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年过半百的父亲当了文工队队长后竟身背行李道具，带领一支宣传队翻山越岭，蹚水过河，走村进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们演唱《国际歌》、《国歌》、《东方红》，演出《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他从写剧本、当编导到登台表演，无所不干，有次，他一天一夜就赶写出领导要求的剧本《打垮美国野心狼》。1951年11月，他调到县农协创办《翻身》报，同时参加土改工作领导小组；1952年调县文教科，组织创建丽江电影院；1954年7月成为丽江县新成立的文化馆首任馆长。文化馆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配合县委政府开展工作。他曾根据需要，扩建黑龙潭、建设吉子水库，同时也修复了被毁的得月楼。1956年，省文联派专家专程考察东巴文化，父亲陪同考察团到宝山、鸣音、大具、巨甸、塔城等地，回来后向县委提交了报告，提出应系统整理和保护东巴文化及文物，只因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所限而未能顺利开展。57岁的父亲，在1959年的水利建设中表现突出，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当时的生活条件那么艰苦，工作又那么繁忙，然而他干一行爱一行，行行出成果。
1959年，在国庆十周年来临之际，云南省委决定举办大型《国庆十周年献礼作品展》，丽江县委积极响应，徐振康书记亲自担任创作小组组长，使当时丽江选送的作品居全省第二位，父亲、和在瑞、杨绍书、桑小之、舒自宽等人都得了奖。父亲反映水利建设的《造福千秋》受到时任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的赞赏，在各种会议上给予高度评价，并号召全省艺术工作者向他学习，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创作出大量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尤其是他反映红军长征途中勇渡金沙江的一幅《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山水画更是得到省委的极大重视，这幅画后来被放大成巨幅画卷悬挂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的墙上，成为镇厅之宝。
父亲在刚完成创作云南厅展品的任务后，迎来了丽江成立纳西族自治县的喜讯，他当选为首任副县长，分管文化教育工作，还继续兼任文化馆馆长。
父亲在分管文化教育工作之后，对全县多数中小学进行调研。他带着行李到各地学校，亲自到课堂听课。为了不影响上课，只在晚上才与老师交流、指导，与师生同吃同住，甚至还参加校园劳动。这样深入基层的调研视察活动，对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在当时交通不便、生活条件极差的时期，对一位59岁的人而言是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由于父亲把全身心都扑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上，除我上幼儿园时能经常看到他外，平时我几乎见不到，直到他让我跟着去白沙跟他临摹壁画时可以听他使唤当义务工，我才有机会天天见到他。我在那里听到白沙一位农民讲：“有次连续下阴雨，我们几个人在地里劳动，因湿了衣服就跑到琉璃殿拆了几根旧木头烧起大火，边取暖边烤衣服。突然，你爹带着另外两个人进来连吼带叫：‘谁让你们在这里烧火的！’平时我们知道你爹很平易近人，那天简直把我们吓着了。赶快一起灭了火。当他看到被火烧剩的木头上有雕刻的文字和图画之后，气得胡子直抖，眼泪都掉下来了。我们哪里知道这些破庙墙上的壁画和烂木板有那么重要！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烧掉的是重要文物，见到你爹都不好意思呢。”我知道那位农民说的烧火的那天晚上，父亲就连夜写报告同时给县委和省委，要求保护好珍贵的壁画及文物。省委很快就派来专家临摹这些壁画，父亲当然也陪同参加了临摹工作。所以，对于这又一次的临摹，我曾经问过父亲：“以前你不是和省里来的专家一起临摹过吗？怎么这次又来搞同样的工作？”他说：“你以后才会明白，我们丽江的白沙壁画和东巴文物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上次临摹的都送到北京、昆明去了。这次是为了本地也需要留下资料，同时还得培训一批懂得专业保护知识的人才。而政府目前没有经济能力搞保护、办培训班等事。正好在放暑假时让美术老师也在实践中提高一下技能。”听了父亲这番话，我才恍然大悟，他真了不起，他是为了保护本县的文物古迹和珍贵的资料，培训人才，为政府节约资金。这真是“一举数得”的好办法呀！
他不仅带领美术工作者临摹壁画，还组织文化馆写作人员并聘请几位学者，委托张汉槎、张福田、和光具体负责，对丽江县内历代丰富而从未整理过的数万册藏书进行整理。与此同时，他对中小学师资培训、学校建设也毫不放松，组织歌舞团下乡，收集民歌民谣，恢复丽江古乐演奏队伍等。
有知识、有远见的徐振康书记针对东巴文物濒临绝灭的情况，曾与父亲探讨保护东巴文化之事，两人都深知这件事的重要性，但在当时这是冒政治风险之事。
1957年反右时，赵银棠就是因为翻译发表东巴经而失去教师资格，并被送去劳改农场。面对这样的政治风险，徐书记不顾个人安危，果断表态：“政治上我负责，工作上周老挂帅！”有了这样的好领导，父亲干劲十足，年已六旬的他还亲自随马队走村进寨，搜集到数万卷东巴经及文物，聘来和芳等老东巴，从学校调来赵净修、和积善、周耀华等人，在文化馆内成立东巴文化研究室，父亲以县政府的名义发函去请方国瑜教授回乡帮助指导，因当时方教授正在缅甸、滇印国界进行考察，于是他推荐并请来在京的周汝诚教授到丽江整理翻译东巴经。此时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极其贫困，一些领导同志不了解这些工作的意义，会上反对，甚至是谩骂的都有，多亏县委书记徐振康坚持真理，坚定地支持了这项工作，才使我们纳西族的东巴文化成为国际上着名的文化品牌。
1962年初，“全国第四届美术作品展”巡展到昆明，正值云南省文化代表大会在昆明召开，父亲当选为云南省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理事、云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同时成为全国美协会员、理事，并调入省文联工作。徐书记亲自进北京请回周汝诚来接替父亲，搞东巴经的翻译整理工作。
1962年5月1日至3日，省委要求父亲在昆明举办《周霖画展》的300多件作品开始预展，由时任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省长赵健民亲自审查后，有260件作品通过，5月4日正式展出。美协秘书长建议标价出售，以文养文，父亲一生谨慎，有些顾虑，秘书长高德林请示省委后得到支持，父亲还一再建议画价不要标得太高，应让广大工农群众买得起。谁料想画展不到三天，多数展品都已贴上“已售”标签，不少作品还被重订，向父亲预订的单子写满了十来张信笺纸。
在昆明展出时，父亲接到省委通知，要他陪同陈毅副总理、黄镇副外长及几位首长观看他个人画展，得到“画得很好”、“内容和形式都好”的称赞。在休息室，他们接见父亲时，还让他坐在陈副总理身边，陈副总理亲切地问了生活情况、创作过程，并鼓励他，给他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指示他要以丽江地区作为文艺活动的基地，随时回到丽江多画纳西族的新人新事新面貌，多画玉龙山、金沙江的雄伟山川，努力为地方服务，要多画边疆……当时父亲在家信中写道：“……陈老总在百忙中为了看我的画及接见我，竟付出了一个半钟头宝贵的时间……”；“黄镇副外长请我吃晚餐，之前要同我合作一幅画……这三四个钟头，我简直激动得平静不下来。听说陈老总看画回去后还几次高兴的夸奖我。”“我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骄傲，我要一切听党的话，更虚心、更努力地干下去。希望你们好好地做人，从各方面多多支持我。”
1963年9月3日，父亲乘省委阎书记的包机到北京参加个人画展，并作为云南民族参观团副团长参加国庆活动。这次周霖进京个人画展是在中国美术馆刚刚落成后的第一个个人画展，是中国少数民族画家中第一个进京办个展的人，是云南人第一次进京举办个人画展。9月12日内部预展时，陈毅副总理亲自主持审查，黄镇副外长、文化部、民委、美协的领导，云南的阎书记、郭超副省长都看了预展。陈毅副总理认真看后对大家介绍说：“周霖是个少数民族的好画家，光明磊落，我在昆明一看就喜欢上了……”当他看到周霖的《乡邮员》、《架涧槽》、《纳西族劳动妇女组画》、《活水长流》等表现水利建设及劳动人民的场面时又说：“好！才几个月，就有这么多新作，十几幅，速度好快哦……”9月13日，画展正式开展，1万多观众反应热烈、赞声不绝。中国美协专门组织在北京的画家来观看。
在开幕后的第二天，陈毅副总理设宴款待父亲。陈毅副总理在早餐前的茶话会上介绍：“周老是我请来的画家，作陪的也是中国当今赫赫有名的艺术大师。郭老就不用说了，吴晗是大诗人，王昆仑是剧作家，赵朴初是书法家、佛学家，谢冰心是作家，吴一舸是画家。”当宴会结束后，陈毅副总理用双手与父亲握手，告别时说：“我后天要出国，以后在昆明再见，记住，要带我去丽江的哦！”
次日，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由美协领导陪同来看画展，郭老说：“了不起，了不起，难怪陈老如此的夸您，我不能叫您‘周老’啦，我得叫您‘周公’。”父亲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连声说“郭老过誉”。郭老边看边说：“诗也好，画也好，题也题得好，真是诗、书、画三绝！”“石鼓声闻到凤城，龙潭风物活生生。山泉引自源泉处，天外飞来有鹡鸰。”郭老在看了两个多小时画展后，在休息厅一落座就题了这首诗送给父亲，紧接着要让夫人于立群书写郭老题词：“看了拉松毛，想到纳西去，劳动在深山，心身在画里。”于夫人写好后，郭老在落款处题写道：“周霖同志画中有位纳西妇女拉松毛一幅，有纳西姐妹生活，感而赋此。”
根据当时的报道，这个画展非常成功，延展8天，共展出35天。父亲在家信中也讲述道：“前几天政协还组织了在京的委员来参观，我又会见了许多名人，如陈叔通、包尔汉、李德全、康克清、邵力子等。看后大家都给我鼓励，常任侠委员还作诗送我，爱新觉罗·溥仪也来了……各报正在组织文章，《北京晚报》已发了三幅，三篇短文，据说还要登，还要我写一篇散文。新闻制片厂也拍了我在颐和园作画、陪同政协委员们看画、参加座谈会等活动的一些镜头。此外，《美术》、《民族团结》、《民族画报》、新华社都在组织文章选稿件，美术出版社也在安排印画册载画页。……叶浅予（原美协副主席、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先生请我到他家做客……这几天，美协安排我每天访问两个老画家，真是受益匪浅……叶浅予先生还请我去中央美院国画系作报告，我大着胆子讲了一个半钟头，又当场画了一幅四尺宣，《人民日报》还派记者（徐启雄）来听……每天晚上都是和记者谈材料，摆情况，我自己还得准备谈话资料及写文章，总之工作是相当忙。”
父亲说自己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是在国庆节，作为云南民族参观团副团长的他，三次见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第一次是在1963年9月30日晚，周总理邀请他到人民大会堂赴“国宴”。父亲记述，当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和大家见面时，“我竟爬上椅子看毛主席，有些外宾甚至爬上桌子看毛主席”。第二次是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第三次是十月五日在中南海。父亲在信中写道：“五日中午，约定新华社记者来访……才谈了十分钟……立刻集合出发……我一生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来了，车子开进中南海……毛主席及各位首长，缓步循圆场绕行，频频挥手、拍掌，笑着看我们，接着就和我们照相。”
国庆观礼活动结束后，中国美协安排父亲参观、访问、游览。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参观东海舰队，他为东海舰队题了“威武之师”的字，又主动画了一头猛虎，题为“虎威”，落款均是“玉龙山下纳西人周霖”。北京画展结束后，按照陈毅副总理指示，周霖的画拿到全国各大城市进行巡回展出，高德林秘书长在信中写到场面如何壮观，观众情绪怎样高涨，以及大家都遗憾未见到本人等。父亲从9月3日进京到11月10日才回到昆明，当天受到云南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郭超副省长、省文联、省美协的领导到机场迎接，还有近千名中小学生挥动鲜花，欢迎队伍的横幅写着“热烈庆祝周霖北京画展成功”、“欢迎周霖先生凯旋”。父亲被安排到各种场合演讲，报告北京画展盛况。几天后，阎红彦政委设专宴为父亲接风。
当时，很多民众从“中央新闻纪录片”中看到，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周霖画展的情况，大家认为他为云南争了光，历代被世人看作是落后、野蛮、无教化的边荒云南，如今在首都北京展现了风采。这不仅是云南的荣誉，更是我们纳西族的骄傲。
回到丽江后，徐振康书记更加支持父亲的工作，省委书记阎红彦曾多次打电话表扬徐书记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党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优秀的知识分子。希望父亲带出一批文化人才来。阎书记还一再强调，要保证父亲的创作时间，这是陈毅元帅的指示。中央正在积极为父亲联系到法国巴黎办画展的事，这是用文化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封锁的大事，不得含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