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两岸经济关系其实是被包含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具体层次内涵中的。黄嘉树教授认为，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可以进行四个层次的划分：政权涵义上的一个中国、主权涵义上的一个中国、经贸关系上的一个中国以及文化、历史、地理、血缘涵义上的一个中国等。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面，两岸经济关系的产生和不断发展是1979年以来大陆对台政策调整的结果，也是两岸政治关系变动的产物。不过，一旦经济关系突破了政治关系的部分束缚，就以自己的逻辑向前发展，逐步成为两岸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未来的两岸政治关系和其他两岸关系结构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两岸经济关系仍然受到两岸政治关系的束缚与影响，仍存在着诸多变数。
两岸的政治关系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对抗、对抗与合作并存、合作。我们看到自1949年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两岸政治关系都是以对抗的形态存在，大陆学者陈孔立教授将这种对抗形态称为“非合作博奕”。及至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主动调整对台政策，两岸的经济关系虽然发展很快，但是政治对立的局面长期无法解决，1992到1993年两岸有短暂的进行政治接触的尝试，但是随着李登辉快速走向“台独”道路而戛然中止。此后，两岸的政治对立一直持续到2008年民进党下台。2008年以后，马英九放弃了李登辉和民进党在台海政策中的对抗路线，开始改善与大陆的关系，两岸政治关系开始有了结构性变化，实现了两会协商的制度化，同时也建立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一定程度的政治互信。但是另一方面，两岸之间的政治对立并没有完全消除，政治分歧依然存在，两岸政治关系进入对抗与合作并存的阶段。
目前两岸政治关系中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很多，双方远没有达到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状态。一方面，国共之间在许多政治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双方只是在经济发展以及民生议题重视方面有一定的共识，但是对于政治性议题，特别是关于两岸政治定位问题，目前还看不到破冰的可能，“当两岸涉及政治性、安全性议题并且需要签订有双方约束力的文件的时候，台湾方面必将要求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看不到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而且，台湾岛内还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存在，这股政治势力坚持“台独”立场，对大陆怀有敌意，一旦他们重新上台执政，未来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又会进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时期，两岸的经济关系也会相应受到影响。
两岸政经关系互动的基本路径
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互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自1949年两岸隔绝以来，在近30年的时间内双方并没有经济上的往来，经济关系自然也无从谈起。从1979年以来两岸系统调整台海政策，台商投资大陆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热潮，两岸的经济关系逐步发展起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互动成为两岸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政治关系影响经济关系的层面来说，在经济关系出现至今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发展的制约作用呈现出越来越小的趋势。一般而言，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策层面的限制。两岸经济关系实现破冰的30多年历史中，台湾当局对经济交流的限制俯拾皆是，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当局视台商投资大陆为寇仇，严加限制，及至后来阻挡不住，才不得不有所调整。从1985年的“转口贸易三原则”，到李登辉时期的“戒急用忍”，再到陈水扁时期的“有效开放、积极管理”和“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台湾当局一直被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拖着走，显得非常被动。究其原因，台湾当局一方面担心两岸经济过于紧密的交流与合作会危及其“政治安全”；另一方面，自李登辉到陈水扁，一直想在两岸经济合作与交流中塞进“台独”诉求和“一边一国”的内容，大陆对此当然不会同意。也正是因为如此，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时疾时徐，“三通”问题从提出一直延宕了近30年才最后解决，就是一个例子。
经济关系一旦形成，会对政治关系产生较为长期的稳定的影响。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马克思是从宏观的角度说明经济关系对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影响，其所言也不仅止于政治体系之间，而是具有一般的普适性。不过这个论断在微观层次依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两岸关系30余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两岸政治关系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经济关系发展的推动，即经济关系发展产生了两岸互动模式改变的强大需求，使政治关系不得不相应地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两岸经济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层次。从直接层次上来说，随着两岸经济交流的紧密程度日益加深，客观上要求两岸解决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现实的问题，诸如推动两岸的投资保护、实现两岸“三通”、签订相关的行业协议等。2008年之后双方的政治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就与长期以来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产生的客观需要有关。民进党执政时期虽然一直想压抑这种客观需求，但遭到的反弹力量也越来越强大。这也意味着，如果政治结构不出现根本性的调整，经济关系发展产生的这种强大需求虽然可以被压制，但是却不能被消除，并会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压力。就间接层次上来说，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对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认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前的两岸关系基本与民众没有什么关系，政治体系之间的对抗距离民众相当遥远。但是在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起来以后，两岸关系与民众的切身利益的关联性越来越大，民众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行政当局调整两岸政治关系，以保证和平发展的局面可以持续下去。民间形成的这种压力对政党和政治人物产生的压力是巨大的，现在民进党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并且不得不做出调整的姿态。
两岸政经关系互动的历史表明，政经关系大致会沿着三个方向向前推进：一是双方由经济走向政治，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在经济关系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构成了政治关系调整的内生性动力；二是双方的政治关系会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而由对抗转向合作，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当然，这种合作的同时还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对抗，从而出现了合作与对抗并存的局面；三是政治关系由消极转向积极。对台湾当局来说，在政治关系方面一直是消极的，即一般不会主动在政治态度上或政策上进行调整。但是当台湾民意因为两岸经济关系的紧密而出现结构性改变的时候，台湾的政治势力对两岸政治关系的调整会转趋积极，以求在台湾岛内的政治博奕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
两岸政治关系的变化过程事实上也就是政治互动中新的行为规则不断建立起来的过程。在对抗的情境下，双方的行为规则基本是零和博奕的模式，即以消灭对方为目标，但是在合作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情境下，则以非零和博奕为主要表征，即不是要打击对方、消灭对方，而是要引导对方与自己合作。陈孔立教授认为这种新的规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互相给予回应，即策略地处理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使双赢的合作最大限度地得以维持；要自己得分也要让对方得分。总体来说，是两岸在合作博奕中能够共同遵守游戏规则，取得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的功效。当然，这种新的规则的建立同时也是两岸政治互信建立的过程，这事实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两岸政治关系的基本内容。
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本身就存在着张力。易言之，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会推动政治关系进行相应的调整，而政治关系的发展也会反过来对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制度支持。但是这种相互推动的张力也会存在极限的问题，即经济关系上实现了一体化，是否意味着政治关系会随之走向一体化？可能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学界一般认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经济一体化趋势，并不意味着承认政治一体化趋势，因此并不能简单地预期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必将加速两岸政治整合乃至统一，这显然低估了两岸关系中政治的决定性作用。同样，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与国家统一概念之间也有非常大的差异。在当前的台海结构背景下，国家统一涵义上的政治关系发展可以分为“对抗→对抗与合作并存→合作→政治整合→统一”等层次，这也是国家统一进程的不同阶段。经济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个过程中的诸多环节还是要靠政治智慧来解决。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有其自己的逻辑，涉及意识形态、制度设计以及民众对两岸关系的认知结构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处理起来远比经济关系的发展要复杂。
结语
两岸经济关系对政治关系的主要作用在于降低了台海紧张的局面，使台海局势的基本结构发生了变化。具体而言指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加强了两岸之间的利益联结，使两岸合作在一定层次上展开；二是在台湾岛内出现了一个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群体，成为两岸政治关系实现突破的原生驱动力。总体上来说，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有着比经济关系更为复杂的内部结构，其中既有历史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敌对状态问题，也有岛内不同政治势力对政治关系未来走向的不同认知，还有两岸在政治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分歧与冲突，同时更有外部势力的影响等方面的因素。所以在政经关系互动结构的分布上会出现诸多不对称的局面，如在经济文化领域，出现“合作压倒对抗”的局面，但在政治领域则表现出“对抗多于合作”的状态。有的学者认为，两岸经济交流的深化不能取代两岸的政治对话，两岸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使两岸在政治上“斗而不破”，但不能从根本上阻止两岸就一些政治问题继续保持“斗争”的态势，两岸尚未结束敌对状态，两岸之间还存在一些历史遗留的结构性难题尚未解决，在今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新的问题。这事实上意味着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目前格局不发生大的变化情况下，经济关系持续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整合可以逐步消弭两岸的差异，包括制度、价值、认同等方面的差异，这对于两岸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利的。不过，如果两岸在政治关系上实现进一步突破，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两岸对和平发展和政治整合形成较为一致的价值认知，二是对两岸政治整合有较强的内生性需求。在这两个条件的推动下，两岸政治关系通过结构性转换，最终可以实现较高程度的政治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