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又谈到了改造的可能性：“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恐怕很难改造了。这种悲观的想法是不必要的。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有些比我们长一辈的老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甚至参加过戊戌变法，现在还要求进步。所以，我们对思想改造要有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周恩来的报告像是阳光照耀下的大海，让人感到心胸开阔，前景灿烂。对亲眼看到新中国欣欣向荣、迫切要求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事业中去的众多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有的人说：“听了总理的这次报告，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才有了认识，跟着共产党走前途远大光明。”
有的人说：“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尚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
还有的人则说：“周总理的报告时间虽长而听者不觉得疲倦。周总理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社会关系，听者莫不感动。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是最有效的。这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的要求，而且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进了思想改造的进程。”
当年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杨石先教授在20多年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还说道：“周总理的报告至今仍牢记在我的心里。总觉得他是针对我的思想讲的，他说的是那么真挚，那么中肯！”
着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中说：“前一时期的领导同志当中，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
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人人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他接着讲到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这次报告：“听众好些都是50出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因此，他就以积极而认真的态度投入思想改造运动。
推己及人
“我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推己及人，说服党的领导干部正确对待知识分子。
推己及人是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待人处事的最一般、最基本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在如何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偏差，一部分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对知识分子看不顺眼。
在批判《武训传》的高潮中，当一些人要求把已经相当过火的斗争还要“更大规模、更深入和更猛烈地展开”的时候，周恩来坚决不同意，他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我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
他还说：“我的家庭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我家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祖父到江苏淮安做县知事，家也搬到淮安。我家虽然没有买土地，只有一幢房子，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说话或者写文章如果不经过冷静地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既然如此，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那是困难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
是啊，既然我们共产党人自己的思想改造都有一个过程，推己及人，那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周恩来表示，如果知识分子对新社会不了解、不熟悉，甚至只“同情但不参加”，“这也是允许的”，“我们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
他还特别指出，“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他反对简单粗暴的方法，也不主张写什么“检讨”、“声明”一类的东西。他举张伯苓为例说：“张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
他又举了翁文灏的例子说：“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原谅他。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
他说：“有人觉悟得慢一点，也要把他们当朋友看待，互相学习。有一种人，他对新生事物要怀疑一下，观察一下。我觉得应该允许。怀疑并不等于对立。对立就是敌视新中国，这不能允许。在学习中，对某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的，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接受的。真理越辩越明，我们不怕怀疑。
观察一下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候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
周恩来以自己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宽以待人的精神、最直截了当的语言，指出了对知识分子思想转变必须靠自己觉悟，必须耐心地等待；不能动不动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以势压人。
当有人指出中国的科学家门户之见严重时，周恩来就说：“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工业发展的程度不高，社会主义传统不深。在共产党内，党员的出身和成分不同，也容易产生不同的思想。既然在共产党内也还存有门户之见，需要整风，难道在共产党以外的团体，在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之间就能够一下子很理想地团结起来吗？”
他说：“我们不能空想，不能凭主观，消除这些门户之见一定要经过一个自觉的过程。要面对事实，才能寻找出正确的方法来克服我们的缺点。一个科学团体中，人们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着不同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是很不容易聚集在一起的。共产党员过的是集体生活，在战争时期生活在同一队伍之中，而科学家是一小群甚至是极少的几个人在一起工作的，因此养成了各种不同的性格。科学家的良心、骨气是可钦佩的，但是科学家的脾气有时是很难相处的，这都是一定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我们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要了解生活环境可以影响脾气，既然环境变了，脾气也是可以改的。”
他反复强调，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对于搞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更是如此。他还举例说：“我曾遇到这样的医生，技术是第一流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脑子里有上帝，这并不妨碍他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我们家中有的老人也信鬼神，也还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嘛！这是可以允许存在的，是无法勉强的。有些老人终其一生而无法改变，带着迷信思想进棺材，但他活着的时候仍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影响他的作风，由于信上帝就要进教堂，或到吃饭时要默祷一下，有些同志对此也看不惯，斗一下，造成了社会上不必要的紧张和不安。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周恩来这种推己及人，摆事实、讲道理的沟通艺术，使大家豁然开朗，不仅看到了知识分子的缺点，也看到了自身的缺点，因而在帮助知识分子改造的时候，态度就谦逊得多，工作也顺利得多。
责己正人
在任何情形下，自我批评要比为自己争辩有效得多。“这怪我事先没有交代清楚……”先责己，后正人，人不得不服。
当我们对的时候，我们就要试着温和地、巧妙地使对方同意我们的观点；当我们错了，我们就要迅速而坦率地承认。这种做法不但能产生惊人的效果，而且在任何情形下都要比为自己争辩有用得多。
一天，周恩来和陈毅在上海和白杨等人谈话时，一位同志热情地说：“总理，您给我们写一本书吧！”
周恩来笑了笑，很爽快地说：“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又风趣地说：“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要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能如此谦虚，在场的文艺工作者无不为之感动。
周恩来是人，不是神。他一生中有过失误，也犯过错误。他对自己所领导的工作有了问题，首先自己承担责任，绝不诿过于人。
1953年，我国经济建设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职工群众劳动热情高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生产发展很快，全国工业劳动生产率有相当大的提高。但几年来职工工资增长却比较缓慢，部分职工的实际工资还有所下降。为此，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委召开的一个有31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一开始就说：“我今天是来负荆请罪的。”
这句话使到会同志感到意外和震动，不理解周恩来为什么这么说。周恩来接着说：“生产发展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而职工工资没有相应增加，甚至下降了，作为总理我是有责任的。”
到会的同志这才理解他话中的含义，都为周恩来这种对人民极端负责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深深感动。
周恩来常说，一个领导者应该经常反省自己的缺点，努力克服。他主张“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
有一年五一节前夕，周恩来在听取北京市治安情况的汇报时，听说前一天发生了电车被烧的事件，他立即询问在场的同志到过现场没有，结果大家都说没有去，周恩来立即带领同志们赶往现场，细致查看，详细深入地了解情况。归途中，周恩来沉痛地叹道：“我们这一车都是些官僚主义啊！”
简单的一句话，把自己同样放在受批评的人员中，字字千斤重！这比单纯的批评对方效果好得多，当时在场的同志无不深受教育。
20世纪0年代中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与中国签订了中德友好互助条约。在他访问期间，周恩来曾召开国务院会议，报告两国总理会谈情况。会前，周恩来嘱咐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今天的会议不要报道。
第二天，周恩来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报告。会议决议，特命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与德方签订中德友好互助条约。会议结束后，记者照往常的做法发了一条新闻。
按照国际惯例，两国签订条约要经双方约定时间同时公布。现在条约尚未签订，我方在消息中已经透露了中德两国即将签订条约的事，这是对对方的不尊重。
周恩来在第二天阅报时见到了这条消息，便立即打电话给陪同民主德国总理到沈阳访问的中国同志，请他向客人表示歉意。
下午，周恩来把有关领导和记者都召集到了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开会。他把这条错误报道作为“麻雀”进行解剖，以便从中吸取教训。
他听了记者写稿子经过的汇报后，先作自我批评说：“我在国务院会议上提醒了记者，却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没有向记者作交代，这是我的疏忽。如果说要追究责任，首先要追究我的。”
当事记者听了深受感动，内疚不已。
周恩来接着指出了这条新闻错在什么地方，错了会造成什么影响，并说：“报道有关我的重大活动应该先告诉我一下，不是我这个人要如何，而是出了错误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坏影响。”
同时，又对新华社领导人、总理秘书和其他同志说：“在这件事情中，你们也要承担责任，接受教训。”
大家听了周恩来的批评，既认识到了错误的严重性，又不觉得委屈，都感到上了一堂生动、深刻、形象的如何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教育课。
因为周恩来并没有简单地训人，在批评对方的时候把自己摆进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用，意见虽然尖锐，但态度诚恳，对方容易接受，批评的效果当然好。
发这条新闻的记者咀嚼着周恩来的话，不由思潮翻滚：“总理啊，本来是我们当记者的过失，您却首先设法代为弥补，继而在批评中首先批评自己……”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之情，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1954年4月，周恩来以总理兼外长的身份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