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当权，对中国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不过我认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建设不少，虽然有“反右”，破坏不是挺大，工作还是有成就，比如能搞汉语拼音就是建设。可是一九六0年开始就是三年灾害了，人民公社化，就死人了，一直到一九八○年，这二十年就不行，完全是破坏。等到一九八0年，邓小平上台，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政策比苏联早，苏联改不过来，因为陷得太深了，结果自己垮台了。历史还是有其客观的规律，人的本事没有历史大。
“反右”，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作为重点，可是对语文学界压力不是很大。文字改革对国家生活、文化生活影响很大，可是不能夸大。它毕竟是一部分，文字改革不是共产党搞出来的，文字改革是清朝末年就搞了，可是一步一步来。国语运动开头很难推广，有一个北京农民送儿子到城里来读书，进了大学，回去他讲普通话，父亲就骂他：“你读书读了半年，把祖宗的话都忘掉了。”普通话的推广很困难，方言的影响太大，现在很少人反对普通话。汉字简化，清朝末年就提出要简化，蒋介石是非常积极搞简化的，在南京提出简化，是蒋介石同意的，结果不行。到了台湾，蒋介石两次提出简化，也是不成功。现在台湾说简化字是共产党搞的。
二十二文字改革委员会
我是一九五五年十月离开上海，从此就没有回去了。到北京来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我当主任，招牌上只有第一研究室，因为拼音化之外，还有旁的事情要管。第二研究室是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是曹伯韩。
我在二十年代初进大学，就对文字工作感兴趣。那时在圣约翰大学，都是用英文，用打字机，太方便了，这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也学了一点语言课程，后来在外国，特别到英国，我买到许多字母学的书。字母学在中国没有人研究的，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那时候我们的银行在美国经常跟英国联络，因为业务的关系，我要到英国去，那时候是业余爱好，想不到后来会用上。二十年代，上海语文左翼运动主要的人物是叶籁士，他办了《语文》杂志，我给他们写文章。后来上海变成拉丁化运动的中心，我参加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所以到了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要我来开会。
“反右”时，我改行了，我从前写的书和文章，假如他们要跟我算账，就麻烦了。
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时候的确是精力充沛，国家有需要就愿意做。吴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级别很高，主任就是部长级，副主任是胡愈之，真正做事是他。吴玉章年纪太大了。胡愈之了不起，能写文章，见解真正有世界眼光，他同我很谈得来。那时胡愈之是领导人，待人好得不得了，没有什么官架子。常常在晚上九点钟，我要睡觉了，他们来了，一谈谈到十二点，像朋友一样，所以工作很愉快。周总理经常请我们到中南海讨论问题，到了吃饭时间就留我们吃饭，的确是政府和人民团结很好。
当时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小委员会有十五个人，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后来要起草一个草案，推三个人：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这件事情应当说很复杂，搞了三年才成功。人家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搞了三年。”现在想起来，花了三年工夫很值得，把所有的问题彻底解决，一点不马虎，今天人家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过去研究过的。这个地方就用到字母，没想到我在伦敦买的字母学的书发挥作用了。世界上有那么巧的事情。
拼音方案这个工作不是普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要用到字母学，凑巧我对这一门学问很感兴趣，是业余搞的。当时缺少材料，我在国外有一些研究联络点，请他们想办法买材料寄来。因为语文研究方面的书，我的确也看得不少，不是像读书那种看，是比较轻松的浏览，可是要工作就要认真看。从“文改会”来讲，把我留下来，的确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因为中国搞语文学、文字学的人多得很，可都是搞传统的语文学，现代的东西就搞得很少，几乎没有人搞字母学。
汉语拼音方案花了三年工夫，现在应该说是成功了，全世界都在用这个方案。这个方案问题多得不得了，世界各国也不了解中国要搞一个方案干什么，很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要求，特别是航空发展出现一个地名标准化，需要罗马字地名怎么拼，一个拼法不对，这在航空就不得了，会出大事情。拼音方案首先在航空上帮了忙，要求地名标准化，不仅是我们，许多国家都要有，欧洲也是这样子，欧洲一些国家的地名，单在欧洲就有几个讲法。航空要求一个地名只能一个写法，一个讲法，否则就会出问题。
中国的文字改革起初是少数知识分子参与，后来参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是还是在知识分子圈里面。拉丁化运动大概是在一九三三年，有群众性的运动是从拉丁化开头的。可是我看到外国的东西，一看，中国的水平太差。所以我们的文改运动要跟语言学、文字学挂钩。我运气也很好，一做这件事情，自己就要努力地学。
在语文学界，吕叔湘、王力都是我的朋友。我在北大开汉字改革的课程就是王力介绍的，他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汉字改革课开了半年，很受欢迎。人民大学又请我去，在北京大学大概讲了三次。后来把讲课内容整理成一本书，就是《汉字改革概论》，这本书在国内多次再版，日本翻译成日文，当时推广普通话，推广了多少年，许多人还是不会讲国语。中国人跟中国人在一起没有办法讲话，特别广东人到北京来，要找人翻译。建立国家的共同语言要有一些理论，普通话的第一本理论书是徐世荣写的，从前我们有好多语言学的书，一本也不管用，文字学都是用来看古书的，跟今天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很不正常的。中国的传统是研究古代才有学问，研究现代的东西不是学问，这是错误，今天想办法在改。我这本书可以说是“文改运动”跟文字学、语言学挂钩的第一本书。以前有几本小本子，也是没有理论的，苏联的拉丁化运动也缺少理论。这可以说是我到“文改会”做的第一件事情，要提高文字改革的学术水平。同时中国引进了西洋的语言学，可是还没有把语言学用之于生活。
美国的厉害之处，每一件东西跟当时的生活结合起来，这一点跟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的许多东西都是为古代服务，不是为现代服务，这是中国的传统。沈从文到学校里去教白话文，学校里的老师是看不起的，说：“白话是什么学问？”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有眼光。这一点一直到今天还是不一样，美国是现代重，古代轻，中国是古代重，现代轻。中国讲文字是讲古代的，没有现代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文字改革要变成一门学问。
大学里都有文字学，结果研究的都是古代文字，现代文字没有人研究的，这种现象完全不正常的。我要提倡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情成功了。现代汉字学的课本很多，苏培成的两本书在北京大学很受欢迎。现在至少几个重要大学都有现代汉字学的课程，汉字重要，可是只讲古代，目前的问题没有人研究，这是不正常的。
我对比较文字学也很重视，后来发展成两本书：《比较文字学初探》、《世界文字发展史》。我提倡大学里要有这门课程，中国到今天大学里还缺少这门课程。清华大学有一个小组在研究。
二十三新陋室铭
我来北京以后，一方面工作压力很大，一方面我自己要补充知识。他们搞运动，我就埋头读书，尽量不参加社会活动，除了政协开会。工作很紧张，也可以说是很充实，能有这样的机会，也是很不容易的。
一九五六年我们全家到北京，就住在沙滩，这个地方是老北京大学，在清朝是驸马府，我们一进去，里面的花草好极了，美极了。我在这儿住不到几年，就看到一个很美的房子一步一步地被破坏。不久，毛泽东下命令，不许种花，花匠都回家了，种田。花、树比人还娇气，要人不断收拾的，立刻就一塌糊涂。后来军队住进来了，把一个很好的荷花池填掉了。后来许多人家都搬进来住，也不知道什么人家。
在沙滩有一个好处，到北海、故宫很近，五分钱到故宫，故宫上午没有人的，我花五分钱在里面写文章，环境又好，空气又好。对面就是景山公园，清早在景山公园绕一个圈，回来工作，因为我的工作可以在家里做，不一定在办公室里。
我住的地方是民国元年给一个德国专家特别造的小洋房，我进去时已经破烂了。有趣味的事情是，外国朋友知道我住在有名科学家的房子，写信问我这个科学家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知道。这房子现在恐怕拆掉了，多少年的房子不修理不行。所以我写了《新陋室铭》。
新陋室铭
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
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
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谈高干的特殊化。
赞成工人的福利化。
同情农民的自由化。
安于老九的贫困化。
鲁迅说：万岁！阿Q精神！
一九八四年我们家搬到后拐捧胡同。这是我们出版社的地方，起初政府给我们一块很大的地方，后来紧缩，就把我们单位跟出版社合并在一起。
二十四昆曲研习社
张允和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也是意外。她在上海教书，全国都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她很认真地写了两万字的意见，《人民日报》就把她的意见要求登出来，她很得意。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出教科书的，把她请到北京来编辑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是叶圣陶，他本来是张允和的老师。
那时候我们在上海有保姆，还不止一个，孩子由保姆来管，家里的事情她走开也没有关系。我们家不相互牵制，她到北京来，我还在上海。来了不久就碰上“三反”“五反”，跟她毫无关系，群众运动瞎搞了，哪里有那么多的“老虎”呢？因为搞运动是另外有领导小组的，社长叶圣陶没有发言权，张允和的背景，叶圣陶了如指掌，可是又帮不了忙。
“三反”“五反”说她是“大老虎”，为什么呢？第一，我家虽然很穷，她的娘家很有钱，是大地主；第二，“三反”“五反”要把所有的信都交出去，她乖乖地把私人的信交出去，她跟我通信当中有许多好玩的事情。有一个男的老朋友写信给她，说：我们现在都老了，我从前非常爱你，我爱了你十九年，后来你结婚了，这些事情就不谈了。那么她就写信告诉我，想不到这些事情这么奇怪，你猜猜看，这个人是谁？我就告诉她，这个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那么，搞运动的人看了觉得不得了，认为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码，就把她打成“大老虎”。
其实经过这种运动的人觉得无所谓，她没有经过这种事情，当真了，神经一紧张，生病了，叫作“牙周神经炎”，人要发烧。当时我还在上海，她就跟领导讲好到上海治病了，领导知道她没有什么事情，让她到上海，真正有事情就不让走。这牙周炎想不到还很厉害，整个把牙拔掉，重装牙齿要很长时间，就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说牙还没有好，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给她写了一封信：你不要回来了。搞运动不讲道理的呀，这样子，她很不愉快。
虽然张允和受了挫折，还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对共产党建设中国还是抱有信心的。我来了北京之后，就把整个家庭搬到北京来了。
那时候的确是很热心，我在上海有三份工资，在北京只有一份工资。当时上海的标准待遇高，北京的标准待遇低。到北京来，经济上损失很多，那时候的确是为国家办事情，从不计较这些。我都不在乎这个。
张允和受了这次刺激，又有好处。我们来了北京，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副部长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也知道张允和能力很高，单位就缺少张允和这样的人，叫她去工作，我们研究了半天，不敢让她去。我说：“不要做工作了，政治运动的波浪你受不了，没有送条命已经好了。”因为她只能做工作，不能应付政治的波动，再碰到政治波动，没有命了。只有在党里面搞运动搞惯了的人叫“老运动家”，无所谓的，张允和没有这个本事。后来果然不断搞运动，而且搞到“文化大革命”，如果她去工作，那真是死路一条，因为她这个人比较脆弱，经不起这样子搞。
她一面搞昆曲，一方面读读书，很好。她到北京来，就是自己写写文章，研究昆曲，跟俞平伯他们一起搞昆曲研习社，后来俞平伯不做社长了，让她做，所以很愉快。幸亏不做工作，不然没有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