”中的“小”字去掉，使他的恭维既显得诚心诚意，又富有分寸感，让人听了十分受用。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赞美，即便对方明知你说的是奉承话、假话（只要不太虚伪），心中也会沾沾自喜，这是人性的弱点，是永远都改不了的弱点。正如戴尔·卡耐基所说，如果你想改变其他人的态度和举止时，请记住这条规则：“给他们一个美名，让他们为此而努力奋斗。”
事实正是如此，适当的恭维让白崇禧不但很感动，而且实实在在地体会到眼前这位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的周到、细致，越发使他从心里对周恩来产生了敬意，同时心中产生不努力抗日会对不起对方的信任的感觉。
良药苦口
“你这是典型的旧读书人的洁癖！”周恩来一语道破曹靖华的缺点，反而赢得了曹靖华的信赖。
在现实生活中，有时批评相比表扬更容易拉近彼此的心。譬如：“你的心实在太善良了，所以会常吃亏。”虽然是说其缺点，但对方听来却明白这是在夸赞他；或是说“你做事太慎重”等，这些话虽是批评，但对方必定会想，“这人对我观察得如此细微”，“这人是如此的懂我！”自然而然地打破了心理防线。
而这也是彼此间产生信任的第一步。别人虽多加赞美辞令，但那不过是奉承而已，而指出缺点，反倒能使人由衷地接受。周恩来就常常有意说出对方的缺点而获得信赖，从而说服对方。
皖南事变前后，局势一度很紧张。为了防备顽固派的突然袭击，在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保护革命知识分子。
一天，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工作的文学翻译家、作家曹靖华刚从郊外进城回到机关，同志们就告诉他：“八路军办事处有急事找你，赶紧去吧！”
曹靖华立即到了曾家岩。周恩来开口就说：“敌人已经举起了屠刀，企图把在重庆的紧跟共产党走的文化工作者斩尽杀绝。现在局势紧迫，水陆空交通条条道路均被控制，已经走不出去了，你要赶紧设法脱离险境，就地隐蔽，越快越好。”
“不走不行吗？”曹靖华犹豫着。
周恩来深情地看着他说：“不行！近年来，咱们的人牺牲得够多了，一个也不能再牺牲了！”
在危险面前，周恩来严肃镇静，洞若观火。他坚强的信心立即感染了曹靖华，使他产生了一种安全感。
周恩来一边说着，一边将一个布包塞给曹靖华：“这是一包钱，带上，赶快设法隐蔽吧！”
曹靖华一时心潮激荡，只字难吐。共产党和周恩来从国民党血淋淋的屠刀下挽救他的生命，又对他面临的困难做了如此细微的考虑。这情愈骨肉的关切与爱护，使他感动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他强自镇静了一下，说：“决然按照党的指示，立即行动起来，就地隐蔽。
但是，这钱我不拿。党在政治上如此关切，我永志不忘，物质上我不能再连累党，况且，当前党正处在被国民党封锁的极端艰难时期，党正需用钱，我不忍拿……”
周恩来没等他说完，就正颜厉色地批评他：“你这是典型的旧读书人的洁癖！
当然，世上所谓洁身自好，在某种情况下，不同流合污，是一个人的风骨，是好的，可是要知道，这是党的钱，党今天有力量来照顾大家，免遭意外牺牲，你应该首先从政治上着眼，立即抛弃旧读书人的洁癖，绝不能因小失大。否则，因为经济上受限制，一遇关键时刻行动不便，遭到意外，大大值不得！闲话少说，局势紧迫，拿上钱，立即就地隐蔽。不拿钱，你今天就不能出这门！”
曹靖华的一颗心几乎都要冲破胸膛跳出来了，他赶紧抱着钱离开了曾家岩。
在生死关头，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击中了曹靖华的要害，使他终生牢记心头。
注意倾听
全神贯注倾听就是最佳的恭维。想获得一个人的信任，没有比专心聆听他说话更快的方式了。
肯尼迪总统的国务卿迪恩·鲁斯克说：“说服别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你的耳朵——认真倾听他们的谈话。”因为善于倾听别人说话的人，一方面表示他尊重别人，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愿意向别人学习的态度。一个最优秀的谈话对象，通常不是话说得最多的人，而是具备最好的、最重要的交谈能力——善于倾听对方的观点、心声，甚至说教。
倾听是一种艺术，同时也是一种涵养，更是一种睿智。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自作聪明地打断别人的话，急于下结论、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做法不仅显得没有礼貌，还容易曲解说话人的意思，造成误解甚至误会。
其实，想获得一个人的信任，没有比专心聆听他说话更快的方式了。
周恩来与马歇尔在1946年的谈判是不多见的，这不仅因为这场谈判旷日持久，双方又有声望；更重要的是，这场谈判直接关涉战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在这场谈判中，周恩来以极其高超的沟通艺术维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表现出他不仅是一位极为杰出的外交家，是党中央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把握瞬息万变的局势、制订符合实际的策略、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领袖。
1945年12月22日，马歇尔飞抵重庆。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周恩来与马歇尔一共进行了60次会谈。
对于马歇尔这位美国特使，周恩来并不陌生。马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军参谋长，为赢得反***战争的胜利做出过杰出贡献，被美国人民视为民族英雄。为了阻止内战爆发，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中国共产党欢迎马歇尔来华并要争取他的同情和支持，尽量使美国在国共斗争中保持中立。
周恩来从长期统战工作的经验中认识到，争取马歇尔的关键在于设法说服他打消对中共的疑虑和误解。
23日下午，周恩来等人到马歇尔下榻的地方拜访。寒暄之后，双方的谈话进入了正题。
马歇尔说：“我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但非常乐于学习，以便了解各种情况。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我不仅要与政府方面会谈，而且要与各方面的人士会谈。美国愿意努力促成中国的和平，因为这不仅是美国的愿望，也是实现世界和平所必需的一个条件。为此，我十分愿意倾听中共方面的意见。”
周恩来则采取努力寻找共同点的办法，开始了他与马歇尔的会谈。这样做，有利于拉近双方的距离，更好地深入谈话。
他说：“我们非常高兴马歇尔特使能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特使刚才所说的精神是很好的。我们共产党人在战时和战后都是以这种精神来谋求中国的和平与团结。中国人民抗战8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已经14年了。目前又出现了战争状态，这是十分不幸的。当前，我们共产党所主张的就是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
周恩来的话无懈可击，马歇尔也点头表示赞成。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国化。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这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
但是，对马歇尔来说，除了想要了解中共之外，更多地是想要向中共灌输他们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所以，这次会谈大都由马歇尔发表长篇大论，谈美国对促成中国和平统一的设想。除去谈判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之外，马歇尔还向周恩来介绍了英美政治制度、军队组织原则和训练方法。马歇尔讲解得最为详细的要数英美军队不干预政治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他很想以此说服中共放弃军队。
对于这样一位能说会道又处在强势一方的谈判高手，周恩来没有展示自己的口才，而是低调地选择了以马歇尔为谈话中心，全神贯注地倾听马歇尔说。
全神贯注倾听就是最佳的恭维。一个那么能言善辩的人选择了倾听，马歇尔感觉受到了极大的尊重，自我价值感在上升，对周恩来的好感也迅速提升。
周恩来是说服的高手，也是倾听的高手。
他专注地听着马歇尔说，并不随便插嘴。他认真思考马歇尔提出的每一项建议，对那些具有实质内容的建议，他还提出简短的问题，以便弄清马歇尔提议的动机与要点。对马歇尔讲的重要观点周恩来还偶尔会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这样做效果很好，一方面表明自己在心无旁骛地倾听他说话；另一方面复述就是对这种态度的证明，同时也能确认对方表达的意思。这让马歇尔感到十分受用，使马歇尔对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发生了很大改变。
马歇尔后来在与外交家、曾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的谈话中坦率地说：“我曾与各种人物打过交道，包括伦敦的一些非常狡猾的英国人，但是没有一位比周恩来更聪明。”
动之以情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亲情是沟通艺术中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武器，周恩来用它动员各种力量参加新中国建设，没有不为之倾倒的。
亲情，是沟通艺术中最温暖也最有力量的武器，很少有人能抵挡住它的进攻。
感情丰富又懂得沟通艺术的周恩来常常在说服对方时动之以亲情，对方无不为之倾倒。
1948年，辽沈战役以全歼国民党47万军队、解放东北全境、我军彻底胜利而告结束。人民解放军接着做了以下部署：
华北第二兵团一部分兵力向太原挺进，第三兵团停止执行攻打归绥的计划，并令程子华、黄克诚部执行监视北平傅作义的任务。
命令徐向前部缓歼太原守敌，就地休整，待攻平津时再打太原，以防惊动蒋介石、傅作义，促其西撤或南撤。
命令东北野战军提前于1948年11月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
这样部署，既使傅作义在平、津、张、保继续徘徊下去，下不了西撤或南撤的决心，坐以待毙，又使我军完成对华北敌军的包围。这时，兵临城下，傅作义被歼便成定局。待淮海战役以消灭国民党军队55.5万多人、完全解放长江中下游江北地区而告结束，傅作义就只有“接受和平协议”一条活路了。
于是，从1948年11月中旬起，傅作义开始秘密同中国共产党接洽。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22日，傅作义就签订了北平和平协议。
在协议未执行之前，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飞抵石家庄，转至西柏坡。
周恩来接见他们，对傅作义说：“傅先生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避免了一场灾难性战争。”
想到以前是共产党的对手，傅作义有些尴尬地说：“我是有罪之身。”
周恩来明白傅作义的心思，他大手一挥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现在欢迎你与我们合作。”
接着，周恩来高兴地说：“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是在敌后合作打日本的。那个时候，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吗？”
听到这里，傅作义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连连说：“是、是。”
周恩来接着说：“原来准备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就可以在北平召开这样的会议。你可以参加这次会议啊。你既是有党派，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也是有代表性的。”
这段话说得很艺术：先高度评价傅作义的义举，避免了古都遭受战争浩劫；然后回顾抗日战争中傅作义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表明共产党绝不会忘记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再说傅作义对召开有关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贡献，并肯定他是有功将领，表明共产党奖惩分明的原则——为蒋介石打内战就是战犯，为人民幡然悔悟、立新功便是有功将领。解除了傅作义等人的疑虑，坚定了他执行和平协议的态度。
所以，傅作义在西柏坡待了两天，极受教育。临走时，他一再向周恩来表示：“你对我的帮助很大，我非常感谢你。”
周恩来说：“咱们从现在起，都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不要有顾虑，都可以提出来商量。可以找我谈，也可以找毛主席谈。”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是句俗语，是把傅作义看做自己人，表明对他的信任，亲切而又真挚。这句听来普通而又自然的话语却饱含着亲情，因而有着极大的感召力量。
傅作义不由得感激涕零！有了这句话，就是要他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所以，傅作义坚决地表示：“共产党让我做什么，一定努力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