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过去你一贯主张：两岸经贸应保留筹码，不要太快把王牌打出去，也不赞成一窝蜂到大陆投资，但现在你由原先不主张接触，到现今即将与对岸人士接触，其中的转变理由何在？你的政、经层面考量何在？
答：这不是转变的问题，对两岸经贸的看法，我从来没有任何改变，仍然认为不要一窝蜂。不要一窝蜂的意思，并不是我要反对双方经贸交流，而是在对岸情况不熟悉，尚有许多不确定的情况下，绝对要慎重；尤其我们与对方体制、法律有那么多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先行评估，再去投资，不要一窝蜂，人家去我就去。换个角度说，我还是认为双方交流要有秩序，不要一窝蜂；对到大陆去投资，我始终未持反对的态度，不过我主张用间接的方式进行，尤其在没有投资保障协定的情形下，最好台商能与外国厂家共同进去。至少有个保障。两岸交流如何整合才是最重要的。
问：你曾呼吁企业家要根留台湾，提出此一呼吁的考量为何？政府必须做些什么才可以让企业界根留台湾？
答：很简单，我们土地价格、工资不会比大陆低，我们要走的路线就很清楚了，即产业界应作改善和技术的提升，否则你到大陆去投资，仍用旧的机器、旧的技术，不到3年就没有了，因为大陆人很快就把你的技术学会了。我们到大陆的投资，是因为工资便宜、地便宜、花的代价有限，所以大家就去了。去倒是没有关系，但你一定要维持优势，优势来自何处，就来自技术。我们的地价、工资若不比当地便宜的话，我们一定要有技术、有管理的方法……种种软体的发展，你若能源源不断有新的技术、新的方法、新的行销，这样去大陆才不致苟延残喘，而是前瞻性的看法。
至于政府要做什么？我想应协助技术水准的提升，以及投资环境的改善，这比什么都重要。换句话说，大家都说出去没有关系，但是大家都怕产业空洞化；其实假如我们“国内”产业和工商界能将出去的空档发展低能源、高科技的产业来填补之后，则一点关系都没有。
问：你以往是否曾提出一个“经济区块”的观念，你建议香港、大陆、台湾能连结成一个经济区块，进而促成为整个亚洲区块、世界区块，大陆、香港、台湾真能成为一个区块吗？
答：我没有提出这个观念，我的看法是：在欧洲共同市场即将成形，而昨天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也算成立。所谓区块的成立、成形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它在那个区内很彻底的合理化运动，它使它的钱、人、物资可自由的流动，把一切不合理的浪费全部除掉，如此一来，第一区域的贸易量一定增加，而且对区外的竞争能力一定提高，所以在此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提高，而且生产力提高的幅度、速度若不如它们，我们的市场会失去一大半。换句话说，美国若要买一点东西，它一定会先问加拿大，然后再问墨西哥有没有，才轮到我们；在欧洲方面，它会先问葡萄牙有没有，最后才轮到我们，所以我们的危机在此。
至于你所谓者，可能是“大中华经济圈”的观念，若是，我则不大愿意推动这个观念，你可有这个构想。原因何在，即你如果再成立一个圈，外国人会以为你排除外国人，是全然的“大中国”主义，我想这是不必要，应由企业自然发展的。你也不必去强调。
所谓“圈”一定是要有建制、有组织的，我们在没有建制，什么道理呢？是因为在这个圈内我们互动的体制都不一样，香港是“一国两制”的，若要互动，它可保持与新加坡之间“国与国”的互动，而台湾与其的互动体制未定，怎可说是个圈呢？
不难看出，辜振甫不但经商有一套，政治上也相当老道！
4月15日，海基会与台“陆委会”就即将举行的“汪辜会谈”召开最后协调会议，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最终敲定了参加会谈的人员及行程等事宜。
会议确定：海基会18名会谈代表及相关人员，将分三梯次前往新加坡。
新加坡共和国是1965年8月9日建立的，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国。
新加坡，东南亚马来半岛顶端的一个袖珍国家，由新加坡岛及其他50余个小岛组成，总面积仅633平方公里，不到北京市中心城区面积的三分之一，仅相当于中国一个小城市的规模。最大岛新加坡岛东西最宽处是42公里，南北最宽处仅22.5公里。新加坡面积之小，以致其军队训练，许多项目都要到境外去搞，包括在台湾也搞过，直到今天，新加坡军队仍根据所谓“星光计划”，每年都派出部队到台湾进行大场地项目训练。新加坡的总人口300余万，也仅相当中国一个中小城市。其中华人占77.7％，其余是马来人、印度人等。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人均国民收入1989年跨过1万美金门槛，其经济水平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处于第二梯队。按世界银行90年代初的统计，新加坡当时是世界上35个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列第27位。到2011年，其GDP总量达2958亿美元，列世界第38位，人均49271美元，列世界第13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由于有李光耀为代表的有远见的政治家、有分量的经济实力、基于儒家文化的有特色的治理体制，加之华人的优势地位，使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一直在东南亚、东亚甚至亚洲部分事务中，发挥着超出其国家规模的特殊的作用，新加坡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1993年4月19日，海基会第一梯次出发，人员包括海基会法律处处长许惠佑、综合处处长张全声、秘书处副处长徐建及工作人员王正磊、何武良等。第一梯队担负先遣任务，负责场地勘察、会谈地点的商定、安排会谈期间的各项行政性工作。
3天后，22日下午17点14分，邱进益率领第二梯次出发，成员有海基会副秘书长石齐平、经贸处处长张宗麟、工作人员田忠勇、林源芳等。该梯次的首要任务是参加就“汪辜会谈”的议题内容进行的第二阶段预备性磋商。邱在台北中正机场候机时，向随机赴新的台湾记者透露，自己这次带了一本名为《周恩来的管理艺术》的书，是大陆人写的。邱进益说，周恩来在生前，长期担任中共要职及对外工作重任，对于过去数十年间国际政治及外交界影响很大，所以应该了解周恩来的行事方式及观念，况且此行也将与来自海峡对岸的人士商谈，此类书籍应该有些助益。邱进益知道，周恩来生前是中共谈判第一高手，他的谈判思想和艺术肯定会对海协会的人有影响。他想知己知彼。
这同时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台方在出发前，在研究“对手”方面，作了不少的功课。他们也许认为，大陆方面最会谈判的，就非周恩来莫属了。
当天晚7时，邱进益在下榻的新加坡威士敦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特向与会记者说明此行目的，主要有四点，一是确定“汪辜会谈”场所及相关问题，二是确定“汪辜会谈”的议程，三是进一步磋商“汪辜会谈”的议题和部分未达共识的问题，四是参加27日至28日“汪辜会谈”。
海基会赴新加坡团的第三个梯次，是辜振甫、严倬云夫妇，副秘书长李庆平，文化处处长朱荣智，以及工作人员吕国霞、和家麟、王中蓓、辜董事长私人秘书等人，其主要任务当然是参加“汪辜会谈”了。该梯次计划26日出发，参加27日开始的正式会谈。
不知是事先商量好的，还是规律使然，海协会人员也分成三个梯次赴新加坡。
4月21日，海协会秘书部副主任乔锋率第一梯次出发，其他成员包括专员徐志勤等，其任务与海基会的第一梯次大同小异。
第二梯次自然由唐树备率领，22日出发，成员包括邹哲开、孙亚夫等，任务是与邱进益进行第二阶段的预备性磋商。当晚11时，唐树备一行抵达新加坡。
唐树备在樟宜国际机场贵宾室举行了记者会。
唐树备说，“汪辜会谈”是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这在北京举行的预备性磋商中双方已经明确，会谈结束时将发表一个共同文件，具体名称有待进一步商定。
他说，“两会”之间在北京达成的八点共识，涉及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只要关心两岸关系的人，都会支持“汪辜会谈”。他说，凡是愿意与我们就两岸关系交换意见的人，不管是什么党派，我们都愿意与他们在北京接触。
在回答记者们关于鼓励和保障台商在大陆投资的问题时，唐树备恳切地说，大陆一贯主张保障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但保障台商投资，不仅大陆方面要努力，台湾方面也需要努力。现在许多台商利益受到影响，主要是台湾方面政策引起的。我们希望台湾方面采取措施，减少对台商投资大陆的限制，进一步给他们提供方便，同时希望放宽大陆产品输入台湾的限制，开放大陆企业界赴台访问或投资。这不是什么筹码问题。
顺便提及，台商投资保障议题非常复杂，以至直到近20年后的2012年8月9日，第八次两会会长、董事长高层商谈才签署协议。当然，这其中的阻力，主要是政治方面的，特别是李登辉、陈水扁搞“台独”，使两会商谈的政治前提和基础基本丧失。
海协会的最后一个梯次，是汪道涵夫妇及随行人员，当时集合25日抵新。
新加坡首次“汪辜会谈”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来自两岸、港澳和国际上许多新闻媒体共派出300多名记者前往新加坡采访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其中大陆记者有20多名，台湾记者90多名。
记者抵达新加坡后，在强烈感受到热情欢乐的气氛、庆幸自己能参与采访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异样，主要来自台湾方面。他们发现，台官方频频搞小动作，目的明显希望给媒体营造这次活动是“国际性”活动、两岸彼此“对等”的印象，总之唯恐被“矮化”为地方对中央。
比如，为体现“国际性”，台湾方面坚持“汪辜会谈”既不在大陆也不在台湾，而要在中国以外的第三地场举行、坚持采用国际礼仪处理双方接触细节。为体现所谓“对等”，更是挖空心思在细节上做文章。
如在食宿方面，他们不是从方便出发，而是从“对等”出发，主张两会分头住不同的地方。为了摆阔，海基会原来预订的是日人均收费高达1000至1500美元的五星级莱佛士饭店，这个饭店是新加坡最豪华的饭店。后来，许惠佑等人打听到海协会和大陆记者们选择的是中等的丽晶酒店，便改订台湾记者们住的威士敦酒店，这也是个中等酒店。他们怕记者们写出“海协会轻车简从，海基会铺张浪费，拿纳税人的钱买面子”这样的新闻稿。莱佛士酒店当然极为不满了，海基会曾想向其租用会场，但被其坚决拒绝了。人家实在也不缺海基会的这几个小钱。
在会谈的场地上，他们非要在威士敦酒店和丽晶酒店之间，找个中间位置，以显示“对等”。甚至在会谈室用的桌子上，大陆方面希望用中国传统的圆桌，海基会方面坚持非最能显示“对等”的西式长条桌不用，等等。
为了凸显辜振甫的“高大形象”，副秘书长李庆平等一到新加坡，便前往台湾当局驻新加坡代表处，与“驻新加坡代表”陈毓驹商量如何凸显台方及辜振甫的形象的问题。经反复研究，陈毓驹提出，安排辜振甫一抵新便举行盛大欢迎酒宴，介绍辜与当地名流及华侨领袖见面，营造“万众来贺”的场面，抢新闻、博版面、争头条。
海基会还婉谢了李光耀提出的同时宴请海协会与海基会人员的建议。他们认为，同时宴请双方还是不能显示对等，因为宴会座次的安排，谁是主客、陪客、敬酒的顺序、致词、答词的先后等问题上，新加坡方面只会把大陆摆在前面，让汪道涵和海协会占风头，台方必然“吃亏”。
在邱进益、辜振甫抵达新加坡前，海基会原计划两位都不在机场举行记者招待会，这个信息早就传达到了记者们那里。可是，当获悉唐树备一抵达新加坡，便在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的消息后。比唐树备一行早到了几个小时的邱进益一行顿时感到不“对等”了，急忙电告台湾当局。台湾当局决定“亡羊补牢”，海基会宣布辜振甫一下飞机，也将在机场举行记者会。
为了不懂汉语的外籍记者的需要，海协会在唐树备记者会上安排一位翻译，海基会也立即为邱进益增加了一位翻译。
由于台方“前线”人员做得太过分、太拙劣、太政治，引起了外界的不良反应。媒体评论说，台湾来的人“斤斤计较，太敏感、太小家子气了”。就连一些台湾媒体也觉得丢面子。甚至台湾当局和“执政党”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也评论道，“辜汪会谈”举行在即，两会人员在会谈时均表示气氛融洽，颇有共识；但在许多形式的安排上却“比”得厉害，大陆海协会以“后发制人”为手段，海基会则力求“对等”。《中央日报》的说法，两岸各打五十大板，目的是把舆论的污水也向海协会方面引导一些。但在场的记者们清楚，这样的说法只能是欲盖弥彰、不打自招。
不过，台湾方面摆不平的地方多着呢！
比如，汪道涵将在辜振甫之前抵达新加坡，如此一来，4月25日全天及26日前半天汪道涵抵新而辜振甫未到前，各类媒体的焦点肯定就集中到大陆方面的汪道涵身上了。怎么办？如果辜振甫更改抵新时间，肯定会引起舆论大哗！
新加坡虽然事先声明在“汪辜会谈”一事上保持中立。但大陆方面与新加坡有正式外交关系，有大使馆，台湾方面只有民间关系，只有代表处，这怎么摆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