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当时中国工人较为集中的城市，工厂企业遍布上海各地。中共中央机关也在上海，中共上海地、区执委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非常重视工人运动，把工作重心放在工人斗争方面。上海的几家大企业，如日商经营的上海纱厂、日华纱厂、喜和纱厂、内外棉纱厂，英商经营的怡和纱厂，中商经营的申新纱厂、鸿裕纱厂，还有码头、邮电、运输、商业、兵工厂、造船厂等行业工人人数众多，都被列为工作的重要对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上海立足后发展很快，从1916年成立至1924年仅8年，已成为中国的烟草大王。资本由120万累积到1500余万。工厂机器由4部卷烟车增加到173部，拥有职工（长工）约2000人，临时工约5000人，是个有7000人左右的大企业。
顾顺章喜欢打抱不平，有时为了维护他这群“拜堂”兄弟哥们儿工友的权益，敢于出头露面与资方评理争斗，得到工人们的信赖和拥护，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威信和影响。这一切引起了深入基层领导工人运动的向警予、李立三等中共职工运动领导人的注意。通过正面谈话接触、侧面的观察，向警予、李立三等认为，像顾顺章这样工人出身，有正义感，在劳资斗争中工作积极，有一定群众基础，又聪明伶俐的人，若加以教育培养，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24年9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厂由于在上海盲目发展，以及经营管理不善，导致盈利下降。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职工会会长，时任公司工务稽查长邝公耀和副工务长李援策动厂方取消工人病假期间发给工资的规定，又制定苛待工人的管理条例三十余项。这一系列新规定及管理条例一出台，该公司工人群情激愤，纷纷罢工示威，要求厂方收回以上陋规，改善工人工作和生活待遇。
在这次罢工中，顾顺章代表工人到百老汇路的公司总部，要求公司总经理简玉阶（其哥简照南已于1923年病逝）接见，倾听工人们的要求和呼声。简玉阶置若罔闻，不予理睬，甚至下令手下保镖随从用武力驱赶上访工人代表。顾顺章等人手无寸铁又寡不敌众，遭到了资方打手的毒打。资方还贼喊捉贼，向公共租界巡捕房报警。巡捕房马上出警赶来，如狼似虎，不分青红皂白把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顾顺章及有关工人代表抓走，关进了巡捕房。
顾顺章及有关工人代表被抓进巡捕房后，中共上海地委非常重视对他们的营救工作。特别是顾顺章负有重伤，若不及时营救出狱，势必危及生命。中共立即通过社会关系向租界巡捕房疏通释放顾顺章等人。好在这时的顾顺章等人还没有中共的党派背景，当年的上海滩因资方告状被抓的“闹事工人”或其他人士若通过社会关系花钱疏通大都能被释放。
巡捕房也是“吃了原告又吃被告”，谁给的钱多就为谁办事。收了钱后，巡捕房很快就把顾顺章等人释放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
顾顺章伤得不轻，中共组织把他送进医院治疗。经过一番精心治疗，顾顺章身体日见好转，不久就痊愈出院了。之后，顾顺章向向警予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
顾顺章选择了中共，还是经过一番对比和思考的。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罢工遭到资方镇压后，罢工运动一时陷入困境。1924年9月23日，有200余名国民党员的南洋烟草公司工人推选出10名代表组成代表团到上海环龙路44号，向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组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提出以下五个条件，要求给予帮助：一是开除烟厂公司工务稽查长邝公耀、副工务长李援两人的国民党党籍；二是援助经济罢工工人；三是令上海的国民党党员募捐援助工人；四是令各地党部抵制购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烟货；五是将以上四条由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和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部长兼妇女部部长叶楚伧代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马上对南洋烟草公司工人代表团提出的条件做出以下相应的答复：一是呈请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邝、李二位国民党党员；二是以私人名义借款帮助罢工工人；三是全面接受代表团的要求，命令上海的国民党党员募捐资助罢工工人；四是第四和第五条暂缓办理。
邝、李名为国民党员，但他们完全站在资方，为虎作伥，彻底违背了国民党一大关于扶助农工的精神，成为引发这次罢工的肇事人物。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完全有权力执行南洋烟草公司工人代表团提出的第一点要求，但是，对孙中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阳奉阴违的叶楚伧居然不顾包括二百余名国民党员在内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们的要求，袒护邝、李，在第一条的答复里，完全把矛盾上交，把球踢给国民党中央，对代表团打马虎眼，耍弄手段。
第一条至第四条也合情合理，完全可以满足工人代表团的要求，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罢工工人的要求，但叶楚伧，这个一年后沦为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成员的家伙，为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居然采取“暂缓”的态度，这完全与改组后的国民党党纲上明确提出的保护工人和农民利益的政策相违背。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表国民党的以上做法，极大地触动了参加和领导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罢工并因此被资方毒打送进巡捕房的顾顺章的思想，使他对国民党感到十分失望和反感。
而中国共产党则坚决支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罢工。此次罢工是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妇女部负责人向警予领导发起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中国工人》在罢工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登载了《南洋烟草罢工与国民党右派》、振宇（向警予）写的《南洋烟草资本家打破罢工之恶辣手段》、得龙（项英）写的《南洋烟草罢工失败原因与所得的教训》、能至（李立三）写的《南洋烟草工人罢工的通过》四篇文章，表达了中共对南洋烟草公司工人罢工的支持，批评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右派分子对南洋烟草公司工人罢工不支持的态度。
向警予在她写的文章中揭露资本家勾结官方破坏罢工的卑劣手段，鼓励坚持罢工的工友：“不要灰心，好好团结，组织更有力的雄军，机会到来，和资本家再拼个你死我活，最后胜利终是你们的。”
向警予还与张琴秋（后留苏，回国后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一起出席烟厂职工代表会，讨论怎样坚持罢工的问题，指导他们如何增强团结，坚持斗争，随后又直接指导和帮助上海各民众团体组织失业救济会，救济被厂方无理开除的工人，以声援罢工斗争。
顾顺章对活跃在上海的两个“革命政党”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国民党的言行是“两张皮”，说一套做一套。而中国共产党则言行一致，是全心全意为穷苦工人大众谋利益的。因此，他把思想感情的天平倾斜到中共一方，决定加入中共组织。
鉴于顾顺章一段时间来特别是在这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罢工中的表现，经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研究，决定吸纳他为中共党员，入党介绍人为向警予、李立三。
顾顺章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中共组织内部是经过一番慎重讨论的。当时中共内部对“拿摩温”是有看法的。有人认为“拿摩温”是“工人贵族”，是资方的“御用工具”，拿资方的“高薪”，替资方做事说话，站在普通工人群众的对立面。顾顺章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制烟厂的工头，当然被这样看待。但向警予、李立三等认为要具体分析顾顺章这种“拿摩温”。顾顺章虽为“拿摩温”，但任职不久，他还是站在广大工友立场上说话，肯帮工友做事，打抱不平的。在向资方斗争中，他积极勇敢，拒绝资方的收买，不畏惧资方的威胁。向、李一分为二的观点终于说服了其他党员。
1924年秋，顾顺章在上海浦东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一间工人宿舍里，面向钉挂在墙上的中共党旗，举起握紧拳头的右手，跟随领誓人向警予庄严宣誓：“严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从此，顾顺章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他和向警予、李立三（化名李成）、唐景星、陈倩如等八名党员一起，组成中共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党支部。时年，顾顺章2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