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衢州孔氏家庙与曲阜孔庙具有同等重要的文化意义。就建筑风格和文化内涵而言，衢州孔氏家庙则与曲阜孔庙存在差异。崔铭先先生曾对此作过较为详尽的研究，认为曲阜孔庙有着很高的地位，历代多有帝王亲临曲阜祭祀孔子。应当注意的是，“曲阜孔庙有两座。一座是‘国庙’，但另外一座家庙却不被人知晓”，曲阜的家庙“在现今的孔府东路中部”。与之不同的是，衢州孔氏家庙具有“双重作用”。首先是从文化内涵上分析，这种双重作用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衢州孔氏家庙的兴衰，是国家安定与否的象征”，另一方面则“强烈地体现了孔子的主张”。其次是从功能上分析，衢州孔氏家庙不仅具有官庙性质，也就是说它是“封建统治者推崇孔子思想的物化象征”，而且具有家庙性质，即具有“家祭的作用”。此外，曲阜孔庙以官庙性质闻名于世，而衢州孔氏家庙则以“家庙”性质见称于历代典籍和碑记，“南宋礼部尚书赵汝腾称之为南渡家庙，元代金华学者胡翰称之为孔氏家庙，明代开化方豪称之为衢州孔氏家庙，清代知府谭瑞东称之为衢郡至圣家庙，现在则将之定名为孔氏南宗家庙”，“孔氏南宗家庙始终作为一种家庙建筑在生存发展”。当然，孔氏南宗的发展也曾有过类似“衣冠祭仪，混同流俗”的坎坷历程。衢州孔氏家庙与朝廷的兴衰和南宗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孔氏南宗历史的见证者，“南北相比，南方的衢州孔氏家庙所表现的大起大落则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历代皇朝的兴衰、动乱与安定”。
动乱之秋的扈跸南渡、远离故土之举，赋予衢州孔氏家庙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由春秋以来，传序五十有三世，庙于鲁者，礼也；舍鲁而南者，宗子去国，以庙从焉，亦礼也”。无论是“宗子去国，以庙从焉”，还是“庙于鲁者”，都是基于孔子的礼。家庙建筑本身也合乎礼的精神，从“布局、配置乃至各个方面均反映了儒家的礼治思想和宗法伦理道德的观念”。衢州孔氏家庙不但“沿袭了曲阜家庙的惯例”，而且“一直保留着思鲁阁，还悬挂起‘东南阙里’、‘泗浙同源’等匾额，表达了强烈的思乡之情。可见，它的内容远比曲阜的孔氏家庙丰富”。建筑规制、风格以及宗族活动诸方面，充分折射出孔氏南宗家庙所体现的强烈的礼义精神，“衢之庙为博士子孙所世守，家法常存，式凭如在，与阙里之堂南北并峙，四方观礼而至止者，不啻溯洙泗而跻凫嶧也”。
孔氏南宗家庙不仅是孔氏族人开展各项宗族活动的场所，而且一直是士人和民众心目中的圣地。孔氏南宗家庙的建立与修葺、孔氏族人的所作所为以及孔氏南宗的繁荣发展，对浙西南地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孔氏南宗也深受到浙西南地区政治、文化以及社会风俗的影响，自觉地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之中，由此形成较为鲜明的文化特色。揭示孔氏南宗与浙西南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本书的重要立足点。
二、学术史的简要回顾
无论就孔氏家族而言，还是就浙西南乃至江南社会而言，孔氏南宗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无论就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而言，还是就浙西南乃至江南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演变而言，对孔氏南宗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有关孔氏南宗史料的挖掘、整理与研究工作，实际上早在南渡之后就已经开始。历代衢州地方官员非常重视孔氏南宗有关文献的搜罗与编刻，明代沈杰重新印刷孔传《东家杂记》、编刻《三衢孔氏家庙志》可谓其中的代表。地方士人也十分关注孔氏南宗的文献整理，清道光年间（1821—1850），衢州人陈朴“因孔氏家庙栋宇倾圮，心焉伤之”，在“采史鉴及各家文集百余种尊圣之言”的基础上，辑成《孔氏家庙志》二卷。民国年间，衢州宿儒徐映璞经过广泛搜罗和认真考订而写成的《孔氏南宗考略》，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南渡以后孔氏南宗的世系、圣裔支派、衢州家庙、衢州家塾、庙塾历代碑碣、孔氏南宗历代名贤事迹等内容，影响极大。孔庆臣称此书“于吾宗世系源流、典章文物，网罗赅备，折衷至当”。此外，历代衢州地方志也十分注重对孔氏南宗相关史实的考证与记载。所有这些工作，为后人研究孔氏南宗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孔氏南宗一直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孔氏南宗的综合开发和利用更引起衢州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此相对应的史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突破，在孔氏南宗史料整理、重大史实考证、孔氏南宗家庙研究、孔氏南宗思想及其影响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
孔氏南宗史料的散佚现象相当严重，史料搜集和整理的难度由此可想而知。徐寿昌、崔铭先等先生在史料搜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进一步开展孔氏南宗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2001年，衢州市政协文史委将崔铭先校勘的《东家杂记》（孔传撰）、《三衢孔氏家庙志》（沈杰辑）、《孔氏南宗考略》（徐映璞撰）合编为一册。2004年，崔铭先整理辑成、总共收录七百多首诗的《孔氏南宗府藏诗》以及由崔铭先编辑、祝瑜英审定的《孔氏南宗家庙诗稿》由孔氏南宗家庙管委会内部刊印，孔子第七十五世嫡长孙孔祥楷先生认为《孔氏南宗府藏诗》的编印是“孔氏族人于历史文化名城之贡献”。2009年，由叶裕龙编辑、祝瑜英审定的《孔氏南宗家庙诗稿》第二辑也内部刊印。2004年，徐寿昌整理编辑的《孔氏南宗史料》（卷一至卷八）由孔氏南宗家庙管委会内部刊印，该史料集“按宋、元、明、清、民国的历史顺序，集录了一百多部史书、典志、史志、家志、别集中涉及衢州孔氏家庙的历史资料，为南孔文化的研究由文献收集转向文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深入研究南宗历史开创了崭新的领域”。之后，徐寿昌又从历代史籍、藏书目录、别集、谱牒等资料中辑录有关史料，汇编成《孔氏南宗史料》（卷九至卷十六），并于2009年内部刊印。此外，徐寿昌还辑录了孔氏南宗的其他相关史料，如，孔思模的《东家举要》（部分）、《永康枙孔氏宗谱枛补遗》等。
在对孔氏南宗史料进行广泛搜集与整理的同时，有关人士对孔氏南宗概貌及历史活动也展开了多角度研究。徐寿昌围绕孔氏南宗的一系列重大史实进行了考证性研究，“对《四库全书》中宋代至清代的全部文献，进行了‘拉网式’的研究，从中发现了不少被岁月湮没了的珍贵资料”，就“孔氏大宗扈跸南渡后的若干有影响的问题进行考证，发表了7篇《孔氏南宗辨正》，达十万余字”，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对“‘避难’还是‘扈跸’”、“孔端友、孔玠、孔搢考”、“谁始寓衢州”、“从‘求孔子后’到‘疑所立’和‘议所立’”、“孔端友考”、“孔洙考”、“孔彦绳复爵的前前后后”等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详尽考证，使人们对孔氏南宗的认识更为全面、更为深入。《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对目前所能见到的所有南孔文献档案，志乘野史广泛搜集，同时又注意吸取近年来我市南孔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并以科学的方法，将这些资料分门别类加以编排，使八百多年史料萃于一帙。从这一意义上讲，《孔庙志》有南孔文献集大成之功”。徐建平等主编的《南孔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内容涉及孔氏南宗的渊源（南渡、让爵、世系）、家规、祭孔礼仪以及与衢州教育的关系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普及意义。
王霄冰的《南宗祭孔》（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在对孔氏南宗的重大史实和衢州孔庙祭孔进行考证的基础上，认为历史上南宗祭孔的价值主要在于其“正统性”、“地方性和民间性”，同时通过对“孔子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当代祭孔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等问题的阐释，分析了衢州当代祭孔的特色，并对南宗祭孔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乔卫平的《孔氏南北宗裔若干世系考辨》（《孔子研究》，2009年第4期），对孔氏南宗与江南其他孔氏族系的关系、世系袭封的相关规定以及南北合宗前的世系争议等问题作了相关考证，认为宋、金、元三朝存在四个衍圣公世系，承袭先后顺序为“南宗、金代北宗、合宗后的孔思晦（孔元孝世系）、元代北宗”，这就为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宋、金、元三朝时期衍圣公袭封的历史情形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刘国庆的《孔氏南宗谱牒述略》（载《南孔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第75—79页），对孔氏南宗的谱牒修订情况进行了梳理。此外，詹剑的《清末南宗孔府机构分析》、陈定謇的《孔氏赐居衢州一说》（载《南孔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第80—84页，第73—74页）等文章也涉及了相关内容。
孔氏南宗家庙作为孔氏南宗的重要物化象征，其建筑风格及其文化内涵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崔铭先的《衢州孔氏家庙及其文化内涵》（载编委会：《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228页），揭示了衢州家庙的双重作用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柴福有、汤春山等的《衢州南宗孔府遗址发掘报告》（载《南孔研究》，第163—183页），就地层关系、明代遗迹与遗物、清代遗迹与遗物等方面内容，对1998年所进行的两期考古发掘工作及成就作了总结。占剑的《衢州孔氏南宗嫡派和家庙》（《寻根》，2006年第4期），主要梳理了从南宋到清代的祭孔礼仪。李小宁的《孔氏南宗家庙庙制探析》（《文化史论》，2002年第1期），对历代家庙的建筑布局、规制及其与南宗子孙生活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分析。庄月江的《孔氏南宗家庙奉祀官及其他》（载《南孔研究》，第51—58页）、孔柳先的《孔裔南迁与孔氏南宗家庙》（载《南孔研究》，第59—72页）、郑艮安的《家庙、孔庙与“祭之以礼”》（载《南孔研究》，第154—157页）、徐雪莲的《孔氏南宗家庙现存文物的特点及意义（载《儒学研究》上，第142—148页》）、周斌的《衢州南宗孔氏家庙》（《浙江档案》，2009年第9期），分别在南宗奉祀官、家庙的修建、文物遗存与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孔氏南宗诗礼传家，族学相承，其思想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进发展，并且通过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活动，走向民间，走向社会，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崔铭先的《孔夫子的嫡长孙们》（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对孔子嫡长孙的事迹进行了系统梳理，重点在于描写“衢州孔氏的经历”，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孔氏南宗宗子和族人的忠君爱国、扈跸南渡、教诲族众、收宗敬族、为官尽责、化民成俗、为师尽心、传道授业等事迹，既展现了孔子嫡长孙之性情志趣，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孔氏南宗的文化精神和内涵。崔铭先的《孔氏南宗之作为及其影响》（载《儒学研究》下，第101—121页），从忠君爱国、担任学官、创办学校、授业解惑、崇仁尚孝、克己律族等方面阐述了孔氏南宗的作为，并从促进学术中心南移、弘扬孔子重义而不轻利思想、促进商业发展和文学艺术发展等方面，揭示了孔氏南宗对南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陈定謇的《孔氏的迁徙和中国文化中心的转移》（载《南孔研究》第1—8页）、金召卫的《孔氏南宗对衢州教育的影响》（载《南孔研究》，第98—103页）、鄢卫建的《孔氏南宗与衢州的刻书业》（载《南孔研究》，第142—145页）、《南孔：一个值得寻味的文化符号》（《光明日报》2006年10月31日）、雷发云的《儒学南渐中孔氏南宗的贡献》（载《儒学研究》（上），第135—141页）、何蔚萍的《南孔儒学对“长三角”的影响》（《小康》，2006年第5期）等文章分别对孔氏南宗及其影响进行了专题探讨。
有些研究则在着力探讨孔氏南宗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徐寿昌的《孔氏南宗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载《南孔研究》，第104—120页），阐述了孔氏南宗教育思想的演进，并在结合孔氏南宗教育实践及浙西南地区儒学演进与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孔氏南宗在“为儒学的南渐、北传”、“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铸造”等方面所做的积极贡献。汪群的《孔氏南宗对孔子和谐思想的发展》（《台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认为孔氏南宗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修己安人、有教无类、礼让治国等思想主张，对江南社会的和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