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登辉的暗中扶持下，陈水扁和民进党在2000年靠国民党内部分裂的机遇上台，四年后又侥幸地通过“两颗子弹”的效应继续执政。对于民进党而言，从1986年成立发展至今，其社会政治基础并不厚实，既没有执政经验又缺少执政人才，无法与多年执政的国民党进行抗衡。在台湾形成蓝绿对峙态势下，为了捆绑台湾民众、巩固执政权而不断炒作统“独”议题，把中国大陆丑化为对立面和敌人，用以煽动民粹、动员民众，台湾学者徐火焱写道：“长久以来，台湾的选举充满着政治情绪的激昂与政治情感的诉求，政党及候选人提出的政策良菰反而不是决定选民党派投票抉择的主要因素……在台湾社会中，政治情感因素在个体层次上，可以台湾心与中国情两种对立的政治心理来贯穿，而背后所隐含的则是集体层次上所谓的台湾结与中国结的集体潜意识”。正是在民进党的挑拨和操弄下，“爱台湾或卖台湾”成为蓝绿攻防的最重要议题。美国政治学家艾伦·艾萨克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稳定的政治制度中，自然的社会化过程处于支配地位；与此同时，小稳定和变革时期将指导的社会化推到了前沿。”在民进党的政治绑架下，将统“独”争议用“卖台”还是“爱台”的二元对立议题来加以区分，挑拨原本不明显的省籍矛盾、族群纠葛等，造成“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四大族群之间愈来愈严重的隔阂与对立，反过来也逼迫以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在国家认同和台湾前途走向等重大原则问题上逐渐向绿营妥协和靠拢。
此外，李登辉和陈水扁推动下的“中华民国宪改”在法治观上固化了“中华民国在台湾”想象，在李登辉推动下经过六次“宪改”，“搭建起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权架构”，而陈水扁更是不断鼓动催生新“宪法”，要制定“一部合时、合身、合用的新宪法”，让台湾成为“主权独立”的“正常、完整、伟大的民主国家”，其结果是“使得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倾向出现混乱”，，同时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的“文化台独”、“去中国化”、“公投制宪”等激化了统“独”矛盾，使得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出现异常混乱的状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代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出现异状、偏离“一个中国”的认同转向“台湾”的认同发端于“解严”后，这与台湾在“解严”后实行的政治民主化有密切关系，在蒋经国后期，受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台湾开始了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这个民主化进程中非常显着的特点就是解除“党禁”、开放选举，这个进程被具有“台独”意识的李登辉所利用，不断削弱具有“统一”色彩的国民党势力，同时扶植起谋求“台湾主权独立”的民进党。在李登辉的扶助下，有着“台独”党纲的民进党逐渐成长起来。在2000年台湾实现首次政党轮替后，变成以国民党为主的泛蓝阵营和以民进党为中心的泛绿阵营争夺执政权的局面。这样，在台湾地区选举利益高于一切的特殊政治环境下，拥有本省籍民众支持、具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不断宣传鼓吹下，将国民党看成是外来统治势力，是“中共同路人”，把中国的统一国策看成是对台湾的打压，会使得台湾再度回到过去无法“出头”的日子。以台湾民众“出头天”的心理结合百年来台湾的悲惨遭遇，结合国民党统治时期由政治社会化造成的“恐共仇共”心理，将中国大陆看成对立面，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敢于公开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弱，而强调所谓“台湾主体性”、“台湾前途的自由选择权”的民众也就越来越多了。可以说，由于台湾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台独”分裂势力抬头，“台独”分裂思想在岛内泛滥成灾，又由于政党轮替导致的执政权更迭，为了获得台湾民众的选票，在政客的操弄下，认不认同“爱台湾”成了台湾内部的主旋律，同时由于多年来对中国大陆的负面政治社会化影响尚未消除，导致认同“中国”的台湾民众人数在不断减少。
三、通过政治社会化路径再建国家认同
台湾学者彭怀恩提出：“一个政治体系的持续和变迁，与其政治社会化过程有密切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治体系获取支持的最有效且最重要的方式是透过政治社会化，使政治体系的成员对于政治群体、体制及政府发展出积极的心理取向”。从功能的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传播政治文化的手段和方式，相对于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是目的；相对于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是手段。政治社会化的主要作用便是传播、维持和改造政治文化。西方学者经常谈到认同（尤其是国家认同）有两种不同的产生方式，一种是由社会精英分子，如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推动和制造出来，为的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这种所谓的认同有很大的伸缩性，会随着政治环境的变迁而改变，而另一种则是基于长久历史演变而自然形成。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权力结构，常常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生命力很脆弱；而后者则以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为基础，植于人们的生活和信仰之中。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1922年发表的《对外宣言》中曾经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考察两岸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并在人为的作用下造成的，在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期间，其“去中国化”操弄的痕迹非常明显，正是在这种政治操弄下，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出现了模糊和混乱。
由政治社会化造成的结果终究需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来解决，对于台湾民众出现的国家认同方面的异状，依然需要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路径来加以纠正。对两岸目前的政治状况而言，在政治与军事之间的互信和协议暂时无法达成的状况下，必然要经过先易后难、先经济文化后政治军事的接触与交流过程，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两岸的信心措施和交流机制，不断扩大和促进两岸民众的交往，从外部方面促进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建构，重新回到“一个中国”为基础的国家观的认知轨道上来。
1.增进对“一个中国”的认同，促进两岸共同史观的教育
少数“台独”分子出于其险恶的用心，处心积虑地试图消除台湾民众对“一个中国”的认同、扭曲台湾民众的认同倾向，以便建构其所谓的“台湾共和国”，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台湾总有些“台独”分子不甘心与大陆统一，不甘心将政权拱让给国民党，他们采用各种政治社会化的手段就是为了污蔑、丑化、败坏“中国”在台湾心目中的印象，人为地制造出“独立”的台湾史观，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在台湾民众中设置对“中国”认知的心理障碍。这种险恶做法必然会对部分台湾民众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对大陆不了解的民众和处于政治社会化重要阶段的台湾青少年形成不良的认知，造成他们不愿认同“中国”，甚至不认同中华民族、中华文化。2012年2月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提出，由于陈水扁等刻意编写的历史地理教科书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使得他成为失去祖国的“亡国人”，台湾学界张亚中、戚衍等多次提出要推动台湾建构共同的史观，使得台湾民众重新恢复到对“一个中国”的共同认知层面上来，台湾统一联盟主席纪欣也持类似的观点，多次呼吁去除由“台独”分子建构出来的“台独”史观，恢复到正确的台湾历史史实的认知上来，唯有如此，才能让年轻的一代台湾人对中国有正确的了解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陆也应该加强对台湾百余年来所遭遇的特殊经历的正确认知和教育，对台湾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恐共仇中”情节、悲情意识等政治心理正确解读，使得两岸在交流中不会产生更多的误解和隔阂。
2.力强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增长
两岸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和文化关联，如原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长沙第五届经贸文化论坛上所指出的：“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血同缘、书同文、语同声，亘古未变。”这是两岸之间最大的公约数和共同点，尽管台湾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与大陆之间出现了不少差异，但两岸之间依然具有诸多共性之处，因而在文化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发展前景。自2008年5月马英九上台以来，抛弃了陈水扁当局的“文化台独”政策，两岸的文化交流呈现递增势头，取得了显着的成果，以一些具体事例看，2008年7月百余位大陆京剧艺术家在台北戏院演出新编历史京剧《妈祖》、9月在北京紫禁城上演了台湾的南音乐舞《洛神赋》，2009年两岸故宫交流、联合编纂《中华大辞典》、在台北举办大陆图书展，大陆各地优秀的文物、剧目，如“秦兵马俑特展”、“永远的孔子大展”、“屈原的故乡——楚文化特展”、齐白石作品展以及京剧、越剧、昆剧、闽剧、歌仔戏、南音、高甲戏等纷纷赴台亮相展演，2010年7月在广州举办的第六届经贸文化论坛，有关专家专门就两岸文化教育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再从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简称文博会）的发展情况看，2008年11月首届文博会创下了58.7亿元人民币的成交佳绩，2009年11月第二届文博会又创下了87亿元人民币的新佳绩，比增近五成，2010年6月举办的第三届文博会成交金额近99亿元人民币，继续呈现良好的增长势头，2011年11月第四届文博会则突破性地达到了300多亿元的总签约额，比上届增长了2倍多，相对于陈水扁时期阻碍两岸交流的做法，在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文化在相互交流中彼此得到繁荣和发展，获益匪浅。
3.继续发展两岸之间经贸社会往来，形成两岸利益共同体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笔者认为台湾民众的所作所为也是基于其利益为考量。在笔者看来，利益可以分为物质利益（即经济方面）、政治利益（即政治权利）、文化利益（即精神生活）、社会利益（即社会生活）等面向，台湾民众多年来所努力和奋斗的无非也是为了实现其基本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正是由于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本省籍和中南部基层民众在两蒋时期，其政治参与与政治权利保障方面长期处于受压制状态，导致在开放选举后政治能量井喷式的释放，在少数别有用心政客的操作下出现政党轮替和政权变更，民进党被当成本土政治势力开始上台执政。然而台湾民众在追求实现其政治利益的同时，亦不能脱离物质利益、文化利益和社会利益等方面的需求，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区域化趋势下，两岸之间如何应对这种机遇和挑战，建构起共同的利益共同体是一个不可绕过的话题。在陈水扁当局与民进党执政的8年，由于激烈的“台独”倾向导致的台海危机频发，两岸经贸往来处于一种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状态，台湾也由昔日的亚洲“四小龙”之首跌落到“四小龙”之尾，在饱尝经济萎靡之苦后，台湾民众也逐渐认识到开放两岸经贸社会往来的重要性，这从两岸两会在多次磋商后终于实现了多年以来所强烈要求的“三通”、签订两岸经贸合作协议（即ECFA）、开放陆资陆客入台等作为也可以看出，对两岸之间发展正常的经贸和社会往来持赞成态度的民众也越来越多。也只有两岸之间顺利地实现正常的经贸社会往来，形成“生活一日圈”和利益共同体，才能有助于两岸民众产生命运共同体的感受。
4.力强两岸青少年的交往，为促进两岸融合培养人才
美国学者阿尔蒙德等认为尽管政治社会化贯穿于人的一生当中，但不可置否，一个人早年的经历显得“十分重要”。青年一代的思想尚未定型，其人生观、世界观还在形成之中，处于政治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具有极大的可塑性。相对老一辈而言，他们没有相关的社会历史印记和包袱，而且他们正肩负着建设未来社会的重任。台湾年轻一代的国家观正在形成中，未来的生活经历和教育都会对他们国家观的形成产生影响。对台湾的青年学生而言，这些年来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和崛起正引起他们的好奇与关注，而大陆青年对台湾的现状也充满了解的欲望。2010年8月台湾“立法院”通过“陆生三法”，逐渐开放对大陆学生到台湾的学习，台湾教育部门也认可大陆43所高校的学历，两岸青年交流还以其他各种形式的活动进行。这些做法都有利于两岸青年人的接触和增加了解。可以说两岸隔绝的大门正在打开，这对于改善由于生活、教育不同导致的两岸青年人的认知差异有促进作用，也有利于他们形成和建构起“一个中国”的观念。
（作者为福建省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