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建炎三年（1129），孔子第四十八世孙孔端友奉“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北宋政和年间所颁铜印扈跸南渡，绍兴六年（1136）“诏权以衢州学为家庙”。此后，衢州便成为孔氏子孙世代居住、奉祀的地方，“携取鹤归清献里，载将书入仲尼家”，衢州在南宋时便有“仲尼家”之称。南宗后裔把衢州看作是孔氏家族的第二圣地，衢州也因此被史家称为“东南阙里”。孔子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集群圣之大成，垂宪万世，有天下者凡可以崇德报功，尤当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无论朝代更迭，即使是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孔氏家族以及家庙依然被视作朝廷崇儒重道的物化载体，孔氏家族也因之得以兴盛不衰。清代纪晓岚所撰的衍圣公府金字对联写道：“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联中所说的“与国咸休”、“同天并老”，既揭示了孔氏家族与国家兴衰之间的休戚关系，又揭示了孔子思想影响之深远。南迁以来，孔氏南宗设圣像、建家庙、祭祖先、办教育，作为“历代封建王朝崇儒重道之物化象征”、具有象征性和符号意义的孔氏在衢州生根发芽，并使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在浙西南地区得以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在强化区域国家认同、改变地区社会风貌、增强区域社会凝聚、形成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宗族管理模式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使国家统治通过文化的渗透、互融、认同得以更好的实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儒家思想在南方地区的发展和演变历程。
第一节扈跸南渡与孔氏南宗的形成
无论就孔氏家族史而言，还是就中国文化史而言，孔氏南渡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历史文化意义。关于孔氏南渡之情形，史料中多有记载，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记载之间多有不相吻合之处，而且未能完整地展现孔氏南渡之时的复杂情形。近年来，尽管关于孔氏南宗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出现了不少具有突破意义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孔氏家族扈跸南渡的有关史实，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梳理、考证及研究。
一、孔氏南渡的社会背景及其规模
（一）关于孔氏南渡的原因
关于孔氏南宗的若干重大史实，徐寿昌先生曾作了较为严密而深入的考证。其《孔氏南宗史实辨正之一》着重探究了“孔氏大宗南渡之因由”。徐先生首先阐述了历史上关于孔氏南渡的两种主要说法：第一种说法是“避难”，主要见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杂记》，宋后期的《两朝纲目备要》，清代的《续资治通鉴》等文献；第二种说法是“扈跸”，主要见于赵汝腾的《南渡家庙》，宋元的《孔氏家乘》《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文献。徐先生则认为大宗南渡是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孔氏大宗南渡，既有扈跸之因，亦有避难之由”：建炎二年（1128）八月，南宋朝廷筹备宋高宗登基后的首次祀天大典，孔端友赴扬州陪祀，十一月举行了祀天大典，“壬寅祀天十八天后，金军才开始向山东发动全面进攻，由此可判定孔端友与从父孔传奉诏陪祀后，绝不是‘不克归’，而是归后因形势剧变复南下扈跸”，“至建炎三年（1129）二月才按诏命扈从高宗南渡，从而留下了‘鲁阜山神’的传说”。
建炎三年（1129）二月，宋高宗到达杭州。不久，孔端友率领的孔子世家也到达杭州。之后，宋高宗移跸建康，以示抗金之志，孔子世家族人仍滞留杭州。八月，金兀术兵分东西两路，分别追袭宋高宗和隆祐太后，宋高宗由建康到杭州，再到越州，再到明州，最后经定海前往台州、温州。在此危急关头，滞留杭州的孔氏族人于十二月“乘船离开杭州，历经千辛万苦，溯水而上，抵达衢州”。当时，大理寺评事孔端躬并未往衢，而是“侍父随驾抵台之章安镇（今浙江台州）”，离开台州之后，“道经婺之永康榉溪，值父疾作而卒，葬于溪北钟山后坞。公因痛父埋玉，难返于鲁，见山水之秀丽，遂家焉”，“永康之有孔氏始此”。
（二）关于“赐家衢州”的时间
历代关于孔氏南渡之后“赐家衢州”的记载都十分简单，如“孔端友，宣圣四十八世孙、宋袭封衍圣公。靖康之变，与子玠随高宗南渡，因赐地居衢”；“先圣四十八世孙、袭封衍圣公孔端友从宋高宗南渡，赐居衢州”；“宋建炎中，衍圣公端友奉端木子手摹楷木圣像，从高宗南渡，赐家于衢”，等等。可见，各种文献对于“赐家衢州”的具体时间都未曾作出清晰的交代。徐映璞先生曾对此作过认真考证：孔传于“建炎二年与衍圣公端友陪祀扬州，已而金犯维扬扈驾南行，三年二月帝驻跸杭州，因率族属拜疏，叙家门旧典，敕赐庙宅于衢”，即较明确地认为是在建炎三年（1129）。徐寿昌先生认为赐家衢州的时间“无疑是建炎间，而非绍兴中”，并且认为徐映璞先生的考证“应该是正确的”。绍兴六年（1136）“诏权以衢州学为家庙”的说法，历载于弘治《衢州府志》、康熙《衢州府志》以及陆容的《菽园杂记》、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等文献之中。那么，这种说法与徐映璞所说的“敕赐庙宅于衢”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对此，孔柳先则认为：“既然在建炎三年二月已‘敕赐庙宅于衢’，又为何七年之后又下诏‘权以州学为家庙’呢？这是逻辑上的混乱，也无正史和其他史料可以佐证”，而且“孔端朝是在建炎三年八月授为黟县令，也就是说宋高宗复辟之后，或召见过南迁的孔裔，或批阅奏折，或在廷议中对孔端友、孔端朝等孔裔，有所封赐，但并未赐家衢州”。徐映璞称建炎三年（1129）“敕赐庙宅于衢”的同时，在同书中也称“（绍兴）六年，诏权以衢州学为家庙”。其中的“敕赐庙宅于衢”，其原意应该是仅指赐家于衢，并未包含赐家庙的意思。建炎三年（1129），正是宋室南渡之初的动乱之秋，赐家庙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当时如此危急的情形之中，一般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但在此时“赐家衢州”以安顿孔氏族人实属情理之中的事情。“赐家”与“赐庙”在内涵上显然是不同的，因此，“赐庙”的时间迟于“赐家”的时间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即便是绍兴六年诏以衢州府学作为家庙，也仍是权宜之策，无非是应孔氏祭祀之急需。
（三）关于“五人南渡”的说法
扈跸南渡的孔氏族人中多有才干杰出者。南宋时期关于当时情形的记载中就多有裔孙五人南渡的说法。淳熙五年（1178），孔子第五十世孙孔拟认为：“孔氏子孙聚居祖庙几二千年，无异居他州者。自经建炎兵火，独四十七世孙中散公讳传与四十八世孙袭封公讳端友，及右司公讳端木、四十九世孙知府公讳瓒、主簿公讳琯五位挈家随驾南渡，散居于衢、徽、霅川、江右，松楸因寓焉，余皆留祖庙。”孔传、孔端友等人寓衢，后来孔端木寓徽，孔瓒寓霅川（霅川即霅溪，在今江苏吴兴，所以霅川又为吴兴的别称），孔琯寓江右。孔端木，即孔端朝，曾任黟县令，后居徽州，遂为徽州孔氏支祖。孔瓒为孔子四十九世孙，“字纯老，宋高宗绍兴二年以白身最长授迪功郎，知和州，终朝请大夫。南渡后，先寓居湖州，后又移居慈溪县东三十里李溪庄”。关于孔瓒，徐寿昌先生也作了认真考证，认为“家衢”可以赵汝腾《南渡家庙》证之，“先寓湖州”则无据可稽，抑或是江浙地区“和”、“湖”音同之误。孔瓒应是先“家衢”，继寓任所和州，后定居慈溪。因此，孔瓒遂为孔氏慈溪派的始祖。孔琯，“字德老，以白身最长授迪功郎，终从事郎，通城主簿，南渡家于抚州”。除孔拟之外，李以申、赵汝腾都有相同的关于裔孙五人南渡的记载。李以申在《孔右司端木传》中写道：“孔氏子孙聚居阙里几二千年，自中散传及公五位随驾而南，散居衢、徽、湖、抚四州，今四世矣。”赵汝腾在《南渡家庙碑记》则如此说：“高皇帝驻跸吴会，其裔孙五人，传、端友、端木、瓒、琯扈六飞南渡，寓三衢，因家焉。”以上三人所记载的孔氏南渡情形基本一致，孔拟、李以申、赵汝腾皆为南宋人，所以他们的说法应该是较为可信的。宋濂在《孔氏谱系后题》中讲述孔氏南渡情形时仍提及了这五人：“今之南北裔如曲阜之崇圣苗孔二村所居，及若古一名传、端友、端朝之迁衢，端植之迁鄂，琯之迁抚，瓒之迁吴兴，皆其子孙，固不可以不谨其传，而于正外二支，尤所当明辩之也。”可见，孔传、孔端友、孔端木、孔瓒、孔琯五人南渡及其迁徙，对孔氏在南方地区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孔端朝在为《东家杂记》所作的序中也曾说道：“建炎戊申十月，端朝不得已去陵庙南奔，明年己酉八月，蒙恩以孔氏特差徽州黟县令。后二年辛亥四月赴官，六月张琪犯徽州，黟之四境焚杀一空。”建炎戊申年即建炎二年（1128）。这年十月即是宋高宗登基后首次祀天之前一个月（祀天时间为十一月），孔端友、孔传等人奉诏赴扬州陪祀，当时金兵还没有大举南侵，而孔端朝在此却说“不得已去陵庙南奔”，其中原因无从考证。建炎三年（1129），孔端朝被宋朝廷任命为黟县令，并于绍兴元年（1131）赴任。作于绍兴二年（1132）的序文，追忆了南渡前后的种种遭际，令人怆然感怀。关于孔端朝南渡的情况，徐映璞与徐寿昌两位先生的观点较为一致：“与兄同迁衢”；“建炎三年（1129），随从父孔传、兄端友‘扈六飞南渡，寓三衢’。建炎四年（1130），‘特授左迪功郎，徽州黟县令’，遂徙居徽州”。但徐寿昌先生所述时间与孔端朝序文所说的时间之间存在出入。对此，我们将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作进一步阐述。
（四）关于孔氏南渡的规模
随宋室南渡的孔氏族人究竟有多少，恐怕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数据。但可以肯定，绝对远非止于前文所述的裔孙五人，同时，散居之地也绝不限于衢、徽、湖、抚四州，而是广泛分布于江南各地。对此，徐寿昌先生也作了相应考证，认为除“裔孙五人”外，还有“《孔子世家谱》据各地支谱注明‘从宋高宗南渡’者，计有：47代若钧及其后（始‘家衢’，后卜居永康榉川，为榉川支祖）、48代端志及其后（与端友同随驾，流散南方，为江苏靖江支祖）、端廉及其后（南渡后，落居浙江温岭，为温岭县支祖）、端佐及其后（南渡居润，为江苏靖江支祖）”。陆容的《菽园杂记》也有相关论述：孔端越“仕宋南渡”，其五世孙孔之敬“任元通州监税，徙家昆山”。当时随宋南渡的尚有留滞杭州的孔端思、因避兵而至温州的孔彦等。另据《元代江南孔子后裔考述》一文所述，徽州孔氏支祖孔端朝曾出守泰州，并成为泰州孔氏之始祖，“端朝出守泰，得赐田建家庙于州之东北，地因名孔家堢。”由此不难看出，扈跸南渡的孔氏族人规模肯定不小，由于时局动荡等多种原因，南渡之时居于江苏靖江、镇江等地的显然不少。由于年代久远而造成文献严重散佚等原因，要对当时南渡族人及其分支情况得出全面、清晰及较为可靠的结论，尚需时日予以梳理。
二、孔氏南渡所奉之珍宝
由于时局的动荡，孔氏族人的南渡历尽了千辛万苦。然而，即便是处于颠沛流离的困难岁月，孔氏族人对于传家珍宝“保护如婴儿”。南宋初年，孔氏族人奉“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奉祠铜印、相传为吴道子所绘之先圣遗像、孔道辅击蛇笏、诰敕、家谱等珍宝扈跸南渡。“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相传为孔子弟子子贡所刻，表面褐色，余绍宋曾为楷木像题词，其中有云：“今观两像木理坚结几化石质，而雕刻又极古朴、浑穆，虽不敢必其出于子贡，要为汉以前人之制作则无可疑。木质而能流存至今，世间更无其偶，况属圣容，尤堪称重。旧奉家庙思鲁阁下，今移奉阁上。孔裔向不轻示人，非其时不许瞻仰。”冯世科在《鲁阜山神祠记》中较为详尽地记载了孔氏南渡途中鲁阜山神护圣像的传说。尽管是传说，然而它所反映的孔氏南渡之艰辛与坎坷、族人珍视圣像的心情以及保护圣像的虔诚行为则是与事实相符的。
抗日战争期间，孔子七十四世孙孔繁豪为保护圣像，辗转龙泉、云和、庆云等地，1946年圣像迎归家庙。“奉祠铜印”为北宋政和五年（1115）所颁，衍圣公专用，象征了孔氏大宗的爵位。孔端友将奉祠铜印携至衢州，元至元十九年（1282），“洙及弟演、子楷入觐奉旨，问劳奖谕，授国子祭酒，浙东提学，以袭封铜印纳于朝，逊封爵于曲阜弟治袭焉”。“先圣遗像”携至衢州以后，孔端友勒石供奉，成先圣遗像碑，碑至今尚存。碑高196厘米，宽80厘米，厚10厘米，碑右下刻“扈跸南渡四十七世孙兵部尚书传、四十八世袭封衍圣公端友敬立”。“道辅击蛇笏”与孔子四十三世孙孔道辅的事迹有关，孔道辅为中兴祖孔仁玉之孙，曾任宁州军事推官、太常博士、吏部流内铨、御史中丞、徐州知州等职，为官清廉，耿直忠义。任宁州军事推官时，天庆观真武殿有巨蛇，郡人以之为神异，州将率官属前往祭拜，而孔道辅径直向前，以笏板击蛇，时人为之震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