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与向忠发比较，这时的顾顺章是退步了，失落了，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成长过程有些相似：都出生于上海，出身贫寒，都到工厂当学徒，后擢升工头，都起家于工人运动。顾是中共上海区委委员、上海总工会常委和上海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向则是中共湖北区执委委员、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他们在中共五大上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八七会议上均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上，向忠发虽然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会后没有受到主政中共中央的瞿秋白等领导人的重视，一个多月没有安排工作。到9月下旬，中共才决定“调向忠发到上海去搞工人运动”，但既不给他具体任务，也不给他某种必要的名义。因此，这段时间里向忠发的政治局委员有名无实，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从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开过的20多次常委会议和4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后，几乎没有具体工作任务，如今，他因缘时会，直线式上升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是时代的需要和政治的需要。
相反，八七会议后，顾顺章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参加政治局会议，担任交通局局长，负责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成为中共特别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协助李维汉留守中央。如今，在中共六届一次全会上，顾顺章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没有了，只是一般的中央委员，政治局没有他的份，连个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没有，与向忠发的职务比较，落差很大，他是否对此存有怨言，因资料限制，不得而知。
不过，顾顺章后来在中共党内和军内的地位还是有提升的。1930年2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30年7月至9月，他任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成员、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年9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改选中央政治局时，顾顺章与毛泽东、李维汉、温裕成一起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中共特科
中共六大之后，中共中央对特科的工作更加重视，特科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主要原因仍然来自于血淋淋的教训。
在中共六大之前的1928年上半年的几个月中，党组织又遭受国民党的严重破坏，许多精英骨干惨遭杀害，其中主要有：
王一飞，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聂荣臻、**等一起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1927年10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1月被捕，牺牲于长沙。同时遇难的还有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向钧，中共长沙市委负责人涂正楚、李子骥。
郭亮，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党员，曾任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全国总工会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五大中央委员。参加南昌起义，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湘鄂边特委书记。1928年3月29日被捕牺牲。
向警予，巾帼英雄，中国早期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顾顺章的入党介绍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法留苏，回国后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1925年底再次留苏学习，1926年秋回国。先后在湖北省总工会、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和湖北省委工作，并主编《长江》和《妇女周报》。1928年3月在汉口被捕，5月1日在武汉英勇就义。
张善铭，1921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书记、青年团粤区区委书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代理书记。1928年4月在广东汕头被杀害。
张秋人，1922年加入中共，早期从事共青团工作，曾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副主编（主编是毛泽东）、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9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28年2月8日在杭州被捕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中共浙东暴动领导人叶天底、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委员马东林。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陈乔年也分别于1928年4月和6月被害。
中共地委、县委这一层干部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损失惨重。
192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特地向全党发出《关于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的》（中央通告第47号）。
《通告》说：
“在最近几月严重白色恐怖之下，本党组织曾遭几次重大的破获，尤以两湖省市县委干部的损失非常重大！江苏河南相继破获，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同志于上海被捕枪毙！
“过去遭遇这些重大破获的原因，固然是因为反动统治向我们猛烈的进攻，但是本党组织不适用于秘密工作的环境，以及党内同志的反动告密，实为破获的重大关键！”
中共中央对情报安全保卫工作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加强此项工作刻不容缓。中共六大闭幕后，中共中央领导人陆续从苏联秘密回国，便开始狠抓落实这项生死攸关的工作。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特务委员会，领导特科的工作。特委由三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兼中组部部长周恩来，中央委员顾顺章。向忠发作为中共第一把手，执掌中共政治、组织大权，较多考虑和把握中共的总方针和总政策。特科作为中共一项重要又具体的工作，实际上是由周恩来分管并成为核心领导者，顾顺章是中央特科具体工作的负责人。
特科得到加强后，其工作得到进一步推进与发展，比以前更富有成效。
特一科在租赁房屋、布设机关、操办会务、营救同志等方面细致、机警，谨慎有方，得心应手。
特一科工作的特点和中共中央的关系最为密切，工作繁杂，必须耐心十足，做得非常机密、精密、稳妥，稍有一点粗心大意，就会直接影响中共中央的安全。如租赁房屋，必须选择良好的环境；购置木质家具，要适合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不同身份；室内布置，力求社会化，入住人员要有合适的职业。总之，要使人员职业化，机关社会化。选择会场、室内的装饰和警卫、生活供应的管理、近邻住宅的调查、周围巡逻和警戒等，都须在事前进行周密的准备，以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中共六大之后至顾顺章叛变前，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了几次规模较大、内容重要的会议，其中有：1929年6月下旬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1930年5月的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1930年7月中旬的中共中央全国组织会议、1930年9月下旬的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1月初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等，开会期间从来没出过事。中央机关除了叛徒出卖外，也几乎是安然无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