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情绪终于在“2·28事件”上得以引爆。“2·28事件”的导火线是台湾的专卖局查缉私烟。1947年2月27日，缉私人员和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坊”查缉私烟时，由于处置不当打伤了女烟贩林江迈，打死了围观群众陈文溪，造成流血事件。此后，国民党当局对事件的认识一再出现误判，对事件的处理也一再用力过猛，造成群众的不满不断升级，从台北民众请愿、罢工、罢课、罢市，到全岛都出现抗官与排外事件，盲目殴打“外省人”，国民党当局用叛乱案处理，派出军队血腥镇压。许多台湾知名人士和大量民众被杀，死亡人数至少有几千人。
尽管“2·28事件”是由一个偶然事件引起，尽管当时的群众有一些过激行为，而且尽管当时的失控过程中有一些复杂的因素，比如有些日本浪人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些地痞流氓趁火打劫，但总体上说，台湾民众的行动还是一次“人民民主自治运动”，其主要的诉求是进行政治改革、铲除专制与贪污腐败现象，实行“地方自治”。除了“地方自治”的要求有台湾的特殊性之外，其他的要求和当时在大陆各地此起彼伏的反贪污反腐败事件的目标也大体相同，但国民党当局却对这一事件定以“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叛乱罪。如果说事件的初期，当局和民众之间都有可议之处，但事件的后期，国民党当局发动“清乡运动”，使牵连者众，台湾菁英被进一步摧残，形成恐怖政治，这使得本省民众“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从此，“台湾进入一段很长的政治冬天”。
“2·28事件”对省籍关系的影响，从本省人对外省人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戴国煇对此评论道：“由唐山人到阿山、猪仔这样的改变，我们也可以看到省籍矛盾问题在台湾的历史演变。台湾人一直尊称大陆来的人为唐山人，是所向往的唐土那儿来的人。而我们客家人对大陆称原乡。对大陆来的人称老屋伯、唐山客。但是经过二二八事变后，对祖国的期望落空了、失望了，唐山人遂变成阿山、猪仔这种好吃懒做、侮辱性的称呼了。”“2·28事件”在台湾人民与国民党当局之间以及在“本省籍”与“外省籍”之间制造了难以愈合的裂痕和难以遗忘的创伤。这个历史的创口，一有风吹草动，一有气候变化，一有现实需要，就会有人揭开伤疤，就会隐隐伤痛和潜潜渗血。“2·28事件”成为台湾历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台湾走向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以及台湾舆论的一个永远的话题。此后台湾社会形态和政治生态的许多变化，追根溯源，都可以从这个事件找到原因和影子，它是“省籍情结”产生的最直接的成因。
四、国民党统治的先天性缺陷与后天性错误
“2·28事件”后，国民党统治的先天性缺陷与后天性错误为“省籍情结”的累积提供了助力。国民党从大陆撤退，从此，在同一个地域的空间里，一个“中央级”的权力架构与“地方性”权力架构相互重叠的矛盾，一直持续至今。其间，既有法统的危机，也有机构的冲突；既有权力的争夺，也有利益的妥协。为了解决“中央级”权力架构缺乏“地方性”基础的空洞化现象，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这些措施主要有：通过一系列“修法”、“修宪”以解决包括“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以及国民党执政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法统危机”；通过颁布“戒严令”、《戡乱法》、《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实行特务统治，局部开放地方层级选举实行“县市自治”，让地方本土菁英参与政治并与之形成利益交换联盟；实行“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改善土地分配不均、缓和农村矛盾获得农民的广泛支持；大力发展经济，改革币制、税制及外汇贸易管制；推动十项建设，进行产业升级，完成经济转型；在教育上灌输儒家意识形态，在言语上排斥地方方言，强力推行“国语”，在文化上强化“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上述措施在稳定台湾社会、恢复台湾经济、重建中华文化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种下了腐败、专制的恶果，积累了“省籍”矛盾和冲突。
国民党采取“党国一体”的方法，透过政府机器，将台湾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各层面全面掌握在“外省”统治菁英手中，“外省族群”除了一手包办党、政、军、特以外，还堃断司法、教育与警察。以1952年国民党中央委员第七全会为例，“中央委员”32人中，仅有1人为“本省籍”，余皆“外省籍”；到1969年第十全会，“中央委员”99人中，“本省籍”也仅有6人，仅占6.1%，其余93人皆为“外省籍”，占近94%。“行政院部会”首长也是如此，1950年～1960年12位部会首长没有一位“本省籍”，全为“外省籍”，直到1966年才有一位“本省籍”首长。“外省族群”以10%左右（1949年后为8%，1960年代维持在12%-13%比例）的人口比例控制了绝大部分“国家机器”与“公营经济”。
学者瓦西林（Vasil.R·K.）观察族群政治发现，在多族群社会里，如果出现一个人口上占绝对优势的族群与其他人口占绝对劣势的少数族群这样的组合，会出现明显的宰制从属关系，多数人口的族群将成为强势的主导族群。但在台湾光复后，“本省族群”的人口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统治优势，（其实在日据时期的台湾，也是由少数日本人统治多数“本省族群”），造成人口数量与政治权力机构极度不平均的失衡现象。本省人“在心理上，很容易产生多数被少数管理的不安全感、不公平感、不信任感”。为了缓和这一矛盾，国民党一方面通过有条件的开放地方层级选举和县市自治，结果又形成了政治权力架构中的“中央”与“地方”的二元结构转化为“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矛盾；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让利“本省人”，在一系列经济政策的主导下，（比如公营企业民营化），“本省人”成为最大的受益群体，这又将政治与经济的二元结构转变成“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矛盾。如此，国民党在台湾统治先天性的结构矛盾（人口比例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重叠的矛盾）以及后天性的统治的失当（特务统治、打压“本省人”等，人为区隔两大族群）共同为“省籍情结”的累积推波助澜。
五、文化的差异
考察“省籍情结”的缘起不能不回到文化的层面。有学者指出文明与文化的区别在于文明是普遍的，文化才是特殊的，文化总是在时间上来源于其历史传统、在空间上区别于其地域或族群的东西，而文明则是全人类共同进步的、共同分享的现代化的东西。可见，文化就是一个族群区别于另一个族群的特质所在。在文化上，“本省族群”与“外省族群”，无论在语言、习俗、信仰、性格乃至饮食起居等生活方式上都与“外省人”有较大的差异，但纯粹的文化差异并不能直接构成“省籍”的冲突，只有文化的政治化，才会使文化的差异因为等级、身份、待遇和利益产生非我族类的敌意。“外省人”普遍拥有正统中华文化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又在初期得到现实支持：他们的职业大都是军公教，意识形态与执政党相同，在经济上仰赖当局的保障，大多是白领或中高阶层，受教育程度高，较有理性；而“本省人”则有强烈的乡土文化的归属感，对“外省族群”有鹊占鸠巢的潜在敌意，特别是现实上的不公平待遇，有较强的逆反心理，这种心理和早期移民积极进取的冒险精神结合在一起，就有一种不服输、不信邪、敢冲敢闯的族群性格。“外省人”的文化正统的优越感得到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却没有得到土地的归属感，离家逃难、随时准备“反攻大陆”的生活情境，使之在生活经验中感受到四周都是“本省人”的文化落差与潜在敌意。而“本省人”的文化归属感却没有获得意识形态的支持，执政当局禁说方言、排斥闽南文化的一系列措施使之在文化心理上处于劣势地位。“本省人是本省人、外省人是外省人的心理隔阂，一如日本时代本岛人与日本人的关系。人人都保持一定距离，以为安全。”“族群间的差别待遇，撕裂台湾人原本对祖国毫无保留的感情，也切断原本血缘至高无上的思考。”二种文化在意识形态的作祟下共同形成巨大的落差，以及其中的隔阂、不解乃至轻视甚至敌视，就成了政治作用在族群文化上的投影。
六、政治的操弄
如果说人口要素、文化要素是隐性而深层次地影响“省籍情结”的话，那么政治要素则是影响“省籍情结”的诸要素当中最直接也最明显的。以台湾“政治革新”前后为标志，政治对“省籍情结”的作用主要是制造、积累和压抑；第二个时期政治对“省籍情结”的作用主要是释放、放大和扭曲。
第一个时期，如前所述，“2·28事件”、台湾政治经济的二元结构都制造和转化为省籍矛盾。特别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使国民党不得不用省籍的区别来维护其对台湾统治的合法性。李哲夫指出，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用“法统与省籍作为统治的两个基本原则”。他认为：“在五十年代，台湾确是有强烈的省籍问题，台湾人与外省人的界线清清楚楚，是绝不会与社会阶级混杂的。到六十、七十年代，省籍问题的存在却是政策上的需要，原来是社会自然形成的，后来则是人为的，因为要强调法统就一定会加强省籍面的政治提法。”戴国煇也指出：“因为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大部分是大陆时代选出来的外省人士，法统的强调必然得根据省籍背景，如此一来，当然无意中亦给省籍矛盾加油添醋。”
第二个时期又分为三个小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政治对“省籍情结”的释放。这主要发生在“党外反对运动”时期，“省籍情结”的释放成为“党外反对运动”的力量之源及政治动员的基础。李哲夫指出：“相对地看七十年代兴起的党外民主运动，虽然表面上谈的是民主、是参政或选举，其实就是围绕着法统的问题。党外运动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有了一个主题，而且这个主题甚至还包括了省籍的矛盾问题。国民党对高雄事件的反应，为什么那么紧张呢？过去她自己借省籍的分界来避开阶级问题，但是，党外运动兴起后，非常明显地，省籍问题转而成为党外手上一张运用自如的王牌了。”
第二个阶段是政治对“省籍情结”的放大。这主要是指在“解严”后，“省籍情结”成为政治选举的工具，在选举过程中，“省籍情结”的作用被放大，“省籍情结”的“悲情”也被放大。在1990年前后，台湾的选举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你无需政绩、也无需许诺，不管你是阿猫阿狗，只要你敢于站出来用正宗的闽南语大喊我是“台湾人”，并大骂国民党，并呼吁民众“台湾人”（“本省人”）选“台湾人”（“本省人”），你就可以不花钱就能够当选，至少也有可观的选票。“省籍情结”由释放到逐渐放大，这种“支持台湾人（本省人）自己的……”的模式一直持续在台湾的转型期，从乡市长一直选到“总统”。
第三个阶段是政治对“省籍情结”的扭曲。实现政党轮替后，“省籍情结”本应该随着“本省人”的出头天而逐渐消释，可是“省籍情结”作为廉价的舆论动员工具，还是让政治人物难以舍弃，“省籍情结”继续被政治操弄为选举工具，“省籍情结”被强烈扭曲。
政治的操弄使“省籍情结”被放大、扭曲、释放，甚至脱离现实的层面进入想象的仇恨，其标志就是“省籍情结”转变为“省籍议题”。“省籍情绪”变为舆论的议题完全是因为族群政治，因为真正的族群竞争在于政治权力及资源的分配。
族群认同的确与政党认同具有密切的关联，请看1992年的不同族群背景民众的政党支持状况。
从上表看，1992年国民党的支持民众中“外省人”高达73.4%，而民进党的支持族群则以闽南人最多有29.6%，“外省人”最少只有7.1%。
再看另一份1992-1998年的不同族群的政党认同分布表。
从上表看，泛蓝的政党仍然以“外省人”为主，而民进党在闽南人的政党认同度稳定并成倍成长。
2000年后，“省籍”与政党认同可看下表。
从上述资料看，虽然每一年政党认同中，支持族群的数据具体不一样，但是大体的板块是一致的：“外省族群”是泛蓝政党的拥泵，“本省族群”则是民进党的群众基础。因此，族群议题，特别是“省籍议题”的操弄就有可能改变族群支持者的比例，巩固并增加自己的选民基础。
综上所述，“省籍情结”的缘起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移民社会的人口与背景、日据种下的隐患、“2·28事件”等偶然事件的点火与助燃、国民党统治的先天缺陷与后天错误、文化的差异与冲突，特别是政治的操弄，使得“省籍关系”成为台湾内部最重要的族群关系，而“省籍情结”成为台湾内部最重要的族群意识。“本省人”与“外省人”互不信任，彼此对立，相互歧视，由此产生了冷漠、仇恨及“悲情”等强烈情感。这种情感与光复前台湾的苦难历史前后呼应，与台湾人原有的“悲情意识”一拍即合，构成了台湾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政治情感。以“省籍情结”为指向的“省籍议题”成为台湾政治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政治情感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