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晖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发生后，东北地方当局作出不抵抗主义决策，对于日本的侵略步步退让；国民政府虽然在一定时期内默认了东北地方当局作出的军事不抵抗之决策，但在外交上坚持强硬态度，试图借助国际支持迫使日本撤军。由于种种原因，中方的外交努力以失败而告终，而国民政府此后放弃了不抵抗主义，走上了局部抗战的道路。
【关键词】国民政府 不抵抗主义 局部抗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分子悍然制造柳条沟事件，关东军随即以此为借口发动对中国东北的大规模侵略。面对日寇的悍然入侵，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急谋应对之策。长期以来，大陆学界对于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多持批判态度。认为其对日妥协投降，坚持不抵抗主义，令大好河山不战而沦入敌手。近年来随着相关史料的不断解密，有关“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不少相关史实得以厘清，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能较为客观地研讨国民政府在此一时期对日政策的变化缘由，及其对日具体策略上的复杂状况。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之研究和探讨。本文尽量以一手史料为基础，对于“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脉络作出较为清晰的分析与阐述，以求对此一时期的复杂历史变局能有更深入之认识，也请专家多多指正。
一、东北地方当局的对策：实行不抵抗主义
1931年9月18日夜10点20分，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预定计划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并诬为中国军队所为。
随后，关东军炮击北大营，并大举进攻沈阳，是为“九一八事变”。
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中方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呢？首先做出反应的是东北地方当局，9月18日晚，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立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和请示，王立即报告东北边防军长官总署参谋长荣臻，荣臻便将日军袭击北大营的情况报告给时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应付办法。张随即指示荣臻：“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荣臻遂命令第七旅官兵：“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次日凌晨5时臧式毅和荣臻联名致电张学良，称：“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张在9月19日与《大公报》记者谈话时亦称：“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由上述情况可知，实行不抵抗主义，是东北地方当局在“九一八事变”后做出的反应。做出这一决策大致有四方面原因：
1.东北边防力量薄弱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布“巧电”，入关助蒋，此举令东北军取得河北和察哈尔等地盘，但近10万东北军入关，令边防力量大为减弱。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1931年7月，反复无常的石友三发动倒张的军事行动，为平息石友三之乱，张学良先后抽调驻辽宁的3个步兵旅、炮兵两个旅3个团，驻吉林和长春等地的3个旅等部队入关，其在东北的军力进一步削弱。
2.关内吃紧，形势严峻
蒋得张之助在中原大战中获胜后，并未就此天下太平，1931年2月蒋软禁胡汉民后，粤、桂系于5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宁粤对立愈演愈烈，北方也不安宁。张学良坐镇北平，受蒋之委任掌控北方局势。但7月石友三起兵反蒋、张，中原大战后逃往大连的阎锡山在1931年8月乘日本飞机秘密回山西，隐居河边村，遥控太原。南京国民政府所委的省主席商震已难以掌握晋系诸军，山东的韩复榘也蠢蠢欲动（石友三起事时约韩共同行动，韩顾忌蒋在徐州驻扎重兵，不敢轻举妄动）。这些北方反蒋势力的会合也令张难以调动大军出关。
3.对日本军力的畏惧情绪
张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对日本甚为仇视，其主政东北后，大力建设铁路、港口，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加强东北之经济国防力量，并注意引进英、美资本以制约日资在东北的扩张。但同时在对日交涉中，张仍保持低调，尽管东北民间反日情绪高涨，张仍与日虚与委蛇，关于铁路建设的谈判虽无实质性进展，但一直在进行中。张之所以如此，同其认为东北实力不足，难以与日本正面对抗的想法有关，张认为“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1929年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惨败于苏联红军，屈辱的“伯力议定书”更令张缺乏信心，东北军既无力可制苏联远东红军，则也难与日本相抗，如无全国发动，张是既不愿也不能以东北一隅之地与日对抗。
4.中央政府的态度
张认为与日对抗，非举国投入不可，因而中央政府的对日态度对张的决策也有重要影响。1931年下半年，东北境内中日摩擦增多，相继发生“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形势渐趋紧张，张亦数电中央政府请示方略，主持中央政府的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十分愤慨，如接到“万宝山事件”的报告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日人如此蛮横，吾国已不成国矣！”他指示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和交涉，并积极发动民间经济对日绝交活动。但鉴于国内形势险峻，长江大水，受灾面甚广，宁粤对立，反蒋各派摩拳擦掌，意图大举。在对日的正面交涉中蒋亦主暂时妥协，避免发生战端。“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在7月11、12日致电张学良，要求东北当局抑制民众运动，并着重指出：“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中村事件发生后，日本对华强硬空气高涨，蒋亦电张劝其保持克制。故而张在9月5日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衅，退避为上。”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要东北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他又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指示对日策略，电文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此外，张对关东军此次行动判断有误，认为是一种挑衅行为而非有目的之侵略，也是促成其采取不抵抗之策的重要因素。
二、中央政府的最初对策：避免冲突、循外交途径获合理之解决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乘永绥舰离南京赴江西督剿红军，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事变情况的电报后，于9月19日召开了中常委临时会议，决定以中执委名义通知各省市和海外党部，日军侵入东北，全党须团结一致，并急电蒋介石回南京主持一切。外交部就日军侵占沈阳事件照会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紧急严重抗议，要求立即电告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将日军撤回原防。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同日向国联大会报告日军侵占沈阳事，并于当晚就“沈阳事件”发表宣言。乘舰西行的蒋于19日在湖口接到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日人之举动，蒋以为“是其（指日本——引者注）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虽然他十分痛恨日本趁火打劫的强盗行径，但对于如何抵御日军的侵略，却深感抗敌乏术，蒋氏在当日日记中为此大发感叹，以为“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
既然中方御侮之力不足，对于“九一八事变”自然要小心应付，谨慎处理，19日当晚蒋在南昌致电张学良，其电文内容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戎。”“九一八事变”发生仓促，蒋首先要了解情况，同时劝勉张小心为上。9月21日，蒋返回南京，主持在京中央委员会议，商讨对日策略，蒋在会上主张将日本侵略东北事实向国际联盟和非战公约签字国先行提出，认为“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让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此次会议最终决定在外交方面增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军事上停止原定的讨粤和剿共计划，并考虑抽调部队北上驻防。政治方面决定派遣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赴广东，呼吁团结一致抵御外侮。对于民众的抗日呼声，会议决定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同日，施肇基正式照会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要求国联制止日本侵略。随后，蒋在次日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全国民众其“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民书》，亦称“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很显然，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与日本交锋的同时，在军事上默认了张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南京国民政府和蒋采取如此举措，实乃受制于内外交困之局，国际上西方诸强陷于经济危机困境难以自拔，国联态度暧昧，苏联只要日本不侵犯其中东路权益，乐得作壁上观。国内宁粤对立难解，虽然“九一八事变”后蒋对粤方采取和解政策，但对方不依不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粤方几次发表通电，虽言抗日救国，但“今日之计，舍蒋下野，对内对外一切救亡大计，皆将无从进行。”总之，在粤方眼中，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抗日救国。
如此情况，要达成举国一致，谈何容易。
既将九一八事件提交国际交涉，蒋介石便连电东北方面不可擅自进行中日交涉。9月21日，他致电张学良邀其入京面商外交事。22日又电告张学良：“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二十一条为退兵条件，应设法严拒，此案在京已归为国际交涉”。23日，蒋氏又在与万福麟的谈话中要其转告张，“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骄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蒋之所以如此叮嘱张，实在是张在对外交涉中，多有不经中央政府，自行而为之举动，如中东路事件，张未经政府同意便派出交涉员与苏方进行停战谈判。
三、中日直接交涉与撤兵之争
南京国民政府在决策军事上采取不抵抗，外交上则绝不屈服之对日方略之后，又决定不与日方直接交涉东北事宜，在此情况下，要达到令日本撤军之目的，则必然要诉诸国联的“公平裁决”。9月30日，国联通过解决中日满洲问题决议案，共分九条，主要内容为国联休会至10月14日，在此期间日军应撤回原地，中方表示接受决议案，同时声明请国联援助确定“九一八事变”后的责任问题和赔偿，并要求国联派中立国人士组成监督委员会赴东北监督撤军。日方表示接受决议案，但拒绝中方的声明和要求。早在9月23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日方就有“对东三省以外交保障占领”的决定。9月30日国联通过要求日撤军决议案后，日本利用九条中关于中国保护日本侨民条款，声言中国的排日运动导致撤军条件不具备，不仅不撤军，反而积极要求与中国直接交涉，意图以撤军为饵，迫使中方进一步承认尚为悬案的日本在满蒙之特殊利益，10月8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教育总监武藤联合向内阁提出《对满洲事件今后方案》，认为应乘此时机解决满蒙悬案，并提议树立满洲新政权。9日重光葵在给中方外交复文中称日方将与中国准备协商有关必要基本大纲，以解决满洲问题，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也派人向中国驻日本大使蒋作宾转达口讯，表示“所用大纲尚未协定，国民感情亦难缓和，日军自不能安心撤退。贵国接续维持治安任务，恐难期圆满。”对于日方的直接交涉要求，特种外交委员会（以下简称外委）讨论多日难决，“外委诸公主张，如国联无办法，再请美国提出九国公约以制日”，倾向于拒绝日方要求，但又担心激化中日矛盾，撤军更陷僵局。时任外委委员的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深感“彼外交、军事双方并进，着着逼我，以图解决，我方若不速定全盘方针，拟就具体方法，从容逐步应付，转瞬之间失却国际同情，而形势转趋严重，单独应付更感不易，进退维谷，危险更不堪设想，”因而主张“先定具体方针，速电施使以避僵局”。蒋介石对此亦深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