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众性篮球活动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的篮球运动无论群众普及还是专业提高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1952年，毛泽东主席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也是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
1952年10月25日－26日，北京举行了首届工人运动大会，1955年又举行了第一届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的体育运动大会和北京市机关工作人员运动会，篮球和其他项目一样都列入了比赛或表演项目。
50年代北京体育的重点放在发展群众体育运动上。全市各级工会系统和工矿企业、机关团体纷纷建立体育协会。他们深入基层，开辟体育场地，组织各种比赛。1958年，各区县也陆续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在京的国家机关还按所在地区就近组成体育协作组。全市的群众体育活动异常活跃，哪怕是一个百人小工厂，都有篮球队，区单位之间和系统单位之间都有比赛，大型厂矿的车间小型体育竞赛也比比皆是，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20世纪50年代，有个外国记者曾在中国坐过火车，回国后写文章说，一路上从火车车窗向外观望，看到最多的就是篮球场！50年代的《新体育》杂志在封面登过这样一幅照片：两个北京郊区的煤矿工人下班后拿着篮球准备比赛，他们头上的矿灯还没摘下呢。50年代北京的学校篮球普及得相当好，这项运动促进了青少年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1950年8月，天津举行了国际学联篮球赛，北京、天津、上海、沈阳4个城市的球队参加。北京队的成员中有3人来自北京二十五中（原育英中学）的木乃伊队，2人来自燕京大学燕队，还有2人来自其他学校，7人组成北京队除了参加邀请赛外，还进行募捐救灾义赛，颇得各界好评。
篮球热也引起了主管体育的国家领导人的注意，贺龙元帅说过：“我上次到北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马路斜对面就是东长安街体育场，每天晚上灯光球场里挤得满满的，门外还拥着一大片人。群众那么喜欢体育，需要有人来领导和组织呀！”
说到工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体育篮球的热潮，76岁的中国水暖厂退休工人孙恒申老师傅很有感慨。孙恒申1953年从河北农村来北京当学徒工，并很快成长为一名很出色的钳工，他所在工厂与后来的国家体委只有一墙之隔，北京体育馆建成后，他们一些青年工人经常去看篮球比赛。孙恒申很喜欢打篮球，但身高才1米70多，上场比赛有些吃亏，他知道要想代表厂队比赛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于是，他下班后都要训练两个小时，有时候午休也练，即使夏天30多度，他也在烈日下练投篮，经常是汗珠子掉在球场顷刻间就蒸发。孙恒申弹跳好、速度快，胳膊比一般人都长，再加上刻苦训练换来的准确投篮让他成了厂队的头号得分手，他参加区联赛，都是各队的盯防对象，但每场得个20分也没问题。
他说：“那个时候真是红火，我们那些青年工人上班玩儿命干，下班有特别充实的生活，有合唱的、跳舞的、画画的，而更多的工人是参加体育锻炼。那时候国家那么缺钱，可你走到所有的工厂，总有工人锻炼的地方，不少都有灯光篮球场。篮球运动让我身体健康，至今还能跑步呢。”孙恒申十分怀念一起战斗过的队友，当年的年轻人现在有一半离世了，何树林师傅就是前年走的。何树林多次获得先进生产者的称号，他酷爱篮球，身高1米86，这在那个年龄的人里是非常罕见的，他不仅是厂队绝对主力，也是工厂所在的崇文区工人篮球队的主力。何树林曾到工人体育场打北京工人联赛，那时体育场刚建成不久，当他听说要到工人体育场比赛，简直不敢相信。他记得联赛开始前，还有北京市总工会的一位领导讲话：“欢迎工人同志来工人体育场比赛。工人体育场只有多为工人服务，才算名副其实啊！”话语之亲切，让在场的工人师傅们心里暖洋洋的，那几周的比赛，让他对工人体育场有种“回家”的感情。
他还记得，在一场比赛后，一个偏远省份篮球队的教练找到他，对他说：“何师傅，我已经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了。我一直看你打球，你愿意到我们省打球吗？如果愿意，你以后就是专业运动员了。”何树林没想到，在工体露脸，还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他高兴地回到工厂和领导商量，领导说：“你愿意去吗？”他说：“愿意啊，当专业运动员当然好了。”厂领导面带难色地说：“党总支其实已经讨论过了，为你在工人体育场的出色表现感到光荣。但你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又是篮球队离不开的主力……”何树林说：“那我无条件听组织的！”于是，他失去了当运动员的机会。多少年来，何树林对工人体育场一直有深厚的感情。2009年夏天，他让儿子开车送他到当年打球的篮球场，他有些骄傲也有些伤感地对儿子说：“你爸爸当年在这里打球，观众里三层外三层，那喝彩声真给人提气。那时候我差点当上运动员，我听组织的话放弃了这个机会。”何树林有些怀念地说：“当年我在工人体育场打球，1分钱都不收，每场球还补助我4毛呢！当年的群众体育多热火啊！”年已古稀的于书江是个土着的石景山人，他回忆说，小时候首钢的篮球异常红火，不少分厂都有灯光球场，他常常这场比赛看完再到另一个场地看。由于篮球开展得好和场地标准，全运会和后来的五项球类运动会都来这里比赛过。
50年代学校篮球运动开展也颇为红火，中学校校有篮球场、篮球队，每年都有区级和市级的比赛。篮球也有传统学校，北京二十五中将民国时期留下的传统发扬光大，新中国成立后陆续输送过多位北京队队员，也多次获得过北京市中学生篮球比赛冠军。50年代中期，有一支风靡京城的紫蔷薇篮球队，主要以汇文中学的学生为主，他们曾击败二十五中获得过“三好杯”冠军。这个队的后卫王忆诚后来成为北京队核心后卫；身高球技俱佳的刘兴燕虽然被北京队相中，但家长不同意而未能成为专业球员；还有闵力援（首钢男篮主教练闵鹿蕾父亲）也是紫蔷薇队的主力。稍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教师，与一些在校教师组建了北京钟声篮球队，而且打到过级别最高的全国篮球联赛，虽然名次靠后，但作为纯业余队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时北京三十五中就有四个篮球场，每天下课后球场上都是学生在打篮球。
六十五中有两个篮球场、一个排球场和一个足球场，下课后很多学生不回家，在球场上打篮球、踢足球或进行各种体育锻炼。那时北京男女篮绝大部分队员都来自中学。历史实践证明：只有体育回归教育，竞技体育才能不断地涌现出具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运动员，中国篮球和北京篮球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50年代后期北京篮球界还有段“兄弟五人、全家打球”的佳话：张志鹏、张志鸣、张志翔、张志翱、张志越五兄弟个个都是学生中的篮球好手，后来都进了专业队，对北京的竞技篮球贡献很大。
20世纪60年代在长安街体育场、北海体育场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专业队比赛，而且全国甲级队联赛或分区预选赛在北京举行时这两个球场也曾作为赛场。周末专业队打表演赛前往往由工厂球队打垫场。
而打垫场的工厂球队得具有一定水平才能得到观众认可，东郊的北京电子管厂球队、北京造纸一厂等球队等都曾打过垫场。这两个球场有比赛时经常坐满观众，灯火辉煌，由于球场不大，所以即便坐在最上层也非常便于观看。60年代长安街体育场（归东城体委管理）负责人是原体训班的老队员詹天顺，出于对北京篮球的热爱，所以经常安排北京队的比赛。
当时北京队在北海体育场打比赛时，着名电影演员、导演谢添都要到场观看，即使是在冬天天气寒冷时也不落空。北京男篮一队教练张光烈和谢添是很好的朋友，两个人在先农坛运动员春节联欢会上还合作表演过哑剧双簧。另外刘二柱和电影演员于洋也是好朋友。后来这些着名演员索性自己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在北海或东长安街体育场比赛，队长是从延安时期就打过球的着名导演崔嵬（电影《青春之歌》导演），崔大导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加上是老革命艺术家，在场上是当然的核心，经常大声指挥。由于他年近五十，体力不济打起球来总是气喘吁吁，有时候投球三不沾，场内一片大笑还伴随鼓掌。演员球队中还有马季，马先生虽然身材较矮，但刚到而立之年的他体力颇好，在缝隙中近距离投篮还挺准，每当他进球，球场就高喊：“马季加油！”球队中还有主演《革命家庭》的张亮以及走到哪里都被称为“李狗顺”的方辉等。当然演员篮球队也招一些北影等艺术团体的年轻人保持一定的胜率，否则光靠演员打比赛，一场也开不了壶。他们打球时的上座率很高，大家都想近距离看看崔嵬、马季等名角。
北京的农村相对贫困，对体育了解很少。虽然有一些人参加武术、摔跤等活动，也都是作为民间聚会活动的项目。新中国成立后，体育工作者深入到农村，启蒙农民的锻炼意识。为此，北京市还出台政策，把农村体育归青年团来管，倡导了一系列现代性运动，一些乡镇有了篮球活动。由于农村土地宽裕，不少村落的农民用木板和树干做篮球架，在劳作之余打打篮球，也是健身和娱乐的一种方式。
农村篮球热，中南海也篮球热。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回忆，他少年时代与在中南海住的小伙伴儿也有个篮球队，他说：“我们那时还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叫‘chua’（篮球进篮的象声词）队，这个字在字典上找半天还找不到，最后我们就用‘刷’字代替。我们那个球队都是中南海的孩子，当时经常的对手是中南海8341部队的各个中队。
中队相当于连，一中队、二中队都打不过我们，而且很恼火，因为他们写个二中队，我们写个‘刷’队。他们一看就恼火，就想‘刷’我们，但是各中队绝对没有一个能赢我们的。不过，8341部队有个东风队，有点半专业，他们参加大军区的比赛。我们跟他们也打过一场，输得很惨。我们还跟八一女篮打过一场，在八一体工队。上半场我们打得很凶，她们才赢了两分。后来她们的教练急了，亲自上马，老将出马真是不一样。投篮准得不得了，在现在的三分线左右出手就有，我们根本看不住，只要拿到球很快就出手，你扑都来不及。这样赢了我们十来分。那些运动员很不满意，下来跟我们说，早知道跟你们打，上午我们就不训练了，都已经很累了。另外说，跟你们打球，好像进了花果山了，意思是我们动作五花八门。”
二、学习“老大哥”，提高有榜样
1．载入中国篮球史册的七场比赛
群众性篮球开展得好，中国篮球水平也在努力提高水平。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篮球在苏联很普及，水平也很高，自然也在学习之列。1950年12月28日，苏联篮球队应邀来华，在北京与中方球队进行了一系列比赛。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支来华比赛的外国球队，所以备受重视。但当时北京体育场地非常匮乏，没有一座可容纳观众的室内体育馆。虽然时值隆冬，天气寒冷，但也只能安排在简陋的东长安街体育场（当时叫东长安街青年服务部球场）比赛，为了御寒，工作人员特意在球场外面罩上了大棚。
下午2点，苏联篮球队和即将与他们对垒的北京市的几支球队入场，中华体总筹委会秘书长廖承志致辞，表示要学习苏联体育运动的先进经验。苏联运动员列队齐整，彬彬有礼地向看台鞠躬，之后用俄语连喊“致敬”，北京球迷说：“老大哥真讲究礼貌，待人多亲！”
当时正是三九天，球场虽然搭起临时大棚，但御寒能力有限，刺骨的寒风钻进大棚，大家只能不时站起来跳跳，而苏联运动员却突然脱掉运动衣，只剩下背心裤衩，北京球迷又评价：“脱得赤条条，真棒！”“你看人家个子高、跳得也高，真精神。”
第一个与苏联队对垒的是京联，也就是北京联队的意思。比赛前双方队长交换礼物，京联给“老大哥”的礼物是景泰蓝的铜鼎。
苏联队有17名球员，可以用三个不同的阵容比赛。廖承志为比赛开球后，苏联队上来就给京联来了个下马威，连进2个以4∶0领先。京联队也不示弱，虽然身材比对方差半头，但也用灵活的优势多次还以颜色，中锋陈文彬来回扯动几次命中，比分交替上升，终场苏联队以56∶43取胜，球员和观众觉得中苏双方篮球水平的差距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大。
当晚，苏联队以另一套阵容与学联队比赛。比赛开始前苏联队的分拨儿热身就让观众感到耳目一新，6个队员3个防守3个进攻，双方对抗强度很大，在半场内进行相当剧烈的攻守演练，传球、防守、投篮都很正规。在场的不少篮球界专业人士就称赞：“瞧人家这训练！”
后来苏联队的训练方法被北京的球队都吸收了。第二场苏联队的新阵容比上午的盯防要严密，紧逼也比较凶，学联队稍有拖沓或传球不慎就会被断走。苏联队副队长格里巴果夫让人领略了什么是远投，由于他人高马大，出手点高，北京学联球员很难形成有效的封盖，他的中远距离投篮几乎弹无虚发，引起数千观众赞叹：“他们投球怎么这么准啊！”虽然学联队下半时扩大防区防住对方远投，但顾此失彼导致内线多次失守，这场比赛双方的差距大了一些，为6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