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礼记·大学》
这是儒家在孟子“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思想基础上提倡的生活目标和人生追求，包含了中国文化倡导的人生观的很多积极方面，“修身”是根本。孔孟之所以在后世和今日比其他人更吸引人们，即在此涉及终极关怀、人生意义、心灵境界的追求故，即在此宗教性道德故。这是一种理念，一种精神。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伟大的人格离不开“正心修身”，而这主要靠个人修炼、努力。人的情绪、意识和意志都不是集体性的，而是个人的情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内心精神生活都是为了控制自我而不得不进行精神战斗的战场。那是一种有意识的、逐步完善的过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引《诗经》语赞美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3.1 道德品质
《左传》有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为做人，为最高目标；立功为做事，次之；立言为做学问，又次之。
3.1.1 真 诚
一个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显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我的一个朋友有次谈到，那阶段他最担心小孩是否说谎。他担心的是真诚问题，他的表达也是一种真诚。真诚是人生的一种温馨，可能也是一种奢望。有人说，做人不难，它的标志是诚实。话的本意是强调诚实，挺好。但这儿的“不难”恐怕换成“不易”更妥当一点，否则，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这么需要诚实呢！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个夏天，同学约我下午一起去游泳馆游泳。午间狂风暴雨使人难以出门，我也犹豫不决，但本着说到做到的信念，我还是出去了。那个情景下，骑车用的雨披压根不起作用，没骑几百米，半筒雨鞋中已装满了雨水。实际上那天其他同学都没去！我准时的时间观念似乎失去了意义。是我太在意那个“说到做到”了？我想本质上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原先的基本原则受到了新的价值观的影响。
西安市双水磨小学七岁的涂迁因未完成作业，在教室外被罚站三节课。中途，小涂溜出学校玩耍，结果在附近的人工湖中淹死。事故发生后，学校校长、师生一致撒谎，说涂迁出事那天根本没去学校上课。最终，一位小学生说出了真相。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说真话，这个孩子说：“老师说过诚实的孩子才是好孩子，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甚至口蜜腹剑、力所能及而无动于衷等，都远离了真诚，更不可想象发生在学校！
有一次，我在火车站买了一份报纸，候车翻阅时发现是旧的，约两周前在同一地方买过，即走回去说，是否换一份其他的。卖报者边换边说：“看过了来换。”我说：“没看过，旧的你还在卖！”实际上，我买的时候没注意看，有责任。不过这件小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诚信。另有一次，在另一火车站，我还没上车，几分钟就将刚买的一份报纸翻完了，就走回去放在报摊上，对卖报者说：“给你吧，扔掉浪费，你还能再卖一次。”卖报者笑着说：“噢，谢谢。”
“与人相见以诚，造物所忌者巧。”
3.1.2 助 人
数学家熊庆来和另一位教授曾共同资助极有才华、后来成为物理学家的学生刘光出国深造，并按时给他寄生活费。
有一年冬天，因手头一时缺钱，熊庆来便卖掉了正穿着的皮袍，如期将钱汇出。十年之后，刘光才偶然听到此事，十分感动。
2000年6月的一天，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周末我们总出去游览。听说下火车走约一刻钟即到，可实际差很远，便又问路。路人很少，后见一老妇从家里出来，可能是六七十岁了，不会说英语，但听明白“枫丹白露”的发音，就一直与我们一起走，近四十多分钟才到。我心中十分感动，尽管以前听别人说过欧洲百姓的热情、认真。遗憾的是，我竟未说一声“谢谢”。我是担心这位老人连英文的“谢谢”都听不懂？我站在那里点头目送她与人说了几句后离去……
2002年4月的一天，我去加州的硅谷看同学。他让我坐短途火车在其指定的站下车后给他打电话，他来接我。上车后经询问列车员才知道那次车不停靠那个小站。那时已是晚上，坐在我左后面的一位近六十岁的女士（后知她是政府官员）发现了我的困惑。她主动对我说我可以跟她走，我有点过意不去，但立刻接受了她的建议。在过了原定小站的一个站后，列车停了，我跟她下车，上了她的汽车。她送我到那个原定的小站。在小站周围兜来兜去找不到电话亭（我们都没料到这样的情况）。她只好开车到别处找，直到发现电话亭。这时候我再三请她赶快回去，她执意要一起等，我被接到时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这时她才放心地离去。我后来在羊年寄了一幅“羊”画像石拓片给她，略示谢意。
我们的社会，还有太多需要帮助的人和事，面对饥饿小孩的渴望眼光、孤苦老人的木然神态，不能不让人心有所动。
有能力给予别人帮助的人也很多。然而，在很富裕的情况下给出的帮助和普通情况下给出的帮助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尽管富裕的情况下给出的帮助对他人同样有意义。我曾听校友林锐说有初中生上学需要帮助，我资助了。而他资助过五六位贫困学生，有的资助发生在他自己也是学生的时候。从那以后，我还请学校的学生物色了资助对象（我未与其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希望受助者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我愿意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而不是做九牛一毛的施舍。
我和我儿吟茫一起在路上看到乞讨者时，我便摸出硬币建议吟茫去给予一点帮助，对表演乐器者，更是提醒他：我们得到了别人提供的音乐享受。他往往并不情愿。后来，他主动给我看一篇以此为背景写的得满分的作文，其中写道：“爸爸是为了培养我的爱心。”“我爱我的爸爸。”我既感动于他对这事本身的理解，更是欣慰地看到他的内心对为人道理的认识。
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就晚餐前后，我先后遇到三位问路者。第一次，没问题；第二次，我没把握，请其向别人确认；第三次，我考虑后指了一个方向。过后，我忽然发觉我指错了，内心很想去纠正，可惜那人已走远。设身处地，很感内疚。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
3.1.3 自 律
秦惠王时，腹（音tun）的儿子杀人，秦惠王因腹年长、没有其他儿子而想赦免其子。腹强调“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样才能禁止杀伤人的事件，没答应惠王，其子被杀。那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故事，但即使在现代社会，能如此自觉自律的官员不多。
霍光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二十年，他沉静详审、老成持重、果敢善断、知人善任，是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有人暗中观察，他做事总是不失尺度，资性端正如此。
顾炎武是中国历史上既博通又专精的大学者，但他很自谦，写了《广师》。他也非常严谨，他写到三十年之久的《日知录》，说要到死才能定稿。
我是色盲，不能开车。在生活中，若能开车必有很多便利。但面对拥挤的交通、污染的空气，我又庆幸自己没为这样的环境“添砖加瓦”。但若我色觉正常，恐怕就“同流”了。
另一方面，交通拥堵、失序并非都是道路狭窄、疏通欠当造成的，从常常遇见的闯红灯现象可想而知其部分原因。
我刚踏上工作岗位时在企业工作，先在车间后在设计室，室主任是一位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姓陆，四十多岁，与我现在的年龄相仿。我脾气不好，认为不当的地方会直接提出来，那段时间又正好在准备考研究生，室主任曾说要扣我的奖金（最终没扣成）。即使这样，我也不愿在背后评论什么。后来，我离开这个企业去念研究生了。一位同事后来曾说起，老陆对董军这样，但从未听到过董军在背后说过其一句坏话，而且始终称呼其为陆工。我在这个单位曾以最高票被选为先进工作者。后来有一次在拥挤的火车上陆工喊我，与我打招呼，我很感突然，没想到十几年后会在火车上遇到陆工。一晃有这么多年没见了。直到如今，组织部门找我谈话，我依然不愿在别人背后说三道四。
在稠人广座之中，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若隐而不言，我便有不负责任之感。遗憾的是，有时候会与本部门的同事一起谈论一些与我个人无关、但与我的价值观不一致的事情。尽管我所说的话、做的事全都放得到桌面上，是实事求是的、不从个人利益出发考虑的。我的出发点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变一点现状，但我参与其中谈论与我的基本原则不相一致，我内心总不能原谅自己。我曾建议并实践努力用国产品的理念，比如买联想笔记本电脑，但也未能一贯如此。
有一次与几个分别生活在内地、澳门地区和美国的朋友聊起中国的发展。我说经济方面可能会较快跟上，但人的素质方面还很遥远。过后一些天，我在苏州预购到上海的火车票，售票员说没有了，只有到昆山的，上车补吧。我说好。上车后，我就向列车员说要补票，回答说“等一会儿”；过会儿再问，回答说“过了昆山再补”，可一直没见列车员。下车前，又问，说“人太多，下车补吧”。我从未在车站补票，为了图方便，没去补票处，而是直接往外走，出站时我把票交给验票员，被其要求去补票，我不悦，但即去补票。出来时对验票员说，以后应该要求列车员在车上给乘客补好！但无论如何，这是我自律不够所致。
2008年岁末（上述事情发生前不久），我在奥地利开会，回来时坐去机场的火车。那里没人查票。上车时匆匆忙忙间没见售票处，上车后我问是否可买票，旁边的乘客（不一定是当地人）说“可以”，可到了终点站还没见售票员，我又问，那位乘客开玩笑说“大概还在睡觉”。于是下车，经过售票机，我补购了9欧元的火车票。尽管那时根本没人查票。记得初中时，有一次去母亲单位洗澡，进去时收票阿姨不在，我就径直进去洗了，出来时我主动将票给了她，尽管出来同样根本没人问起这事。我觉得这只是按基本的底线做事，没什么特别。
2009年暑期结束前，我参加某执法机构所应用的项目的评审会，项目总规模颇为可观，共有21个子项目，我们那次仅评其中已提交的6个。结束后，该机构负责人代表讲话，谈到现在的毕业学生写文档能力弱，从而言及教育的问题。
听后我说，现实情况确实如此，是教育界的责任。但今天大家共同认为开发方（已通过软件成熟度模型集成CMMI3级）提供的技术文档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严格讲可就此不予通过，你不乐意吧？这件事，一方面说明不少规定、规范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则说明把责任推于他人已是思维习惯，真正愿意剖析自我表现，以身作则的情形又属较为稀罕了。
另有一次，评审一个财务审计软件系统。会中得知，现有的财务软件往往并未严格按财务法规开发，这使得本来就可能不真实的财务报表有了“保护伞”。而这个审计软件系统并不针对这类问题，甚至本身又隐含不符合规定之处。这种系统除了做表面文章，能有多少督查的价值？我对另一评审老师说可再做一个第三方软件来审计这个审计软件的“审计”结果。以前听说朱镕基同志为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觉得本是基本要求，似乎不宜如此强调，看来事实上确实很难做到。
还有一次我与一位海外回来的同学两人一起到一家饭店用餐，因没有小桌了，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八人桌。由于每次用完餐后都要换桌布，我对服务员说，在现有的桌布上用一块小的布单独铺一下即可，这样可以免去重洗大桌布，既节约又有利于环保。服务员嘀咕道，这倒很好的。其实这谈不上好与不好，而只是一个基本理念问题，人人都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