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虽然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但英法两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压力却一天比一天沉重。他们要捷克斯洛伐克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
在内外的压力之下，布拉格宣布赦免了1200名纳粹政治犯，同时，在苏台德地区允许汉莱因实行选举、扩大德意志族的权利等政策。但是，在柏林的授意下，汉莱因以政府拒绝苏台德地区完全自治为由，于5月19日突然中断了同捷政府的谈判。同一天，德国报纸报道了军队调动的消息，德军4个摩托化师已在捷克边界集结，并且作好了袭击波希米亚的全面准备。
德国不顾英国三番五次的劝告，威协要用武力解决苏台德问题，不惜破坏欧洲的稳定，这引起了英法的极度不安。英法决定对德国施加压力和影响，以迫使德国在英法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行事。也就是说要通过妥协，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因此，在以后的48小时内，欧洲出现了1914年8月以后最繁忙的外交活动和最紧张的军事准备，是英、法、苏和捷克团结一致抵抗德国侵略的最后一次表现。
面对德国的挑衅，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5月20日发布“部分动员令”，征召后备役人员和某些技术人员入伍。
5月21日，法国外长发表谈话指出，如果德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将履行《法捷互助条约》的义务。
同一天，英国驻德国大使也对德国外长表明，如果法国履行《法捷条约》的义务，英国政府将不能保证在事件的压力下不会介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说得更加干脆：“德捷战争就意味着法德战争，因而也许或迟或早成为英德战争。”
在五月危机以及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前苏联政府也多次发表声明，要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一起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甚至公开声明：“互助条约不禁止每一方提出援助，无须等待法国。”
捷德边境的对峙引起的国际紧张局势，形成了所谓的“五月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英、法、捷、苏虽然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但是在抵制德国采用武力威胁一个小国、破坏整个欧洲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点上，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的顾问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实行政治退却。他们警告说，德国军事机器能够在不遇抵抗的情况下进军奥地利，但其准备状况却不足以在两条更可能是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在多方的压力下，希特勒才指示外交部告诉捷克斯洛伐克公使，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德军在德捷边界集结的传闻“毫无根据”。26日，汉莱因奉希特勒之命恢复了同捷政府的谈判。五月危机得以暂时缓和。
英、法两国在五月危机中所表现的较强硬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它们放弃了既定的绥靖战略。他们的目的仍是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和平”。因此，到7月26日，张伯伦派沃尔特·伦西曼勋爵以“非官方身份”赴捷充当苏台德德意志人党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调解人”，为英法“普及的绥靖”政策开辟道路。
伦西曼奔走于苏台德和布拉格之间，不断胁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企图以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达成英德妥协。
在压力下，为了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贝奈斯总统作出了最后的让步。
除了拒不接受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扭转其外交政策这一要求外，贝奈斯总统几乎答应了苏台德德意志人党所有的要求，甚至包括在一个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中为一部分居民建立一个法西斯的政权。
贝奈斯总统把这个妥协计划交给英国方面的时候，在一份随文附送的照会中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最后的让步是他以及他的政府在英、法外交代表的直接压力下作出的。但是，他的看法是：“由于柏林政府的众所周知的计划以及汉莱因党的目标，这项建议德国人不见得会接受。”
果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无条件让步，这个答复气得希特勒爆跳如雷。
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词。9月7日清晨，在莫劳斯卡—奥斯拉瓦的一次游行示威中，一个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代表与一名捷克骑警发生了冲突，据说骑警用马鞭抽打了那个代表。这就足以作为借口了。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全面中断同捷政府进行的谈判，在苏台德地区煽起了民众骚动。直到9月15日，苏台德地区的肉搏战才平定下来。
然而，捷克政府作了巨大让步的谈判就这样以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对他们自己突然得到的胜利成果感到惶恐而告终。
于是，贝奈斯总统在9月7日的《泰晤士报》上读到了这样一项建议，要捷克斯洛伐克再作牺牲，牺牲的代价是连苏台德德意志人党本身都从未提出过的，即割让领土给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