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氏祖籍浙江西安县（浙江西安县，清代属衢州府，民国元年改西安县为衢县）。落籍丽江的一世余调元，字号羹梅，清咸丰丙辰六年（1856年）出生于原籍。其父余子虔为补用知府，任云南路南州知州，其叔父余子铮为云南云龙州事。
余府可谓官宦人家。羹梅先生自幼十分聪慧，恪守孝道，“秉性爽明，读书即了，大义有不居人后之志”。但由于家父远在万里滇云宦游，羹梅只有全身心在家中伺候老祖母，尽赡养之责和主持家务。同治癸酉十二年（1873年）与羹梅相依为命的祖母驾鹤西去，先生虽年仅17岁，替父担当孝子，按旧礼隆重地安葬了老夫人，深得邻里赞许。祖母的离世，生父、叔父因身在天涯，鞭长莫及，顿时，年少的先生成了单丁独户。家境日趋况下，亲朋好友劝羹梅弃学从商，以图生计。
当父亲遥知羹梅要步申（不害）韩（非子）经商之尘，寄书信竭力劝阻。至此先生还是坚持寒窗苦读。此间羹梅已到成婚年龄，娶金陵（南京人）颜氏为妻。
新婚宴尔，卿卿我我之时，忽接叔父从云龙寄来飞函，告知父亲余子虔故于任上，噩耗传来，羹梅先生火速赴滇料理父亲后事并来办理补缺的事宜。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送走父亲，叔父又离去。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内，就送别了三个亲人。只有羹梅孤身在异乡奔波生计。
光绪年间，先生到云南后，从事普济堂（今民政救济）和地方厘务（税务），任晋宁州督捕厅，继后任鹤庆州督厅。羹梅先生的女婿和庚吉在羹梅先生墓志铭写道：“迹公生平所遇，逆多顺少”。很是贴切。一波未了，又袭来更大的恶浪。
娇妻颜氏生下小女葆贞就撒手人寰。随后余公继娶张氏，生二男：余均（号伯平）、余恂（号仲斌）。此时余公之女葆贞嫁给和庚吉（1864-1950年，丽江人，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辛卯赐进士，任兵部主事，授中宪大夫），余公就暂寓居女婿之处。光绪末年，余公与致仕还乡的女婿和庚吉在丽江古城合办“福兴当”当铺（“福兴当”于1915年改办“丽日升”商号）。正在茫然不知所措之时，打击又接踵而至，张夫人又丢下均、恂两幼子走了……羹梅先生又纳妾廖氏，生二女。
此时的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维新变法、义和团、孙中山革命风起云涌，先生作为满清官吏人家出身，自己也是旧朝小官吏的人，困惑、徘徊、无望是显而易见的。在茫茫的宦海里挣扎奔波数十载，感慨万端，哪里是落脚栖身之处呀？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余公作为旧员辞了公职。次年，就在狮子山东麓建余宅，从此落籍丽江。这就是余府楹联“传家旧托仙霞岭，卜宅新依光碧楼”的由来。
余公卜居丽江古城后，其长子余均（伯平）娶舒氏，次子余恂（仲斌）娶赵氏，育孙钟尧。羹梅先生于民国七年戊午（1919年）在丽江古城余府去世，享年62岁。人们评价羹梅先生：“处之泰然，勤俭持家，恭敬饬已，凡交接礼无或彝，有古君子之气概，”“不是已而为方，不徇人而为圆，如珠朗若，如玉温然。”
花马儒商播清芬
羹梅公逝世后，长子的伯平先生（1895-1970年）主持了“丽日升”。经营山货、药材、绸缎、布匹等商品。坐镇丽江，运筹帷幄，辛勤地指挥着茶马古道上“丽日升”的商务活动。为人忠厚、心地善良的先生除熟悉地经商外，还积极进行公益事业，铺设了余府北至黄山上段，南抵白马龙潭的五花石路。新中国成立之初，伯平先生主动捐献黄金、银圆，积极支持新生的政权。为减轻政府因城市居民待业和失业的压力，他与赵仕明、李战等四家合股办玉龙铜厂，还与赵紫垣合伙儿开办合群纺织厂，并踊跃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将自家的房产和资本入股参加公私合营。由于伯平先生是位追求进步的儒商，所以，党和政府一直把伯平先生作为统战人士。在1970年“文革”期间他受到不公的待遇和非人的迫害，被遣送到白沙玉湖村劳动改造，年迈的伯平先生到玉湖村50天后，饮恨吞声，无望地离开人世，享年75岁。在那个非常时期，连子女都无法送父亲最后一程，仅有那相依为命、孤苦伶仃的老伴和凛冽的雪风为他送行。那是什么日子呀！
较伯平先生小四岁的羹梅公的次子仲斌先生（1899-1957年）自幼聪慧好学，性格豪爽，思想活跃，富有开创精神。1924年仲斌先生就读于丽江联合中学。受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影响的仲斌，思想追求上进。1927年以优秀成绩的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预科。与陈可轩、和志钧、和志坚、方国瑜、王子骥等属纳西族赴京就读第一代大学生。旅京读书期间，多次参加过反帝、反封建的活动。目睹旧政府的腐败无能，树立了实业救国的信念。他在此期间患病，只好返乡休学疗养。回家后，与伯平长兄商议共谋发展商业之大计。随后于1928年在昆明开设“丽日升”商号省庄。伯平在丽江，仲斌在省城，开始了两兄弟携手经商的生涯。
仲斌先生自1928年旅居省城至1949年解放的21年间，“丽日升”不但秉承了丽江老号重信用的传统，经营山货药材，而且极大地拓展了经营规模和范围，并把经营触角延伸到了沿海地区，从事社会服务业、娱乐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外贸和实业（制糖、烟草、化工、酒精）等经营。仲斌信息处理果断，抓住军阀混战趋于平静，市面呈现出繁荣的机遇，把省城“丽日升”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兴隆。仲斌先生把商业扩展到经济发达的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由于仲斌受过高等教育，看到新兴的社会服务产业很有发展前景，从越南海防购进了四十多辆人力车，开办了“兴业人力车公司”，改变了省城昆明骑马坐轿的落后状况。思维敏捷的仲斌先生，前卫地看到，作为省城的昆明，文化娱乐业单调疲乏，在金碧公园组建了“民乐戏院”，并亲自到上海购置戏装行头，聘请知名戏班到云南演出，开了京剧戏班来滇演出的先河。
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或封锁，云南的战略地位凸显。滇缅公路开通后，仲斌先生又敏锐地抓住这一商机，自己开设“丽华汽车公司”，开始了往返昆明——下关——畹町的交通运输。他从一辆汽车起步，后来发展到了十余辆卡车。在滇缅公路的货物运输中，仲斌先生事业的发展颇为迅速，不但还清了先前的债务，还积累了可观的资金。仲斌先生能这么娴熟地经营运输业，不能不说得益于经受住了1931年经济大萧条的严峻考验。在此期间，许多商号纷纷倒闭，他所经营的事业，也和昆明商号一样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仲斌只有到云南汽车公司供职，任营业部主任。利用这个机会，他刻苦钻研汽车的各种技术，成为汽车维修保养的行家里手。机遇只会惠顾有准备的人，经过经济大萧条磨砺的仲斌先生嬗变了，由于有了技术的保障，有了力量的储藏，他的步伐更趋于理性，事业有了质的飞跃。其间，1944年“昆明市银行”成立，他任营业部首任主任，不久任副经理，同时兼任“永丰银行公司”襄理（旧时较大的金融企业中协助经理主持业务的人）。由于他在经营金融方面，业绩骄人，为省城金融界瞩目。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可以有所借鉴启迪。在危机面前，只要我们大家刻苦地练好内功，瞄准市场产品结构转型换代，就会有新机遇的到来。
在取得如此辉煌成绩的时候，仲斌先生并未止步，而是乘势而上，眼光更远大。20世纪40年代中叶，他与别人合资开办了“云丰商行”和“西坝猪鬃厂”经营猪鬃出口外贸，此时又独资开办了“东大陆烟草公司”，烟草事业成就喜人。
为了实现年少时立下实业救国的理想，他于1947年进入实业界，任“恒通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公司所属的“盘溪糖厂”和“恒通酒精厂”上，取得的成绩让人羡慕不已，真可谓有志者立长志矣！
“花马儒商播清芬”，是古城人民对余家的赞许，余氏也不愧这样的赞扬。余氏落籍丽江后，溶入于纳西人中，以丽江人为荣，时刻都想着为家乡多做好事，多办实事。20世纪40年代丽江旅昆同乡会选仲斌先生为会长。作为会长，仲斌先生时时都把搞好丽江同乡的工作挂在心上，每年旅昆的纳西同乡都按期聚会，畅谈手足之情。我们从当年发生的一件事例，可见仲斌对家乡感情深厚。此时抗战南迁的中央刊物《朝报》刊载了肆意攻击侮蔑纳西妇女的文章——《摩西妇女三部曲》，引起旅昆纳西同胞的极大愤慨，同胞们一齐到报馆讲理，仲斌和杨超然先生直接向报方提出严重抗议，轰动了省城。后来报馆馆长王公弢迫于公愤，公开向纳西同胞认错赔礼，抗议才偃旗息鼓。这次向《朝报》伸张正义的行动，在余、杨两先生领导下，维护了纳西族同胞的尊严，展示了纳西同胞团结的力量，也得到了省城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同情。
“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支持抗战”是当时政府的号召。此时全国知名人士大批南下聚集昆明，艺术家们为了支援抗日前线，纷纷拿出自己的书画，开展义卖活动。
国画大家徐悲鸿在昆明举办劳军义卖画展，深明大义的仲斌，利用自己在省城的声望，动员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参与，自己也不惜出高价购买了徐先生的画作。这次后，仲斌与悲鸿先生结下了深厚感情，往后徐悲鸿先生有困难时，仲斌总是给予许多帮助。此时，仲斌先生还收购了不少名人名画。为了边远的家乡父老乡亲，拓开艺术视野，并得到艺术享受和熏陶，他与牛文伯、赖敬庵商议，在所有的名画中，挑选数十件精品，派杨子创先生带回丽江举办画展义卖。杨子创在家乡举办的画展义卖非常成功，名画被古城的富庶人家抢购一空。这也是古城第一次艺术品义卖。
知恩图报是余家的家风。事业发达后，只要对家乡有利的事，余家从不吝啬，可说解囊相助，竭尽全力地满足。为改善丽江家乡学子的学习条件，伯、仲俩先生以父亲羹梅的名义向丽江省中、县中、县图书馆捐献达十万多册书籍；在黄山幼儿园捐款建“羹梅堂”并捐献大量的设备；为白马龙潭小学购捐土地兴建校舍。这些善举，得到了时任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的肯定，赐予褒奖匾额“兴学育才”。
“上善若水”又是地方官绅对余家的表彰。丽江古城民房消防条件差，仲斌先生自省城购置了成套的消防设备器材捐献给家乡。1936年，“仁和昌”赖耀彩修建石鼓冲江河铁索桥，余氏斥资予以大力支持。茶马古道上，有条横亘于滇藏之间的澜沧江，马帮仅靠一根溜索往来此间，十分危险，人畜坠落江中的惨状时有发生。1946年“仁和昌”斥巨资建设澜沧江铁索桥，当仲斌得知此事后，立马出资出力，并主动承担了从香港购买和运输钢缆的重任。经过千山万水，克服重重困难，钢缆终于运抵大桥工地，为澜沧江大桥的建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余家不管是丽江还是昆明的商号，雇员也大都为丽江家乡人。只要父老乡亲求生计来谋职，视其能力量力而用，并当作自家一分子，没有主雇之别。记得一句名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伯、仲兄弟做的好事、善事，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由于余家的以诚相待，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时期，曾在丽江和昆明的“丽日升”当过店员的张忠荣、年福田、张敬全、张汝云等，每到中秋、春节，掌灯时节借着夜幕，都要到余家探访伯、仲先生。余家人从自家花园的苹果树摘下苹果，围着火盆，招待这些“家人”，叙说今昔。在余家求过生计的，无不说“余家好人”。
1949年云南解放，仲斌先生深明大义，率先售出昆明所有资产，解决清退问题，除还清了所有欠账外，还将所卖房产的2万元款额中的1万6千元直接汇回丽江支持政府。由于表现积极，他被选举为五华区人民代表。天命之年的仲斌，对社会主义建设怀着极大的激情，凭着他敏捷的市场洞察力，与他人组建了华西炼油厂，在煤焦油中提炼轻、重油和沥青。后来调整产品结构，生产玻璃器皿，逐步发展为西坝玻璃厂。1957年，仲斌先生因肺病感染，久治不愈，卒于昆明，享年58岁。
钟灵毓秀承家风
余氏家族如今人丁昌盛，分布于昆明、浙江等地，但余氏后代始终将丽江古城作为自己的老家，始终把自己当作纳西族的一分子，人人都是国家建设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