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里，哈军工革委会和造反派强行把沈毅押送回原籍武进县沈家大屋村。年迈多病的老人无依无靠，在生产队里被监督改造，从事打草喂猪等重体力劳动，沈毅的儿女寄来的生活费竟全让队干部扣下私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沈毅要求到北京找周总理申诉。当然，这只能是老人的幻想。第二年，哈军工革委会宣布沈毅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一纸空文对当地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力。
1969年12月29日，贫病交加的沈毅怀着无限悲愤离开这个世界，终年75岁。
“文革”后，沈毅当年的四野老首长萧劲光曾有意为沈毅案平反。由于斯人已逝、年代久远、案情复杂等多方面的原因，此事没有进行下去。
沈毅是特殊时代的悲剧人物，至今，传奇专家沈毅仍然笼罩在厚重的历史浓雾之中。但是，他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刘君杰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军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各军兵种院校，唯独防化兵还是一个缺门。1950年11月，全军第一次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结束后，军委军训部部长萧克立即向周恩来写报告，建议马上成立化学兵学校，然后加强该新兵种建设。
12月2日，周恩来批示“原则同意”；12月11日，毛泽东批示“照周所拟办理”。从此，中国防化兵学校的创建工作拉开了序幕。
防化兵学校先在四川江津落脚办校，1951年3月，在破烂的民房中正式开学，萧克向聂荣臻推荐张乃更为防化兵学校第一任校长。张乃更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是个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考验的老干部。在化校的领导班子中，校务部部长刘君杰是个独当一面的得力干部。
刘君杰是河北省永清县人，1912年出生，1938年8月参加革命，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自古燕赵多壮士”，刘君杰身材魁梧，是个典型的燕赵大汉。多年的戎马生涯养成他职业军人的果敢和刚毅，同时又心细如发，爱兵如子。
江津校址是一片荒野，办学条件实在太差，三个月后，军委决定把防化兵学校校址迁往北京附近。
刘君杰带着留美老专家、原国民党新兵工署化学兵司司长汪逢栗等来到北京昌平勘察校址。他们在燕山东麓的阳坊驻足，抬头西望，只见怪峰突兀，山巅处一块巨石如展翅欲飞的雄鹰，故此山被叫做“石鹰头”；大山脚下是一片砂石漫漫的河滩荒地，人烟稀少，是个建设防化学校的理想之地。在刘君杰的带领下，数百名从江津迁来的年轻军人在河滩上安营扎寨了。
刘君杰亲自指挥基建，有人向他反映民工在“石鹰头”顶峰取石，“鹰头”已伤痕累累。刘君杰立即指示停止在“石鹰头”取石，保护这个风景区。他又要求在施工中尽力保护大树，于是刘君杰为防化兵学校留下了“鹰头胜迹”和一片绿荫。
到1952年年中，在荒草丛生的山洼洼里，防化兵学校拔地而起。
1955年春天，军委决定成立防化学兵部，调张乃更负责兵部筹组工作，已升任化校副校长的刘君杰主持校务工作。为了培养化学兵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兵部决定在化校筹建防化工程系。同年夏天，刘君杰奉张乃更之命北上，到全军公认的培养国防科技人才的摇篮哈军工取经。见过刘居英和刘有光以后，刘君杰一行人由徐立行陪同到各个系里参观。刘君杰在哈军工住了一周，向徐立行虚心请教了哈军工的教学组织、计划与实施方法。他怀有一种“朝圣”之感反复思考，比起哈军工，化校实在是太小了点，而由防化兵部独立成立一座高级的防化学院，似乎还没有条件。
刘君杰带着对哈军工的种种良好印象到了大连，当时张乃更正在大连准备参加抗登陆作战演习，刘君杰汇报了参观哈军工的情况。两个人一致认为，只有“背靠大树好乘凉”，先在哈军工这个摇篮里培养出防化专业的高级人才，今后才有可能独立建立防化工程大学。这几年，化校多次选送文化程度达到大学本科的学员和教员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地方重点大学借读或进修，实践证明这种借助别人的力量来提高自己教师或学员水平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1957年11月，防化兵部从全军防化干部中选调了40余人，经考试合格后，送哈军工插入预科学习。
1958年，军委改变拟在兰州建防化学院的计划，决定先在军事工程学院开办防化工程系，依托哈军工的基础教学力量，先把基础教学搞起来，为开设专业课做准备。
这是加快防化兵建设的一条捷径。1月28日，防化兵部张乃更主任和毕庆堂副主任致函哈军工，对学院在筹建原子化学防护系方面给予的积极支持表示感谢，并委托军工学院选配科主任。
在春寒料峭的3月里，刘君杰率领100余名最优秀的防化专业技术干部到达哈军工。谢有法和刘居英热烈欢迎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
“今后咱们是一家人了，”刘居英握着刘君杰的手说，“学院已正式决定，防化工程系为哈军工第六系，你们都是六系的开系元老啦！”
院党委专为组建防化系的问题开了几次会，分析了目前的主要困难是人员不多，力量单薄，如果马上正式建系，连日常的工作都难以应付，因此决定暂不设系，先在炮兵工程系内开设七、八、九三个专科，待条件成熟后再正式建系。
为了早日培养出毕业学员，学院从装甲兵和导弹两个系调拨专业相近的两个学员班改学防化专业，从当年下半年开始上专业基础课。1957年冬，进预科的40名调干学员也于1958年秋冬学期转入防化本科。
9月，学院任命刘君杰为炮兵工程系副主任，具体负责防化工程系筹建工作。新成立的防化三个专科设置了化学、机械、原子等五个专业，五个学员班共100多人。
哈军工为三个防化专科配备了得力干部，协助刘君杰工作。刘君杰是个公而忘私的人，为了防化专业教育，他日夜操劳，并面见陈赓院长，聆听教诲。从机构建立到教育计划、实验室建设，他都深入实际，逐项落实；又经常奔波于北京和哈尔滨之间，调教员、购设备。他作风深入，严于律己，待人和蔼可亲，在干部、教员中威信甚高。防化专业要在三年中走完哈军工其他系八年走过的道路，困难相当大，特别是专业教员很缺、教材不足，从化校来的干部、教员要在哈军工安家落户，婆婆妈妈的事都要他操心。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大跃进”年代，他尽全力保证教员的备课时间。凭着对党的教育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的忠诚，刘君杰带领大家团结奋斗，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1959年底到1960年初，奉总政指示，哈军工开展了“批彭黄反右倾运动”。各单位自上而下逐层寻找批判的对象。七科骨干教员赵国辉被党支部牢牢锁定，因为赵平时讲过对大炼钢铁和教改、勤工俭学一些不满的话，于是夜以继日的口诛笔伐朝他猛袭过来。五天批判会开过后，科主任宣布给赵国辉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还要给他党内处分，可把赵国辉吓坏了。过了些日子，再没有人提这些事，仍然让赵国辉工作，组织生活也照常参加。赵国辉好生奇怪，很久以后才知道，原来是刘君杰在系党委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反对给赵国辉处分，更不同意科里宣布给赵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他把那个科主任找去，虎着脸冷冷地质问道：“你这样整，把我的一些骨干教员都整掉了，我今后教学靠谁？防化系还建不建？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要全面理解和掌握知识分子政策嘛！”
那个科主任面红耳赤，诺诺连声，再也没有整人的劲头儿了。
1959年11月，陈赓院长向军委提出调整哈军工的建议后，军委要求必须在1960年暑假前建成防化系。刘君杰加快了工作进度。
1960年3月，总参防化学兵部部长张乃更少将来哈军工炮兵工程系检查防化教学工作，与刘君杰一起研究建系后的干部配备问题。
6月，在院办大楼（1号楼）里，防化工程系正式成立，刘君杰为系主任兼防化兵工程学院筹委会主任，赵阳为系政委，李民为系副主任，全系各部门的干部也基本配齐。到1961年年中，防化系完成了80%的开课准备，又从防化兵系统调进女教师钟玉征等一大批优秀教员，同时招收了500多名新生。中国防化高等教育事业在哈军工这块热土上孕育了4年，终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0年6月8日，根据国防部的命令，刘君杰晋升为大校军衔。
1961年上半年，系里准备搬家，刘君杰布置教员们在搬迁前把主要的专业课教材编写出来。正是饿肚子的年月，教员们白天要给学员上课，做搬迁准备，编教材只能饥肠辘辘开夜车了。刘君杰千方百计给教员发一些黄豆，保护教员们的身体。几个月的日夜苦战，系里搬到长春时，他们的教材已铅印出来。
刘君杰家有八个未成年的儿子，在大饥荒之年，孩子们总也吃不饱肚子，他和爱人江涛苦苦支撑着这个家，生活相当艰难。因为饥饿，这位一米八的大汉面黄肌瘦，浑身浮肿，却乐观地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压力。为了防化系的成立，他像一头披荆斩棘、默默耕耘的拓荒牛。刘君杰不愧是中国防化高等教育事业的创业功臣。
1961年8月，防化系迁往长春，1000多名干部、教员和学员分两批在刘君杰的带领下夕发朝至，77节车皮也顺利安全抵达。搬迁中防化系多带了点实验桌柜和绘图板，刘君杰在搬迁工作汇报中还专门为此向哈军工做了检查。
启程时，刘居英院长到火车站与刘君杰等系领导和教员们握手道别，他和钟玉征教员开玩笑：“你还想不想回军工呀？”钟玉征笑答：“怎么不想？军工是我的娘家，想回就回！”大家一齐笑了起来。
1962年6月，防化工程学院的领导班子配齐，欧阳家祥任院长，刘君杰任副院长，浦通修任政治部主任。
他们在长春市康平街胜利公园后面的第二政治干校落脚，最大的问题是房子太少，不少教授只能分到8平方米的小屋住。
防化学院以哈军工为榜样，坚持以教学为中心，迅速走上轨道，主管教学的刘君杰下大力落实高教60条、科研14条。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里，他再一次逆潮流而行，不派教学骨干下农村，而是留在学院里编写教材。在长春的几年，他亲自抓科研，为我国核武器试验研制重要测量仪器，光荣地完成了军委赋予的试验任务。但是，好景不长，“文革”的风暴把这所大学摧垮了。刘君杰自然躲不过这场浩劫，和院领导一起成了“走资派”，身心受到严重的打击。像钟玉征这样的模范教员也被批斗，下干校当炊事员、养猪、种水稻，空耗十年时光。
1973年8月，刘君杰奉调河北省军区，任副司令员，直到离休。
1992年2月5日，刘君杰在石家庄逝世，享年80岁。
黄景文
黄景文，广东惠阳人，生于1914年1月26日。父亲黄伯群是留学日本的热血青年，早年参加了同盟会，当过孙中山的秘书。1931年，黄景文从香港一所有名的英文中学英华书院毕业后，面对东洋鬼子的侵华野心，毅然从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黄埔海军学校，学习舰长指挥专业。翌年，他秘密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读书会”，接受马克思主义。
1936年，黄景文毕业留校任教官，他一直在积极寻找党组织。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暗中资助几名学生北上延安。1938年，国民党发现了黄景文的革命活动，正欲抓捕，他只身逃出险境，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广东地下党的指示下，共产党员黄景文参加了滇桂黔边区抗日武装的组建。抗战八年，作为粤西抗日老一团的团长，他带领部队出入深山老林，坚持敌后游击战，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他的部下们不仅佩服团长的智勇双全和百发百中的枪法，更敬重他爱兵如子的高尚品格。部队时常缺粮，只能喝粥，饭做好后黄景文亲自掌勺，他自己永远是最后一碗。往往最后分光了，黄景文就倒点水刮锅底，用涮锅水充饥。老一团的干部和战士都熟悉厨房里传来的刮锅底声，那声音总是让大家热泪盈眶。
抗战胜利后，中共香港分局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精神，指示黄景文所部进入越南休整。其间黄景文帮助越南同志建军，培训越南人民军干部，所以黄景文和胡志明等越南党政军领导人关系熟稔，情谊甚笃。
解放战争开始后，部队奉命归国，老一团向滇桂黔方向发展，不久黄景文升任滇桂黔纵队参谋长，当时纵队已有正规部队四万五千人、游击队十万人。陈赓兵团进军云南时，滇桂黔纵队与大部队会师，配合二野四兵团解放昆明，从此黄景文就成为陈赓的部下。陈赓奉命进入越南时，黄景文主动请缨：“我去过越南，情况熟。”在越北前线，黄景文被陈赓委以重任。他出生入死，克敌制胜。有一次他的掩体被炮弹炸塌，险遭不测。越北抗法战役后，胡志明主席曾两次向陈赓提出，要把黄景文留下来。陈赓笑笑，婉拒道：“老黄回国还有任务呢。”
黄景文有战功而不自傲，洁身自好，淡泊名利，本来是军职干部，他却热心筹办军校，甘愿到军区军政大学当个副师职的教育长。这些都给陈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朝鲜战争爆发后，陈赓率志愿军三兵团出国作战，特别点名黄景文随行，在兵团司令部担任领导工作。1952年夏，陈赓归国筹建哈军工，黄景文是陈赓的重要助手之一，他代表陈赓南下沪宁，在选聘专家教授的工作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