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汉私印
西汉私印亦多为白文，书体主要用紵篆，少数用鸟虫书，隶书仅见于陪葬用的石印。初期凿印较多，仍有秦印的遗风，印面较小，约1厘米左右见方，或稍大一点，长方形的半通较少见。有的印面带“田”字格，或方形廓。稍后框廓渐少，文字也趋向整齐，渐按笔画多少占位，务求端庄，如1986年在徐州北洞山汉楚王墓出土的“刘注”印等。还有在姓名下加“印”、“之印”的，如“史宜成印”、“石易之印”等。臣妾印也出现了，如1955年从广州华侨新村西汉初期墓葬中出土的“梁奋”、“臣奋”铜质两面印。
西汉中期的私印，铸印增多了，印材多为铜质，少数为银、玉、玛瑙等。钮式有坛钮、桥钮、鼻钮、龟钮、穿带钮等。大小约为1.1-2.3厘米左右见方，还有少数加边廓的。字画笔道渐趋方折，如1968年河北满城出土中山王刘胜妻子的“窦绾”、“窦君须”铜质两面印。有少数印已极尽挪移盘曲之能事，如“邓弄”印，铜质坛钮，2.3厘米见方，1954年出土于长沙，经考证为武帝时的遗物。“邓”字的“祭”部，向右挪移，“邑”部下移，“弄”字最下两垂笔，各作三曲，以求匀称，可略见缪篆曲屈填满的特点。
2、新莽时期印章的特点
（1）新莽时期的官印
王莽篡汉建立的新朝，只维持了15年（公元9-23年），它继承了西汉的印制。王莽大改官制企图复古，设有子、男等爵位，改县令为宰，还设有“马丞”、“徒丞”、“空丞”等特有的官职。官印的大小，约为2.3厘米见方。多用五字或六字，五字分作三行，“印”、“章”等字独占一行。书体整齐秀丽。当时手工艺比较发达，印章的制作和印钮的刻雕比较精巧。如“康武男家丞”印、“修合县宰印”等。
（2）新莽时期的私印
新莽时的私印大小与官印相同，有的稍小一点。也常用五字三行法。钮式多样，有辟邪等多种兽钮。印的制作亦很精美，如“杜嵩之印信”等。
3、东汉印章的特点
（1）东汉官印
东汉官印铸凿均有，但凿印较多。铸印作圆笔的甚少，呈方笔的较多。凿印虽不如铸印整齐，但疏密自然，多有情趣。印面的大小约为2.3-2.6厘米左右见方。材质有金、银、铜、玉等，钮式有瓦钮、龟钮、蛇钮、驼钮等。半通多为鼻钮。如“朔宁王太后玺”，1954年出土于陕西阳平关。金印龟钮，约2.4厘米见方，制作精美，篆法亦佳。
东汉官印的文字不如西汉严谨，有的不合六书。如“琅邪相印章”，银质，2.5厘米见方，龟钮制作精巧，在龟腹下带一环，以便配带。但文字不够严谨，“相”字的“目”部作“自”，显然为讹笔。
（2）东汉私印
东汉私印仍以铜印为主，间有金、银、玉、牙、琥珀、玛瑙等材质。多为方形，大小约为1.5--2.3厘米左右见方。还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柿蒂形。以白文印为多，也有朱白相间、半朱半白的，朱文印渐多。印文内容逐渐复杂，有在姓名下加表字、籍贯或吉语的，也有用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装饰印文的。成语印有附刻人物、鱼雁鸟兽的。若从印章艺术的发展来看，这时出现了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钮式制作日益精巧，不但出现了三套印，而且铸造工艺高超；另一方面，凿印增多，有的还比较整齐，有的却很草率，而且篆法也有走下坡路的倾向，笔道渐向方直发展，圆厚的比较少见了。比较规整的如“乐始光”印。比较草率的如“朱武之印”，铜质，瓦钮，出于安徽寿县苏王村东汉墓。制作比较精巧的三套印如“曹宪印信”、“曹宪”，铜质，大的2.1厘米见方，中的1.3厘米，小的一方未见。大印印钮为大狮怀抱小狮，通高3.5厘米。70年代出土于安徽毫县南郊马圈村二号墓。曹操有女名宪，嫁献帝，死葬未详是否是印主，尚待考查。
二、汉印的艺术风格
汉印的艺术性极高，平稳端庄，古朴浑厚，势韵自然，变化万千，是其总的特点。能在平整中寓以变化，深沉含蓄地表现出各种艺术情趣，给人以美的享受。但由于制作工艺不同，具体风格亦有很大差别。铸印有浑厚、严谨、圆润之美；凿印多刀痕显露、结体奔放自然，有挺拔锐利的特点；玉印则有工整、光洁、细润、挺劲之美。
1、平稳匀称，严谨端庄。
汉铸印最基本的艺术特点是在平稳匀称中寓以变化，表现出深厚静穆的艺术情趣。文字结体严谨，横平竖直，如有斜笔亦取巧写过。书体多用圆笔，笔道匀停，粗壮而自然流动。如“未央厩丞”印、“史宜成印”等，结构严谨，深厚朴素，给人以端庄典雅的美感。
2、变化万千，构思巧妙。
过于追求平稳匀称则易板滞，一方成功的印章必然从多方面求变化，以救板滞。如“北乡”印，两字均左右对称，虽容易取得匀称之美。但“北”字两旁笔画相同，“乡”字上部并排三个口字，左边与右边两口字，下边的字形又是反正相对，若不变化必嫌呆板。作者让三个“口”字大小、长短、方圆各异。其他笔画粗细、长短不一，转折处方圆兼备，使全印静中有起伏，庄严而不呆板。再如“诏假司马”印，线条宽阔起伏，肥中见骨，朴茂持重。章法朴实无华，上边两字并排有三个“口”字，作者既让它们形状各异，又巧妙地将“诏”字的“刀”部的一撇，向左下方伸长，用两竖笔将三个口字隔开。既避免了呆板，又巧寓拙中，耐人寻味。
3、古朴苍劲，浑穆雄强。
这类印章在汉印中较多，印文线条朴拙苍劲，峻增秀逸，细处坚劲，粗处浑厚，显得韵味高古。如“霸陵园丞”印，线条苍古浑穆，轻重相映，刀法遒劲凝重。具有朴茂古雅之气。又如“虎步司马”印，章法布置朴素自然，线条简直宽阔，浑穆拙重，并有微波式的起伏，动寓静中，转折处初看似方，细看实圆，方圆兼备，拙厚朴茂。“马”字下部五直笔，长短、粗细各异、变化自如。全印既给人古朴拙厚之感，又有浑穆雄强之气。
4、疏密有致，伸缩自然。
中国书画常常大片留空，给人以遐想。汉印特别注意疏密虚实的处理，往往以强烈的疏密对比，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如“三封左尉”印，四字繁简悬殊，仍均等占位。“三”、“左”二字极简，依然向四周扩展，顶实四角。全印疏密对比强烈，但密处不觉拥塞，疏处不觉空旷，协调和谐，给人以艳丽明快的美感。又如“太医丞印”，“太医”二字繁简悬殊。按一般习惯多采用按笔画多少占位，或对某些笔画作增损处理，以求匀称。但该印采用了三点相反的手法：第一，采用四等分占位，使三疏一密的效果更加明显；第二，让“太”字左右两垂笔缩短，使“太医”二字的疏密对比更加强烈；第三，“医”字有十横笔，在四字均等占位的情况下，即使线条平均粗细，也会令人觉得拥塞。于是作者采用了轻重调剂的手法对线条的处理恰到好处。使全印既疏密、虚实对比强烈，又协调和谐，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5、婉转流畅，曲直分明。
婉转流畅的线条，能给人以婀娜多姿的美感。如“李悁”印，主要笔画方正挺拔，有些笔画则屈曲婉转，“悁”字上部的“口”字呈圆形，竖的下部变得屈曲。“李”字上部略呈三角形，“子”部略带弧意，上下对比，曲直分明，方圆呼应。全印既得统一变化之妙，又给人婀娜多姿之感。
有些初学者往往认为文字线条婉转流畅，是铸印独有的特点，其实并非如此。刻文印，用薄刃刀沿笔画边线侧锋削凿，印面亦可比较平整，有的线条婉转流畅如铸印。如“武陵尉印”，多数线条方直平整，“武陵”二字的长线呈弧线形，而曲度、方向、长短各异。平中见曲，使全印的结构变得生动活泼。
6、瘦挺刚劲，苍古秀拔。
这类印章在汉印中亦常见，如“观雀台监”印，笔道瘦挺苍劲，刀法起止处，方圆兼备，线条虽有粗有细，却锐气逼人，横画如斩，竖画稍粗，其势如劈，转折方直，势如断铁。全印苍古秀拔，给人以坚实的立体感。
又如“安西将军司马”印，凿刻工艺十分精巧，线条粗细兼备，粗中有骨，细而不纤，宛如万年枯藤，给人以挺拔有力的美感。刀法起止多方，其势古峭生动。“将军”二字是全印的主体，占地较多，竖画较粗，坚实有力，使全印稳若泰山，左右两行，初看似平稳匀停，但“西”、“司”二字笔画较少，留红较多，形成对角呼应，平中有奇，虚实相参，神完气足，可见作者构思之妙。
7、肆意奔放，险夷结合。
急就章多是匆忙凿成，不加修饰，意到笔不到，天真纯朴。其中佳作在篆法、章法的处理上，多是在不经意中经意，在不循法中循法，挥洒自如，而内蕴法度，往往是出奇制胜。有的奇险多姿，有的肆意奔放。奇而不怪，散而不乱，简易有神，妙趣横生。如“淩江将军章”，此印有人认为是十六国时前秦符氏之官印。“淩江”二字一大一小，占地约半。两个三点水虽简化为三竖，但长短、粗细、间距各有变化。“将”字的左半边向外倾斜，下垂两笔，仿佛怕跌倒，伸手去扶“章”字，“军”字上部两垂笔，左短右长，并向左倾斜。“章”字则以右斜之势相迎，于是化验为夷。全印忽疏忽密，忽斜忽正，粗细长短，变化丰富，肆意奔放，险夷结合，既显示出多变之美，又反映出“急就章”一挥而就的独特风格。
三、汉印的制作工艺
由于印章的材质不同，制作工艺有铸造、镌凿、雕琢之分。
1、铜印的铸造工艺
明代《印章集说》认为：“铸印有二：曰翻砂，曰拔腊。”翻砂的工艺和现代大致相似。过去的一些印学论著多说“以木为印”作为“母范”，然后制成砂型，浇灌铜汁，即可铸成铜印。但传世的“母范”却是以铅或石刻成的。这可能是木质“母范”易朽，不易流传的缘故。
说起“母范”倒很有意思，它极似面两印，但无穿带孔。过去多把它当作两面印，但两面印为一人所用，两面的内容本应紧密相关，可是有的“母范”，两面的内容却毫无关系。如《十钟山房印举》中有“武季来”与“缪夫人”；“曹福”与“郭次天”等印。故宫博院收藏的古印中有一方铝质印，一面刻有“五原侯印”；另一面则刻有“五原都尉”。著名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罗福颐先生，经过考证认为这种印虽似两面印，但无穿带孔，不能配带，是铸印用的印文“母范”。
“曹福”“郭次天”
所谓“拔腊”法，即近代的失腊法。以腊为印，刻印文、印纽于上，以它为范做成“模”。待模干后，使腊溶化流出。再灌以铜汁，即可铸成铜印。凡印文与印钮装饰特别复杂，不能用“翻砂”工艺铸造的，即用此法铸造。
2、铜印的刻、凿工艺
凿印，是指印身、印钮已铸成但印面无字（类似现在商店出售的铜印材），印文是后刻、凿出来的。明代甘旸认为：“凿印，以锤凿成文，亦名曰镌，成之甚速，其文易有神，不加修饰，意到笔不到，名曰‘急就章’。军中急于封拜，故多凿之，以利于便”。此论确有道理，但也有片面性。
（1）凿印并不一定用于“军中急于封拜”。如秦代官印，全部是白文凿印，西汉有些地方官印亦出于刻凿。东汉地方官印中有很多是出于刻凿，私印中的凿印就更多了。
（2）凿与刻是两种不同的工艺。“以锤凿成文”者多是“急就章”，另一些则是出自镌刻。著名考古、金石学家马衡先生在《谈刻印》中说：“铜印多用拔腊所铸，文字亦同时铸成。亦有出自镌刻者。然武职皆临时封拜，则就铸成之印，凿刻官名以授与之，昔人谓之凿文。刻文先书后刻，尚有笔意可寻。凿文成于仓促，多不先书，即书亦极草率，故多倾斜之势，此刻与凿之别也。”
（3）凿印的风格多样，“不加修饰，意到笔不到”的只是其中一种，如“淩江将军章”等印。凿印，是古代篆刻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在篆法、章法、风格等方面与铸印有很大差别。端庄、典雅虽不如铸印，但若处理得好，疏密有致、奇肆奔放、拙朴自然的艺术风格，往往为其他类型的印章所不及，故为很多艺术家所喜爱。因刻、凿的工艺不同，凿印的艺术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可是有些初学者一听到“凿印”，就认为是些风格荒率的“将军章”，这是一种误解。凿印中颇有风格匀整的，如“湿成丞印”、“平东将军章”；浑穆雄强者，如“虎步司马”印；婉转流畅者如“武陵尉印”；疏密有致者如“太医丞印”；构思巧妙者如“诏假司马”印。私印中精整者就更多了，如前所举的几方私印。
3、玉印的雕琢
玉质坚硬难于受刀，过去一些篆刻论著讲到治玉印时，多称古代有“昆吾刀”，“切玉如脂”。或说用药软玉、用药制刀等等。但未见实物留传下来。若以现代的冶炼技术水平来判断，两千多年前能不能冶炼出如此坚锐的钢刀，是不无疑问的。事实上，玉的雕刻不用刀镂刻，而是用比玉还硬的解玉砂，通过轮轴带动磋磨工具，把字徐徐的琢磨出来的。从古至今这种工艺变化不大。
玉印的线条峻拔明快，粗细略等，纤毫不爽。笔画方起方收，笔势婉转流畅，方中寓圆，字画的行间一般相等，且较宽。有一种字里生金，行间润玉的美感。这种峻拔洁净的线条的形成，可能与玉印的雕琢工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