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台湾“国家认同”的政治干扰
台湾“国家认同”的干扰因素，最早来自国民党当局。观察60多年来的台湾“国家认同”的演变过程，“一个中国认同”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松动。问题的根子是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蒋介石、蒋经国的专制施政导致“国家认同”的变化，不少民众对一党专制的仇恨，延伸为对蒋家父子、外省人、大陆和“一个中国”的敌视，“一个中国认同”开始出现变化。
一、专制统治与省籍矛盾激化
要说影响台湾“国家认同”变化的各种因素的源头，则为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施近40的“戒严”，其中前20年间是专制统治，后20年在政治收缩和开放中的犹豫不决。“戒严”本身让民众极为不满，民主和专制的较量让民众学会思考和斗争，从两个方面否定国民党的统治，当然也引起对“国家认同”的反思，为后来“台独”误导“国家认同”提供了条件。
（一）“一党专制、蒋家独裁”的实施
国民党当局到台湾后，面对的是社会动乱、政局动荡、人心动摇和经济衰退，还未从失败噩梦中清醒过来的蒋介石当局，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实施国民党的复兴计划，首要之举是移植大陆时期的专制统治，以“反攻大陆、反共复国”为名，贯彻“反共反人民”的政治路线，镇压任何不利于蒋家统治的言行。因此，在1949年5月实施的台澎金马地区“戒严”、进入“战时动员状态”基础上，蒋介石于1950年3月1日“复职总统”，开始重新建立起以蒋氏家族为核心的庞大专制机器。对于内部，蒋介石是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整顿和改造国民党，对党政军系统进行大清洗，强化了国民党的统治机能，同时也为日后蒋经国接班创造了条件。对于社会，实行“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相结合的专制独裁统治，整顿由国民党撤台引起的社会危机。基本手法是恐怖统治、全岛特务横行；苛政酷律、人民的生存权利缺乏应有的保障；实施“报禁和党禁”、毫无政治民主可言。蒋介石当局在党政军内部实行政治大清洗，在社会上实行高压统治，引起社会的强烈愤慨。
（二）省籍歧视、“省籍意识”的强化
国民党当局推行专制统治，严重侵犯人民民主权利，不可能信任广大台湾人民，因此在任命官员和利益分配上，集中向外省人上层圈倾斜。在掌握绝大多数资源的军公教队伍中，负责岗位基本由外省籍人士担任，在台湾总人口中人占绝对多数的台籍民众只占极少数，在统治圈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台籍人士。国民党当局政治上歧视大多数台籍民众，使得省籍矛盾越来越大，成为人们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主要理由，也成为干扰国民党统治的不稳定因素。到20世纪70年代初，从“保钓运动”开始，台湾出现社会民主议政热潮，极大地冲击了国民党专制统治，蒋家父子已经意识到无法阻挡政局的变迁，看到了省籍矛盾的严重性和带来的危害，开始“革新保台”，重用台籍人士，推行国民党政权“本土化”。蒋经国以1972年6月担任“行政院长”为契机，任命了一批本省籍人士担任要职。国民党政权构成开始由大陆籍官僚资产阶级为主转为与台湾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
专制统治、省籍歧视在政治上和感情上深深地伤害了台湾民众。在一些台湾民众看来，专制、腐败和欺负台湾人的是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当局是由外省人控制、外省人是中国人、当中国人没有好处、“一个中国认同”是否值得？国民党专制就这样与质疑“一个中国认同”完成连接。
二、坚持反共意识形态
影响现阶段台湾“国家认同”的因素中，两岸之间的不同是关键；两岸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不同。
蒋介石当局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同时出于被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打败的仇恨，政治上推行反共路线。蒋介石到台湾后，继在大陆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先后推出一批反共专着，站在历史唯心论的立场，为推行“反共复国路线”进行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到台湾后发表的《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一书为反共哲学着作，他的唯心哲学决定了他的思想和理论缺乏坚实的哲学基础。《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与《反共抗俄基本论》一起，则成为集中论述作者反共思想和政治路线的代表作。四本书搭建起蒋介石以反共为终极目标的理论基本架构。
专制统治中，抓“共谍”成为最疯狂的行动，也成为实施恐怖统治的主要理由。为发泄反共仇恨，国民党当局在岛内一再掀起反共高潮，把肃清“匪谍”作为当时的中心工作。从到台之初起，台湾当局就严厉镇压民主进步运动，台湾进入“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先后制造了迫害台湾大学学生的“4·6事件”、以洪国式为首的“中共总潜伏组织案”、以裕台贸易公司为首的“中共经济潜伏组织案”、以李朋和汪声和为首的“苏联间谍案”、“中共台湾省工委案”、“中共台湾工委高雄市工委会案”、“吴石案”、“麻豆事件”和“李友邦案”等一系列反共事件。
20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在“反共总路线”下，掀起一股股反共宣传高潮，鼓起一股股疯狂的反共情绪。主要内容包括吹捧蒋介石，为在大败后重树蒋介石的权威、洗刷失败责任，宣扬蒋介石的“反共抗俄理论”、***专制思想。此外，号召人们为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基地”、“复国典范”作出奉献。在专制统治的反共暴政下，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至1952年，被当局以“匪谍”罪名处决的达4000人左右，而被以同罪判处重刑的有8000——10000人，至于被秘密处死者则无从统计。
与国民党蒋介石当局不一样，大陆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蒋介石当局的反共狂热，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对“共匪”、“通敌分子”的镇压，丑化大陆的形象，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造成台湾民众不敢了解大陆、无法了解大陆、错误了解大陆的结果，加深了两岸意识形态的对立。两岸政治制度和政治信仰的不同，导致影响“国家认同”内涵和立场核心因素的“差异”增加，两岸政治领域“差异”的增加，必然会影响到“一个中国认同”和“身份属性”的选择。
三、两岸封锁与两岸隔绝
虽说蒋家父子时期能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成为“一个中国认同”的主导力量，但在两岸关系上封锁两岸、禁止往来，两岸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直接误导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看法，当然也直接误导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这一切都因为蒋介石、蒋经国时期顽固推行的以“反攻大陆、禁止两岸往来”为主体的大陆政策。
到台湾后，蒋介石思考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完成“复国梦”，“反攻大陆”程序定为“1年整训，2年反攻，扫荡共匪，3年成功。”自此以后，台湾当局不断派遣武装力量偷袭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较大规模的有41次，动用总兵力达13万人次。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蒋介石提出由军事反攻为主转为政治反攻为主，军事偷袭和挑衅活动基本停止。“反共复国”表明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国共两党是在“争天下”，“争天下”的炮声把两岸联在一起，有助于台湾民众加深对“一中框架，两岸一国”的认识，因而有助于“一个中国认同”的巩固。面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提出的、要求蒋介石当局“从金马撤军”的这一中国“分裂永久化”计划，蒋介石当局十分清楚，如果撤出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划峡而治”，无疑是割断了台湾与大陆的政治地缘联系，更不利于维护其在台湾的统治，执行这一计划无疑是自断前程。为了拒绝美国的“划峡而治计划”，国共双方都需要在金马地区打一场不是战争的战争，以显示国共内战没有结束，金马地区属于中国的领土，谁来管辖应该由国共两党来决定。“8·23炮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打响的，内战炮声宣布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围绕海峡形势的演变，大陆将“武力攻台”改变为“和平解放台湾”，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受台湾当局派遣来大陆的曹聚仁时，表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为什么不可以进行第三次合作呢？1957年4月，周总理在会见台湾方面派出的代表、“立法委员”宋宜山时，就举行国共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提出了具体建议。1963年间，大陆提出了“一纲四目”为核心的对台政策。国民党当局最后拒绝了中共的和谈建议，放弃了最佳谈判时机。
国民党当局自在台湾地区实施“戒严”起，封锁海峡，严禁往来，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一般内战状态下都没有出现过的隔绝状态。蒋介石当局以“安全”为名，防卫所谓的“共谍渗透”，封锁海峡，禁止两岸间任何形式的交流，两岸间的探亲和经济、文化、科技、人员交流等被迫停止，甚至通过香港、澳门和海外的两岸间接交流也被严格限制。两岸多少家庭被拆散，亲人隔海相望，可想不可见。封锁海峡政策给两岸同胞带来空前的灾难，当然也成为后来冲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因素。封锁海峡政策带来严重后果，两岸隔阂越来越深。首先，两岸同胞间信息全无。对于大陆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家庭亲友的信息，台湾同胞没有接触、了解的管道和机会。如有了解或是谈论大陆，则会被扣上“通匪”罪名。其次，台湾民众只能接收片面信息。台湾当局利用控制信息和话语权的机会，讲到大陆时无非是抹黑、污蔑和攻击，一般台湾民众听到的、了解的、掌握的和形成的都是对大陆不利的概念。请问如此之下，积非成是，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看法如何能好？对于大陆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的成就，对于大陆的巨大变化，对于大陆提出的以“一国两制”为核心的对台政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台湾同胞无从了解，因而产生疑虑。如此背景下，台湾的“国家认同”当然也会出现不利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结果。
四、坚持“法统”与“两个中国”政策
在台湾“国家认同”的变化中，如果剔除“台独国家认同”，则存在对于“中国、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我是台湾人、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多种认同，从中可以看出台湾“国家认同”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国家认同”多元化的起因之一，是国民党当局到台湾后，不承认在大陆惨败、“中华民国政府”被推翻的基本现实，继续坚持“法统”，结果是导致台湾的“一个中国认同”出现混乱。
声称共产党是“叛乱团体”。蒋介石当局为了巩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必须把大陆说成是“叛乱团体”，是“非法存在”；为了坚持“中华民国法统”，必须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成是“伪政权”；为了继续利用三民主义为其统治服务，必须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异端邪说”；为了证明“戒严体制”的必要性，必须把“反共复国”说成是“头等大事”；为了进行巩固专制统治的思想教育，必须把大陆的军事威胁说成是无处不在，制造紧张气氛。蒋介石当局声称“……共匪伪政权是破坏宪法，祸国殃民的叛乱集团，绝不能代表中国，更不能代表中国国民”，“毛共匪帮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叛乱集团”，目前大陆“为毛共匪帮所盘踞”，要“毁灭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俄帝及其傀儡朱毛奸匪，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唯一的仇敌”，“共匪敌人更是处心积虑要戕灭民族文化的生机，决断国家生存的盛轨”。“我们的反共是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斗争，是自由民主对极权专制的斗争”，“确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公意，是扫荡马列邪说的利器”，是要“消灭匪伪暴政”。对于中共，蒋家父子是痛恨之极，已经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