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的人口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青壮年一般都外出务工，留守在农村的基本都是老人和孩子。这种人口结构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留守的老人和孩子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具有文化消费的潜在需求；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造成“成人社会的衰落”，削减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后劲，很多文化活动客观上难以开展。在访谈中笔者发现，不同年龄层次的村民的文化需求及参与状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对目前农村文化建设和活动的现状，大多数留守的老年人表示不满，认为活动太少，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的文化需求。而年轻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忙于打工挣钱，认为挣钱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文化活动跟自己的关系不大；另一种青年群体认为农村目前的文化活动形式陈旧，内容老套，跟自己的兴趣和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加之现在媒介技术的发展，获取信息的方式多样，自己完全可以依靠电视、网络等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没有必要参与村里组织或提供的文化活动。这样的受众差异客观上也给农村的文化建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还有一个在当前农村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相对缺乏。在靠近镇上的村庄有个健身广场，如小纪的真如广场，或简单的体育设施。在远离镇上的村子里，偶尔会在村委会的院子里看到简单的体育设施，如一两个篮球架。这些体育设施有的还蛮新的，但也有部分坏掉的。问村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说这是镇上统一要求弄的，上边捐赠了一点，村里也会出一部分钱来建设。问会不会有人来使用这些健身器材，大部分的村委会干部会说有人来。可真正调查到下边的村民的时候则极少听到说会去使用那些健身器材的。问村里会不会有人来放电影、唱大戏的，大部分的人都会说很少或没有，至今只听到吴桥镇有扬剧团去唱过大戏，其他的地方都没有。部分村民的反应是就算是有人来放电影也没人看啊，现在家里都有电视，想看什么样的都有。没有人来放电影、唱大戏，就算来放也没人会去看，有体育健身设施也很少有人在使用。
有学者在研究江苏民性时曾说，沉稳是江苏民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种文化心理支配下，人们情绪稳定，性格坚韧，为人行事四平八稳，不事张扬。但有时又容易安于现状，安土重迁，抱残守缺，缺乏一种勇往直前的创造激情。追求闲适的生活态度有时导致不劳而获的思想。清代末年，苏北地区水利不修，灾害连年，饿殍遍野，人民流离失所。各地政府为了防止由此引发社会危机，不得不实行一些救济灾民的措施。但一些灾民居然以灾荒为利，以灾头渔利。林则徐曾给朝廷上过一篇《资送流民片》，其中说：“惟是该处（指淮安、扬州一带）民人，因上年被灾出外，经沿途州县留养赈恤，转获余资，遂以逃荒为得计。此次仍藉避水为名，结队四出，竟有衣履整齐、面无菜色者，亦厕其中。且有积惯灾头，迫胁多人，冒荒渔利。”旧时苏北农村有一种吃大户之举，即众多贫苦农民齐集某一富户人家，要挟此户人家供他们饭食，否则就要闹事。
宗教方面，从1988年开始，宗教政策开始落实，J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发展步入正常轨道。以基督教为例，目前全市基督信徒近10000人，其中参加开放场所活动的教徒4935人（受洗），家庭聚会点、私设点的信徒5000人。有基督教团体一个（两会），成立于1996年12月。经批准登记的堂点15个（其中教堂6个，固定处所9个），批准筹备设立但尚未登记发证的聚会点1个。有教职人员18个（其中1名副牧师，4名长老，13名传道），义工传道60人。15个堂点分布在10个镇，场所负责人80％参加过省、市宗教团体举办的半年以上培训班，40％参加过一年的培训。调查过程
选择J市四个镇作为调查对象，主要是由于研究现场的“易进入性”，笔者与当地政府负责人过去曾经有过较多的接触，这给课题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当然J市农村的一些特点也值得重视。J市农村地处江苏苏中地区，经济中等偏上。
“调查一个村庄，好的典型和坏的典型都不足为据，因为它们的‘好’或‘坏’都不能简单地加以复制，即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适性。”J市农村干部群众没有特别大的矛盾，国家、精英、农民三者之间的传播没有像有些地方那样处于“断裂”状态，常态状况下的传播更具有普遍性，因而对其研究可能更具说服力和代表性。但普遍存在的三农问题在J市农村同样存在，比如农村发展问题、农民富裕问题、农业结构调整问题仍然是困扰当地政府的头疼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质的研究中，对“典型”个案进行研究不是为了将其结果推论到从中抽样的人群，而是为了说明在此类现象中一个“典型”的个案是什么样子。这种研究的目的是展示和说明，而不是证实和推论。
上述四个镇在J市中分别属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列，其中，处于北部的F镇和W镇相对来说工业基础较弱，地处中部的D镇属于中等水平，而X镇则工业经济较为发达。不过，尽管有经济相对“发达”和“欠发达”的区别，但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和问题都是共同的，就是既要保证继续发展经济，又要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必然需要加快交通建设、建设厂房、发展大农业如“三大合作”，这就涉及征用土地问题，一方面，采取什么办法让农民愿意配合政府的做法、支持政府的行为、主动参与到政府号召的工作中？另一方面，每次征用土地都会产生大批“失地农民”，而且今后还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如何解决因“补偿”问题未达成协议或未履行协议的纠纷？等等。
1.预调查
继2009年7、8月，在J市的四个乡镇进行了有关农村经济与传播的实证调研后，笔者对农民们的生存、家庭经济构成、乡村传播、治理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和理解。工业集中规划发展，农业副业化，农民进厂务工，农民们的经济状况开始出现分层，差异性逐渐增强，由此产生的农民原子化、村庄空心化的问题也十分明显。
2010年1、2月，在与第一次调研相距半年之后，在搜集分析了一些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又下乡进行了一次深度的实践调研过程。由于上述四个镇的经济结构均有不同，使得笔者较上一次能够相对完整和明晰地了解农村经济结构，对其进行全面的思考。
在J市调研期间，一路下来感触比较深的是农村的变化，可以说现在的农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或许这就是现在搞得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传统的农村，男耕女织，当然现在不需要这种手工式的耕织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再被困在土地上，靠天吃饭的日子成为了历史。走访中发现村里留守的人绝大多数是老年人和小孩子，偶尔有中年人，或在镇上做生意的，或在外边打工的回来休息，或者是村里的种田大户，所占比例仅为5％左右。这也就是社会学家常说的“空巢”。跟村里一些老人聊现在村里的青壮年都到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基本上就是出去打工了，搬出去了。他们说现在谁还在家种地啊，每家基本上有几分口粮田，种点粮食够吃的就行了。而且现在种田也不费劲，基本上全是机械化，老年人在家种种就行了，根本不需要青壮年在家种地。这是村里还有地的地方。在笔者走访的好多地方，如小纪镇的农业生态园区及武坚的超大农业生态园，许多村民连口粮田都没有了，或者被征去建工厂了或农业生态园，或者被种粮大户租去种田去了，农民每年从中收取一定的租金（一般是每年每亩350元左右，当然有的地方村民出租田地的租金并不一定能按时发下来）。问起一些村民还想不想种点地，有一部分人表示不想种地了，说在附近工厂里打打工，或到外边打点工都比种地的要好，农民不再是完全依恋土地的农民，而是开始现代化了的农民。但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老人，表示还想种一点地，种一点口粮田也好，起码的粮食问题就解决了。
或许这也是中国传统农民对土地的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怀。
再一个农村变化比较大的是农村城镇化的建设。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奔小康是当前大部分农民的目标。村村通工程的实施便捷了人们的出行，在经济、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农村开始向城镇化发展。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在闲暇之余也有了自己的业余生活，打打麻将、看看电视、到田间地头转转，享受着美好生活带来的这份惬意。
在乡镇里跟农民进行访谈的时候，问他们平时都有哪些文化娱乐活动，都怎么打发空闲时间，笔者发现绝大多数农民的回答都是：在家里看看电视，打打牌，然后就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了。每天用于文化娱乐的时间不等，以1～3小时的居多。很多农民抱怨说农村里根本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生活很单调枯燥，希望农村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样。
2.调查对象、资料搜集与整理
就具体的方法运用而言，符号互动论传统中的芝加哥学派为作者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指导：（1）社会学方法必须渗入个体的内心世界，看他们如何建构行动路线；（2）研究者必须与多种多样、变动不居、并且往往是非决定性的情境定义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相调和；（3）研究因此也必须运用观察性、纪实性和非结构性的访谈技巧，以透视行动者定义的过程并考虑这些过程中的变化。笔者在整个调查中尽可能地按照这种要求展开工作，尽量做到让真实的经验本身表达自己。
笔者采用“典型个案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在质的研究中，对典型个案进行研究不是为了将其结果推论到从中抽样的人群，而是为了说明在此类现象中一个典型的个案是什么样子。这种研究的目的是展示和说明，而不是证实和推论。
笔者选择J市的四个典型的乡镇，通过几个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比如“三大合作”、“改厕运动”、“农家书屋”等）在农村推广发展过程的考察，来探讨治理过程“国家”、“精英”和“农民”之间的传播。在传统乡村治理研究中，乡村选举、上访等向来都是乡村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其中选举是乡村治理的一个标志性行为，而上访则是乡村治理失范的一个典型。不过本研究对上述相关内容涉及较少，一方面因时间的原因，选举每三年举行一次，且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加上民风偏于安稳不愿冒险，J市历史上并不存在大规模上访事件。另一方面，上述两方面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有学者甚至称有关乡村选举研究是村治模式探究的原始阶段，而笔者的研究更重视常态状况之下的分析。
调查对象包括县城、乡镇干部10人，村支书或主任20人，经济能人10人，村医5人，宗教传教者5人，普通农民30人，对每个访谈者进行2次以上的访谈，每次平均时间在60分钟，每次得到对方允许进行现场录音。同时，每一个被访问者都留下了详细的联系方式，以便以后作进一步的追踪访谈。每次观察或访谈结束后，立即进行整理，并且进行登录、编码和归档。最后笔者形成了15万字的访谈资料，11万字的访谈手记。
3.质量问题和伦理问题
信度和效度是定量研究中用来检测研究结果可靠性的指标。信度指一项研究的可重复程度，“效度”是研究的正确性程度。由于质的研究方法把研究者作为工具，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看法，也就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所以大部分质的研究者都认为，信度对于质的研究质量检验没有意义，一般只用“效度”来说明研究的质量。为了保证研究的“正确性”，反映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是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时刻注意的问题。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坚持写研究日志，及时对研究中各种效度问题进行反省，确保搜集、整理、分析材料的过程中能做到“价值中立”，排除各种错误可能发生。
本研究可能涉及与当地农民、精英个人有关的伦理道德。研究过程中笔者“有限”告知了笔者的研究目的，成文过程中严格保护个人隐私，对人名和具体村庄、乡镇和县城等都进行了技术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