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党内分崩离析，激发“忧患意识”增强
国民党退台之初，蒋介石要求全党“精诚团结，共同奋斗”，可是高层内部却掀起脱离蒋当局的高潮。1949年8月13日，留港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黄绍竑、贺耀祖、罗翼群、刘斐等44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号召坚持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与反动的国民党党权、政权决裂，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团体，彻底联共，与中共合作，为革命的继续发展而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而共同努力。此举被称为“香港起义”。很多国民党军政要人响应黄绍竑等人的号召，脱离蒋介石政权。8月27日，邓召荫与蒋决裂；不久，王普涵等13人加入“脱蒋运动”；9月19日，国民党西北军政副长官、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39人，宣布脱离蒋政权；9月25、26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司令陶峙岳、省主席包尔汉先后起义。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身为党政要员的张道藩描述从广州来台的心情时说：“我现在觉得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既不能为党国力挽狂澜，也只有暂求苟全性命。希望能有一两个月的安定静养，使精神身体稍微恢复，或还能再鼓起勇气，为党国做最后的奋斗。如果老是这么拖下去，我真有自杀的可能。”就连蒋介石自己，其颓废心情也跃然纸上：“过去一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
这一系列事件在国民党内部掀起了强烈的反响，造成其内部忧患意识逐渐增强。蒋介石在《复职的使命与目的》中说：“党内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认为本党已经失败”，“来卖党变节，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弄得廉耻道丧，丑态百出，以致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势”。
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文件指出：在1949年内已经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歼灭了敌军260万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已被永远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从广播中听到时，蒋氏父子相视而默默无语。由此可见，国民党内的忧患意识已经非常强烈。
5.“反共复国”目的的驱使
蒋介石在“总裁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中明确指出：“本党这次改造……在积极方面，对海内外仁人志士，爱国青年，要精诚号召，亲密合作，以扩大革命的阵容……我们的党必须深植其根底于群众中间，接受其要求，集中其意志，使其成为救国家、争自由的动力。本党在此反侵略、反极权、反奴役的怒潮之中，当本于天下为公的精神，基于三民主义博大精深的思想，沟合我中华民族四亿五千万同胞的意志和力量，争取反共抗俄的胜利，完成国民革命的大业……任何同志也不能否认过去的失败乃是整个的党的失败，也不能否认本党如不改造或改造而仍归失败，那就是本党半世纪革命奋斗最终的结束。我希望全党同志，不计个人恩怨，更不论个人职位，各依党的改造方案，竭尽本身的智能，践履党员的责任。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决定于转瞬之间，七全大会既无法召开，党的改造又不能再事迁延，就只有以坚定的决心，采取断然的措施，剑及履及，向前迈进。”在“中国国民党现阶段政治主张”中的第二点，就明确了要“恢复我中华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由此可以明确，为达到“反共复国”的目的，也是国民党“改造”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国民党“改造”的外部环境
1.岛内危机四伏，人心惶惶
一方面，在国民党退台前，台湾就存在很多问题。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贪污成风，政治腐败，经济紊乱，社会动荡不安。台湾经济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实施严格的统制经济政策，与民争利无所不在其极，使台湾经济状况一团糟。官府赚钱，百姓难以活命，例如：从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7年，物价上涨了5倍，但是这个涨幅比起大陆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于是贪官污吏、不法奸商、黑社会分子，便从各个渠道把等同于废纸的法币运到台湾，换成物资运回大陆，从中赚取高额差价，结果导致台湾物资匮乏，人民无米为炊，很多家靠吃红薯度日，1949年2月底，台湾出现米荒，有的百姓被饿死在路上，有的百姓因无米下锅而全家自缢。另一方面，贪污腐败与省籍矛盾交织在一起。陈仪治台将近一年，无论在省级领导层，还是在基层，绝大多数领导岗位都是由内地人担任，尽管也有个别的台湾本地人领导，但他们要么是副职，要么不在重要的岗位。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台湾本地人和内地人在同一机关中担任同级工作，但内地人比台湾本地人多拿很多津贴。这样，渐渐地台湾本地人民与大陆去的内地人的界限形成，并日益明朗，机关中常常发生台湾人与外省人的纠纷，甚至发生摩擦争闹，以致台湾同胞仇视外省人。而当局对此却视而不见，任其发展。
总之，本已不堪重负的经济因200多万军民突然涌来，立趋恶化。物资短缺，通货膨胀，生产失调，省籍矛盾与这些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增加了社会动荡，最终导致了震惊海内外、影响极为深远的“二·二八事件”。
再有，社会混乱。大溃败后人心动荡，惶恐不安，到处弥漫着失败的情绪，有钱人纷纷避居海外。党内派系林立，互相牵制，“事权难以统一”。下层组织严重涣散，“只见党部，不见党员”，“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国民党与台湾本地人们之间的矛盾深深地印在人们脑海之中，同时，军纪败坏，社会秩序混乱。
2.海峡对岸人民解放军枕戈待旦
1950年4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海南岛战役，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历时一年多建成的立体防线在一天中便被摧毁。4月30日，海南岛解放，国民党军队被歼39万余人。海南岛战役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除具有超强的陆战能力之外，也具有相当强的海上作战能力。见到此景，蒋介石为作最后一搏，主动将浙江周边的舟山群岛和一些小岛上的守军撤往台湾。5月18日，舟山群岛解放。
此时，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修建了军用机场30个，遍及福州、厦门、汕头等地，400架战斗机进入机场，大量军用船只停泊在沿海港口。各项工作均已准备妥当，只欠台湾海峡风平浪静的“东风”，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越过海峡。5月27日，台北《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承认台湾“已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蒋介石御用文人董显光认为：“中国现已到达这样一个时日，唯有意志上的奇迹始能把它挽救。”此时，台湾岛内人心惶惶，老百姓盼望解放军早日登陆；蒋介石怀着凄凉的失败心理。
3.美国短暂的“弃蒋”政策导致国民党“外交”更加孤立
1948年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的败局已定，美国遂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仅实行“有条件援蒋”政策，同时积极策划在中国寻求新的代理人，但国民党已病入膏肓，不久南京失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同中国，特别是1944-1949年期间的关系》（简称“中美关系白皮书”）。白皮书用了相当的篇幅严厉指责国民党堕落、无能、腐败，宣称即使美国采取新的对华政策或额外的援助也无法挽回蒋介石行动造成的败局。美国对蒋介石落井下石的做法，使蒋异常惊讶。
1949年底，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退据台湾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如无美国军事占领或控制，台湾“大约将于1950年底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出动军队为“保卫”台湾而战，必定要冒与人民解放军直接冲突的危险；要么放弃台湾。面对这一两难选择，经过激烈的辩论，美国决定调整对华政策，“弃蒋”，从中国“脱身”。美国此举，一方面配合调整其亚洲政策，即在中国“脱身”后，争取其他亚洲国家；另一方面，向中共示好，争取使中共疏远苏联。
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出对台政策内部指示：“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台湾并没有承担责任和义务，因此，美国不应该在台取得基地或派兵前往，也不应供给武器，否则，美国可能卷入公开的战争，并且遭到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反对。”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将美国对台政策公之于众。他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力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并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决定，明确表示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虽然美国这一政策是迫于形势，且在国内存在严重分歧，但无论如何，美国已公开明确表示了台湾从历史上、法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美国“不干涉”的立场。
1月1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又发表声明，进一步表示“美国将不会以任何方式在台湾进行军事卷入”，“不打算对台湾的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咨询”。在军事上，美国重新拟定的西太平洋防线上，将台湾屏除在外。美国国务院还批准从台湾撤回侨民与驻台领事馆，秘密向菲律宾总统季里诺询问是否接受蒋介石及其高级人员去菲避难的安排。美国公开抛弃台湾蒋介石的宣言，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对蒋介石而言好像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更加剧了国民党集团的危机。与此同时，英国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后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锡兰（现斯里兰卡）等国相继与中国建交。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东德、阿尔巴尼亚以及蒙古、越南、朝鲜也于1949年10月3日起相继与新中国建交。国民党在“国际”上日趋孤立。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谈及此时说：“很多过来人，甚至30年后，回首前瞻，生不寒而栗的感觉。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然而美国的“弃蒋”政策却十分短暂，还未付诸实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处于冷战的需要，重新采取“扶蒋反共”政策，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获得了喘息之机。
（三）中国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总结
对国民党的“改造”和整顿充实特务系统，实际上源于蒋介石对大陆失败的反省式思考。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概括起来为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
从政治方面分析，蒋介石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追求西方议会民主政治。他对于1948年桂系不服其安排，强行推举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使他被迫下野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多次讲到：“为什么在大敌当前，走到国家存亡，文化绝续的关头，乃在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问题上，竟不顾党的纪律，而强求自由选举？本党就在这样自由竞选斗争攘夺之中，而招致整个的崩溃。为什么只顾派系，只争地位，不能正视当前敌情，认清党国危机，甚至以敌为我，以我为敌，投降靠拢，恬不知耻！这是党的组织不能坚强，党的纪律不能严肃，而使政党政治无从健全，给予奸匪以分化的机会，渗透的空隙”。由此可见，蒋介石认为民主政治必不可行，唯有确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才能维持正统。
从经济方面分析，蒋介石认为经过长期抗战，农村经济凋敝、工业尚未恢复、城市人口超量、失业严重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了经济危机。指出：“特别是民国卅六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溃败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
从教育方面分析，蒋介石认为未能对文化教育加强管理，放任共产主义思想泛滥。在学校教育中，“自北京大学发起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口号以来，学校教育局限于科学的讲习，对于人生处世的意义和革命立国的道理，让教师们随意闲谈胡说。尤其是大专学校里充斥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思想，还有就是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而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几乎消失殆尽。其对于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不但讽刺讥笑，而且破坏反对，唯恐不至。于是个人自由主义者总以为政府少一分干涉，便是学术思想多一分自由，更认为本党退出学校，学术思想才有自由”。
从军事方面分析，蒋介石认为是美国的军事调处不当，美国虽给国民党诸多军事装备和培训了许多军事人员，但不该在一旁瞎指挥，成了其指挥、作战、调度的掣肘。
从“国际外交”方面分析，蒋介石将国民党的失败归因于“苏俄侵略”的结果，而苏俄得以放手侵华则是美国纵容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