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闽粤人民移民台湾遭受了历史性的中挫。台湾岛的早期居民为山地原住居民，汉人渡海来台后，在与原住居民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占据了西岸平地地带，自南向北、自西往东垦拓发展，其中来自闽南、粤东的移民成为开发台湾的主力军。《台湾府志》记载：“自数十年以来，土着之生齿日繁，闽粤之梯航日众，综稽簿籍，每岁以十数万计。”此处称一年有十余万闽粤移民迁徙台湾虽属言过其实，但为数不少的闽粤移民陆续涌入台湾乃不争之事实。然而，1895年开始一切都改变了。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以法律的形式重新规范了海峡两岸的人员往来关系，大陆民众迁徙入台的通道被阻断。尽管如本文所述出现“茶工券”等执行上的变通，但传统的闽粤移民模式无疑已基本破局。
更进一步，由于台湾住民在1897年5月8日后身份地位的改变，新到来的大陆民众变成了外国的侨民——“华侨”，闽粤移民迁台从原先省内不同府县间（早期）或国内不同省份间（建省后）的移民，变成了中国与所谓“外国”间的跨国移民，被定位为侨居者，属于全然不同性质的身份关系。国内移民或许较能融入当地社会并成为其一份子，而侨居者只不过是外来者，在没有获得严格的入籍审核前，是不可能成为当地人的，在特殊时期还有被遣送或主动撤离的情况发生，如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时“华侨”的大批离台。因此，以日本在台建立殖民统治为标志，数百年来闽粤人民移民台湾的历史被画上了休止符。
再次，由前而来，台湾社会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从台湾人口史的角度分析，历史上有较明确记载的台湾人口统计数字是在荷据时期，1640-1661年闽粤移民人数从5000人左右增加到35000人。康熙统一之初台湾人口约为7万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台湾人口为66万余人，到嘉庆十六（1811）年增为190万余人。学界普遍认为其中各时期陆续到台之闽粤移民占了极高的比例，或者说外延性的人口增长是历史上台湾社会人口增长的主因。近代台湾逐渐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型，台湾本地居民自身生息繁衍而来的人口增长所占比例开始提高。但我们认为，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和闽粤移民之中挫，使得晚清以来台湾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型趋势得以强化乃至定型，台湾最终完成了其人口从外延性增长（移民）向内生性增长（生育）的转变，1895年的《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此后，影响台湾发展的外来性因素降低，台湾社会相对独立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开始形成，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及伴随而来的台湾与大陆之被强制分离，很大程度上构成为台湾历史特殊性的原点。
第二节《对岸事情》所载之日据初期台湾与大陆关系史料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近现代史资料收藏，在日本国内是首屈一指的，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有关台湾的历史资料。在这里，笔者很偶然地发现了泽村繁太郎的着作：《对岸事情》，该书出版于1898年，共379页，附有地图，制成4枚微缩胶片以供阅读。
《对岸事情》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还得从其作者谈起。泽村繁太郎（庆长元年-明治三十八年），出生于日本江州彦根藩士家庭，先后担任《上海时报》记者、中学教师、日本陆军随军翻译、台湾总督府外事课嘱托、正金银行上海支店职员、北京支店负责人等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1896年作为台湾总督府外事课嘱托，被派遣到福建厦门从事情报搜集活动，可与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直接联络，在不少的历史档案里都有二者往来函件的记载。
正如上节所示，日据初期，台湾人民开展了不屈的武装斗争抗击日本殖民者，这一斗争得到了祖国大陆尤其是福建人民的大力支持，为其提供了从人员到武器弹药的帮助，福建还成为抗日武装集团首领的庇护所。日本殖民者认识到：“对岸的安危与台湾岛直接休戚相关，故对岸形势不可一日等闲视之。”为了切断台湾与祖国的联系，台湾总督府倾力实施所谓的对岸经营政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对福建沿岸的侦察活动，泽村繁太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厦门的，据史料记载：“（泽村在厦门）专门参划台湾土匪关系及其他机要事务，在外事课长杉村俊的指挥下，从事某种特别任务，被视为领事馆之外的另一个总督府派出机构而存在。”《对岸事情》所记载的实际上就是他在厦门从事的有关割台后海峡两岸的谍报工作，作为当事人的记录无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日本占据台湾后，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台湾从中国的一个省变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从一国之内部关系变成为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这一特殊历史背景给两岸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对岸事情》专门辟有“占领台湾后之影响”一节，对新时期台湾与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等各方面关系的新变化做了详尽的记述和分析，特摘引如下：
自（明治）二十八年台湾归我帝国领土以来，已过了两个半寒暑，其间对岸福建省各地政事上、商业上均发生了变动，兹就本港（按指厦门——引者）商业上的显着变化大略举例如下：
就全体货物而论，自台湾输入减少十分之七，自本港输出减少一半，此专就戎克船贸易而言，台湾香港间的轮船贸易则大为增加。在台湾，日本商品要驱逐支那商品的销路并不是一件客易的事情，但随着日本人在台湾的增加，在可预见的将来支那货品必所需日渐减少。原来本港未曾输出台湾但近来大为景气的商品是猪、鸡、鸭、鸭蛋、鸡蛋、米、红柑、麦酒、外国烟草等，停止从台湾输入本港的有香蕉、橙子，输入量显着减少的是米、西螺柑、麻等。
本港由于日清战争恐慌、台湾人暂住者增加及近年恶疫流行，物价非常昂贵，通常增长了三成，如猪肉一斤原十五六仙现在涨为二十四仙，又如土地房屋价格上涨达到惊人的地步，当然这不仅仅是台湾人返回清国的缘故，近年海峡殖民地富有者的归来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上述资料为我们展示了日本占据台湾后给福建经济及海峡两岸经贸关系所带来的影响：首先是航行于两岸的民间帆船数量急剧减少，大陆输往台湾商品总体下降了约50%，台湾输入大陆商品下降更高达70%；与此相关，由于输入量的减少，使得来自台湾的货品价格涨幅惊人，依据商品的不同，通常在80%～90%之间。其次，厦门及福建开始感受到了来自台湾的日本经济势力的渗透，日本棉布逐渐经由台湾来到了厦门港，日本银币及纸币开始在市面上出现，尽管数量不大但已经呈现扩张的趋势。再次，随着台湾的割让，相当部分的台湾人逃到了厦漳泉一带，给当地的基础设施带来沉重的压力，导致物价及房价的飞涨。
至于政治方面的情形，泽村繁太郎为我们提示了以下几点：
在泉州，（割台后）两年间自台湾返回清国者增加
返回清国希望通过接受科举考试走上仕途者增加
清国政府对返回者给予很好的待遇
台湾的残兵败将及福建解雇的兵员四处流浪，危害了地方的安宁
清国人中稍通晓东西形势者往往希望成为受日本政府保护之民
另一方面，人们又多为市面上误解日本真意的谣言所述惑
台匪逃亡清国者私下里愈来愈得到当地官民的欢迎
不断有武器秘密输送及煽动台匪的情形，但这当中出于政治目的者很少，大多是出于利益的商业主义行为
上述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信息：第一、台湾的抗日武装斗争得到了祖国人民诸如秘密提供武器弹药、欢迎并庇护逃亡的抗日武装首领等等方式的大力支持（尽管其目的是否如泽村所言出自利益驱动还有待考查）。事实上，简大狮、林李成、林少猫等抗日武装都曾得到了大陆人民积极帮助，相关研究表明，祖国人民的支持正是日据初期台湾抗日武装斗争得以进行的重要条件。第二、知识分子在割台后回归大陆者为数不少，他们得到了良好的待遇，并且重新参加福建的科举考试以谋求功名。此一情形的出现有其历史的背景，日本据台后，台湾的教育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的封建科举制度遭废止，以公学校、中学校及稍后成立的大学为主体的近代教育体制开始建立，因此旧封建文人在台湾属于被遗弃和淘汰的一族，回归大陆势必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第三、由于中国当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西方列强在中国拥有许多特权，而中国本国人民却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导致一部分民众感觉自身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他们当中的极端者或出于一己私利，竟然希望投身于日本人治外法权的保护之下，于是我们看到在福建出现了不少原为本地人却千方百计和台湾搭上关系以求归化成为“台湾籍”的人，甚至还有不少的假冒“台湾籍民”，日本当局出于在福建扩张势力的需要，也曾政策性的允许部分人加入台湾籍，他们的动向成为后来海峡两岸乃至整个中日关系上的一个敏感问题。至于上引资料中有关从台湾返回的兵丁横行乡里成为民间一害的状况，当时的《申报》也多有记载披露，在此不赘。
对于台湾割让日本后海峡两岸关系的未来前景，泽村繁太郎做了他个人的评估和展望，并总结为以下十六条：
第一新的日本人在厦门居留地将增加
第二日本内地渡来者也将增加
第三当地帝国领事馆事务日益繁忙，台商与清商之间将发生许多诉讼事件
第四相互间罪犯逃亡事件将增加
第五日本的卖春妇利用戎克船或是变换服饰而渡航海外者将增加
第六随着交通的频繁走私武器和鸦片的行为将愈益增加
第七每年私渡到台的劳动者将增加，多年后将在台湾内地发现许多无籍人群
第八随着台湾殖产、工业、土木的发达，每年渡台的劳动者势必增加
第九随着台湾连年人口的增加、文明开化及生活向上，（与对岸的）戎克船贸易仍将隆盛
第十当地（厦门）的日清贸易将勃兴
第十一该地（厦门）在台湾与南洋之间的贸易上作为媒介地占有有利的地位
第十二不远的将来，会有很多仿冒日本货币、商品、商标的伪品事件发生
第十三都说基隆港建成后该港（厦门）的台湾茶贸易将顿时衰落，我的意见是，会有几分影响但绝不至于完全被它吸引过去，要证明这一点的话就得到当地一游亲眼看看港湾和贸易的实况
第十四台湾的卫生防疫业务将日益繁重
第十五相互之间新思想的交换将影响到文学、美术等方面
第十六台湾政治必将成为清国政府的好模范
泽村繁太郎的评估显然有不尽准确的地方，譬如说随着日本殖民者强化取缔及台湾岛内抗日武装斗争的失败，海峡两岸的武器走私很快消弭；专卖制度的实施也使得对台鸦片走私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厦门在台湾对外茶叶贸易中的地位随着台湾茶的直接外销而迅速衰落。两岸的民间帆船（戎克船）贸易在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等日资轮船运输工具的打压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盛，在以后的两岸交通中居于从属的地位，等等。但是，中国与日本围绕与台湾相关问题的交涉在日本据台后毕竟是显着的增加了，不论是厦门居留地问题的冲突、台湾籍民违法活动的取缔、闽台经济贸易关系的开拓、大陆赴台劳工往来、两岸文化交流的展开、卫生防疫问题的配合等等，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海峡两岸的方方面面。最为关键的是，在日本南进政策的规划中，台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台湾为基地进行对岸扩张，是台湾总督府致力的一件大事，从福建不割让条约到厦门事件、从对华南铁路权益的渗透到福大公司的设立等等都是台湾总督府的一系列动作。换句话说，台湾的丧失使得福建成为继东北三省后又一个对日交涉的最前沿地区，这应当是割台对海峡两岸关系最直接的影响了。在这一点上，泽村繁太郎意识到了，但是他仍然缺乏从两国关系的大的战略角度来看问题的宏观视野。
日据初期台湾与大陆关系中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是爱久泽直哉，一是泽村繁太郎。作为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开展对岸经营的左右臂，爱久泽直哉及其设立的三五公司已经引起了台湾史研究者的重视，并出现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但泽村繁太郎却一直未能纳入人们的探讨范围，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资料的缺乏，相对于爱久泽直哉所从事的经济领域扩张活动而言，泽村繁太郎主要从事的是政治军事情报的收集工作，敏感性强、缺少透明度，留存的资料较稀少。在这一背景下，《对岸事情》的浮出水面，就显得更为珍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