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曾经对人类历史的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在漫长的生息繁衍过程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品质、民族意识、道德观念和文化心理，其中的精华部分对其本身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数万万儿女的纽带，具有一种强大的道德凝聚力。但是，中华民族所独具的民族道德意识和传统文化心理中的糟粕部分，又造成了国民的劣根性。例如，封建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因循守旧、盲目排外的社会心理状态等，都成为中华民族在近代落伍的重要原因。剖析中国国民性并且加以改造，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面临的严峻的历史使命。严复认为，与西方国家的国民相比，中国国民严重缺乏民主的素养，这就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造成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他赞赏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认为中国与西方的情形完全不同，其主要区别就在于中国是专制政治，西方是立宪政治。中国的专制政治不容许人民过问国家大事，参与政治活动；而立宪政治则可以由人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参政议政。严复认为，中国国民的“奴性”道德意识十分严重。庶民百姓都是只知道靠卖力气为生的“苦力”；而西方的国民则具有较强的参政意识，关心国家事务，都是所谓的“爱国者”。经过对中国国民道德中某些劣点的历史反思和与西方近代国民道德的横向比较，严复又提出了改造国民道德劣根性的具体方案。1861年，斯宾塞出版了《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一书，提出了培养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有广泛的科学知识、能适应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激烈竞争的近代国民的方案。斯宾塞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是由这个国家国民“血气体力”、“聪明智虑”、“德行仁义”，即力、智、德三者的强弱高低来决定的。严复信服斯宾塞的观点，认为“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根据斯宾塞所说的国家存亡强弱的三个标准，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改造国民劣性的具体方案。他解释说：“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国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在《原强》一文中，严复还进一步解释所谓“三民”主张的具体内容。他说，“鼓民力”，就是要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妇女缠足，“练民筋骸，鼓民血气”，禁除一切有害人民身体健康的丑陋的社会习俗，增强人民的身体素质。只有鼓民力，才能增国力。“开民智”，就是废除破坏人才、压抑民智的八股科举考试制度，创办各种各类新式学堂，传播科学知识，大力培养治国安邦的人才。“新民德”，就是要清除国民道德上的“奴性”，提倡自由，讲求民主，发扬爱国精神，树立新的社会风尚。总而言之，严复设计的改造国民性的方案包括以下内容：改良政治，启蒙思想，发展教育，增强体质。而这个方案的中心内容，是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启蒙民众思想，即严复所讲的“开民智”。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他“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阴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成为他思考的主要问题和救亡的主要手段。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持创办《清议报》，其目的是欲“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其宗旨是“维新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广民智，振民气而已”。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宣传爱国思想，重视培植国民爱国心，这是梁启超改造国民道德说的基本内容。
他指出，中国国民“爱国之心薄弱”，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原因是“暴君民贼，私天下为一己之产业，因奴隶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自屈于奴隶，积之既久，而遂忘其本末”。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对外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的四万万同胞“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他说，中国人民“二千余年俯首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久而久之，逐渐“养成服从之习惯，深种奴隶之根性”，“但使他人主我，则不惮奴颜婢膝而为之欢”。中国国民那种“柔媚无骨”的奴隶性，“积之千年，毒遍亿身；生如无生，人而非人；欲毋堕落，恃奚以存；非敌系我自论，斯害不去，国其尘灰。此吾不能不痛心疾首，而大棒大喝于我国民者也”。1902年《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担任主笔。在《本刊告白》上，他宣布：“本刊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提出以“教育为主脑，政治附从”的方针，准备“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根本”。
此后他陆续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着名的《新民说》，标志着梁启超国民性思想的成熟。《新民说》开宗明义说道：“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正是把“民”看作“国”的有机构成，视“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的关系，梁启超才忧心如焚地提出新国必先新民的愤激之言，把“新民”提到治国安邦的首要位置，关系到国富民强的大问题。他说：“今日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民众“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
只有首先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然后才能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梁启超的“新民说”，是要“去社会旧习之污”，兴“民德民智民力”。因而，他非常重视对中国国民道德中的劣点进行剖析、研究。在此基点上，他写成《国民十大元气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国积弱溯源论》、《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着作。在这些着作中，梁启超分析了造成国家积贫积弱的国民道德和社会风俗方面的根源：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动。他说，以上六个方面的国民道德特性，还表现为国民爱国心之薄弱，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这些缺点是在长期封建社会里逐渐养成的，必须加以革除。
桩桩政治丑剧，种种思想逆流，在民初的历史舞台上喧嚣。中国突然间仿佛失去了重心，呈现出浑沌无序的景象。人们不解、惊愕，但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辛亥革命失败了。陈独秀在分析袁世凯复辟帝制这一丑剧时指出，造成这一“恶果”的“恶因”不仅在于袁世凯手中握有北洋军权，而且在于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在他们看来，当时的中国社会，“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潮”，“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国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陈独秀认识到伦理觉悟、个性解放为中国社会最后之觉悟的重要，这不仅可以根本解决中国社会的政治问题，而且可以挽救民族危机。
他说：“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也。……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于是，他把扫荡以旧伦理旧道德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的斗争，视为解救共和政体、推进政治革命、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途径。政治革命、民族革命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而伦理革命、道德革命却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奋斗才能逐渐完成。这是因为，从专制制度下的臣民一变而为共和国民，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洗刷得干干净净的。因此，陈独秀断言，反对封建主义旧道德的“今兹之役，可谓新旧思想之大激战”。
他认为政治黑暗、社会腐败、民族危机都是社会道德的堕落所导致的，改变社会政治状况，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必须首先进行道德革命，改变全体国民滞后的道德面貌。
因此，虽然用文化阶段说来解析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的确有其事实的依据，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或文化启蒙是辛亥革命前十年就早有探讨的，所谓的“第三个阶段”应该视为对前期探讨的继承。这还不是本文要分析的重点。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把“伦理觉悟”视为最后的觉悟，那么新文化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应该占有怎样的地位？或者说如何看待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救亡的问题。
对于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的确立，有的学者以“救亡与启蒙”的变奏来分析当时的思想转型。联系中国的当代史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政治状况，不少学者为五四后知识分子的观念转而遗憾，认为中国由此而缺少一场持久的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使封建的东西得以存活。假设历史可以拓宽思维空间，但无补于解释历史的运动轨迹。其实，从毛泽东早期的观念选择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青年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毛泽东作为出身于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了解中国社会下层民众的现实处境和愿望，也深受世代相袭的民本思想的影响；同时，近代爱国思想家对毛泽东的影响也至深至切。1910年，他在阅读梁启超的《新民说》时写下了这样的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段批语表达了毛泽东对专制政治的否定态度和对君主立宪政体的向往。这是毛泽东最早涉及“民”的概念，表明他对“民”的关注和初步的民主意识。
思想的探索离不开现实的土壤。辛亥革命的失败引发了毛泽东对晚清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的全面省察，开始思考社会改造的根柢。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之所以腐败，原因在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形，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加之中国“社会之组织复杂，又有数千年之历史”，使那种“伪而不真、虚而不实”的思想和道德逐渐沉积为传统，“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文稿，第86页）最终形成了“民智污塞，开通为难”的现实。因此。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不是取决于政治革命和军事暴力，只能是转换国人的思想，即“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须在显见之形迹。”（文稿，第85页）他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并通过普及改造后的哲学、伦理学，使社会“人人有哲学见解”，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自然人已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文稿，第87-88页），实现国人思想和道德的彻底改良。
如果说民众在觉悟前在社会变革中是阻力或者还只是一种潜在的主体力量，那么，觉醒的民众自然成为左右社会变革的现实要素。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留法运动到北京后，经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馆员，从而获得了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潮的机会，开阔了思想和视野。对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大变局，毛泽东做过富于激情的描述：近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陈独秀等首倡革命，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放眼世界，俄罗斯革命使“协约国为之动容，全世界为之振动”，“怒涛西迈，转而东行”，“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大革命”；环视国内，“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文稿，第390页）。所有这些，不仅反映出当时社会变革的广泛和激烈程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透射出毛泽东的思想状况和政治倾向。他自信地宣告：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文稿，第3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