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先生提倡的“注音铜模”，在大陆未能发挥作用，可是在台湾对出版《国语日报》和大众读物的全部注音，发挥了巨大作用。日本战前也利用假名的全部注音，普及了国语和扫除了文盲。
《国语字典》按“注音字母”顺序排列，开创了字母音序技术。近年来《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辞书都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是字母音序技术的延续。字母音序技术是信息检索的必要条件。
关于文字的简便化，黎先生的主要贡献有：
一九三一年：与钱玄同等向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简省现行汉字笔画案”。
一九三二年：在《国音常用字汇》中收入几百个简化字，以示提倡。
一九三五年：参与选定《第一批简体字表》；发表《简体字之原则及推行办法》。
黎先生等提出的汉字简化建议，在三十四年之后终于成为事实。一九五六年的《汉字简化方案》已经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报纸和一般出版物上普遍推行。
黎先生一生为语文现代化而奋斗，各项主张已经基本上得到实现。黎先生的许多创见，在信息化的今天，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黎先生是语文现代化的先知先觉！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胡愈之引导一代青年
今年（一九九六年）是胡愈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这一百年间，中国历史充满着变乱和苦难。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中国的青年们面对国家危亡而心情愤激。可是，中国往何处去？青年们在思想上找不到出路，万分苦闷。愈老是引导当时青年们走出思想苦闷的一位影响极大的思想家。我是当时受到愈老启发的青年之一。
高瞻远瞩
那时候，愈老在《东方杂志》《世界知识》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关于世界时事的评论文章，使当时的青年们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他高瞻远瞩，从世界看中国，不是从中国看中国，指出中国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和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青年们原来也知道一些世界情况，但是知识是零碎的，认识是模糊的，不能联系实际看到大局的动向。愈老的文章有如一服清醒剂，唤醒了青年们，把他们的零碎知识联系起来，成为观察世界形势的综合理解。青年们从此恍然大悟，初次看到了自己的立脚点和奋斗的道路。
三十年代初期，我和同辈青年们读到了愈老的《莫斯科印象记》。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可是它的影响之大，无与伦比。读过这本小册子的青年们都受到了电一般的感染，在可望而不可即的社会主义理想中，看到了具体的现实。当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在愈老的笔下，放射出了希望的曙光。这本小册子在许多新思想读物中独放异彩，使一代青年产生强烈的心向往之的情绪。
“爱斯不难读”
当时，许多青年自学“世界语”（Esperanto“爱斯不难读”）。我也是热心自学的一个。世界语原来是和平主义的语言技能。读了愈老的《莫斯科印象记》才知道，它还是革命的武器。当时苏联提倡世界语，愈老就是利用世界语在莫斯科进行活动的。许多人自学世界语，是受了愈老《莫斯科印象记》的影响。后来，苏联放弃了世界语，可是愈老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仍旧提倡世界语。愈老认为，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辅助语，有多方面的作用，不因为英语的流行而失去意义。
“手头字”
一九三五年，上海文化界自动推行“手头字”。发起人中有蔡元培、郭沫若、陶行知、巴金、老舍、叶籁士、愈老等二百多人，而愈老是积极分子。缘起说：“我们日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当时有《论语》《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十多种刊物自动使用三百个“手头字”。这些刊物，有的是愈老所主持，有的是愈老所赞助。
愈老曾经提倡“写别字”，有人批评他走极端。其实，“写别字”对初学文字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初学文字的人实际是依靠“写别字”才能写信、写条子的。“写别字”就是“同音假借”。“同音假借”的结果是产生“音节文字”。日本的“假名”就是这样产生的，它使日文青出于蓝。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山西和陕西某些钱庄，在总店和分店之间的通信中，用“同音假借”书写本地土话，成为保密的通信方法，自己人一看便知，外地人难于看懂。这是“同音假借”的一种实际应用。八十年代张毕雷先生设计一套“直音汉字”，这就是同音假借的“音节汉字”，对统一“直音”用字和统一音译外国人名地名有实际作用。
“大众语”
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愈老等在三十年代又提倡“大众语”运动。“大众语”运动，在消极方面是反对当时的“文言复兴”，在积极方面是提高白话文的水平。当时有一批国粹主义者再次提倡“尊孔读经”，这引起新文化运动者的反击。同时，白话文本身出现了不健康现象，变成半文半白的“语录体”或者“新文言”，不符合文体口语化的要求，违背了文学革命的宗旨。什么是“大众语”呢？陈望道先生说，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书面语。愈老说，大众语是“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前者说明大众语的正确形式，后者说明大众语的正确内容。“大众语”运动把五四白话文运动推向新高潮。
文字改革
一九五五年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愈老担任副主任，领导具体工作。作为一九五五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前奏，愈老开始大规模试行“汉字横排”，便利在汉字中书写阿拉伯数字和数学公式。在《光明日报》试行成功以后，第二年推广到全国的报纸、杂志、教科书和一般书籍。愈老在《光明日报》上写社论说：“习惯是可以改变的。”这句话是多么重要！“五四”以来提倡的汉字横排，到此基本实现。
一九五六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是在愈老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这个方案简化了五百一十五个汉字和五十四个偏旁。愈老对这些简化字和偏旁一个个作了仔细的推敲。一九六四年类推成为《简化字总表》，使三分之一的通用汉字得到简化。愈老认为，汉字简化是汉字的前进运动，是大众的需要，尤其是小学生的需要。作为现代汉字的法定规范，四十年来已经在十二亿人民中广泛通用，并由联合国正式采用。它使汉字向便学便用前进了一小步。
在一九五八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之前，拼音究竟作为辅助工具还是作为辅助文字，在政策上还没有确定。方案公布时候才确定是辅助工具而不是辅助文字。愈老对拼音的作用有全面的和长远的看法。他认为，拼音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深远的作用，是当时三项文改工作（简化、推普、拼音）中的主要工作。在拼音草案发表之后，愈老让我负责编辑《汉语拼音词汇》，不仅作为拼写“字”的规范，更重要的是作为拼写“词”的规范。愈老请当时在上海养病的有名学者傅东华先生用通信方法帮我收集词条。这是愈老重视处于困境的傅先生的才华，同时重视《汉语拼音词汇》的意义。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愈老的一个题目。但是我认为愈老这样做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有利于发展文化，是正确的，值得钦佩。
冲破中世纪的黑暗
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愈老给一九七九年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送去书面发言。他说：“在西方，冲破中世纪的黑暗时代，首先是从文字改革开始的，这就是打破教会僧院所垄断的旧文字，创造和群众口头语相结合的民族新文字。这才产生了启蒙运动，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在中国，不可能有例外。”这句话有深刻的含义。它指出了语文发展跟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历史发展的观点，是愈老许多创造性的重要见解之一，值得历史学者和语文工作者加以研究。
愈老的崇高学问几乎全部是自学得来。他的自学能力之强，悟性之高，透视之深，使人惊异，是青年们的楷模！一九五五年全国文改会议之后，文改会要把我从上海调来，我说我对语言学是外行，调来改行不适合。愈老说：“这是全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我于是服从调遣，终于改行。愈老常常在晚上来我家讨论文改问题和文化问题。我能在愈老的领导下工作，得到他的思想启发和人格感染，是莫大的幸运。
叶籁士：左翼语文运动的倡导者
新文化、新语文
叶籁士先生逝世了！一位为革新中国语文而奋斗终身的革命志士逝世了！中国语言学界和中国教育学界同声哀悼！
叶籁士先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日本回国，胸怀革新中国语文的宏愿，在上海创办一个杂志，名叫《语文》，竖起“新语文”的旗帜，推动“新语文”的研究。这个杂志在当时异军突起，使人耳目一新，许多青年受到启发，投身于中国语文的革新事业。当时文艺界有“新文艺运动”，语文界有“新语文运动”，这都是左翼文化运动。叶籁士先生是当时“新语文运动”的最杰出的倡导者。
在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五十年代，叶籁士先生在吴玉章先生的领导下，筹组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筹办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一九五八年，周恩来总理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讲话，开辟了一个新语文的新时代，这是至今奉行的国家语文政策的庄严宣告。这个有历史意义的讲话，是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在胡乔木同志的指点下，由叶籁士先生夜以继日地主笔写成的。讲话提出的“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三项任务，已经在叶籁士先生和一代新语文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进展。
埋头苦干、任劳任怨
叶籁士先生的革命精神，不是以忙忙乱乱、东奔西走的热闹方式表现出来的，而是以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默默奉献方式表现出来的。这种难能可贵的工作方式和奉献精神，使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多的成绩来。
叶籁士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电视台播出大学生利用放假期间到贫困地区访问小学校的镜头，观众看到“普通话、简化字、汉语拼音”三结合的语文教学新方法，已经在穷乡僻壤代替了“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教学方法。这说明叶籁士先生青年时代所怀抱的革新中国语文的宏愿已经基本上实现了。
叶籁士先生逝世前嘱咐不要举行任何追悼仪式。“普通话、简化字、汉语拼音”三结合的语文教学新方法从大城市推广到穷乡僻壤，这就是对叶籁士先生逝世的事实上的沉痛追悼和真诚告慰。一生积极促进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叶籁士先生，可以在九泉之下永远含笑安息了。
（《文改之声》，第二十五期）
吴玉章和拉丁化运动
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他在青年时期就油然萌发革命思想。中国的革命一次又一次失败，没有使他悲观失望，而是使他一步步提高对革命的认识。从赞成君主立宪，进而为主张民主革命，再进而为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吴玉章在革命的道路上是步步上升的。
一九二七年，吴玉章到苏联，投入当时苏联的拉丁化运动，推动中文的拉丁化。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两次在海参崴举办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吴玉章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大会通过《中国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决议在留苏华侨中试用。一九三三年传到上海，形成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希望快速扫除文盲，提高大众文化。在速成识字法失败之后，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一九五五年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成立直属国务院的文字改革委员会，由吴玉章担任主任。
当时中国的文改运动分为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三组力量不能合作，甚至彼此抵消。吴老把三组力量团结起来，在文改会的委员中，在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委员中，都有三方面的代表。团结就是力量，这样就发生前所未有的作用。
拉丁化是全球性的运动。早期拉丁化有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传播。近代拉丁化，在中国有鸦片战争之后的教会方言罗马字，在日本有明治维新之后的日语罗马字，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土耳其拉丁化的成功，影响最大。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帝国在全盛时期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后来一次又一次因战败而缩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只剩下比较小的一块土地。土耳其重建国家，进行全面改革。在文化方面实行文字改革（一九二八年），把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土耳其拉丁化的成功，影响苏联境内使用阿拉伯字母的各个加盟共和国，掀起苏联少数民族的拉丁化运动。列宁说：“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
斯大林反对拉丁化，推行斯拉夫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苏联境内多种拉丁化新文字一律改成俄文字母。列宁的名言“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在《列宁全集》中消失了。中文拉丁化运动从苏联传到上海不久，苏联就放弃拉丁化了，但是中国依然进行拉丁化，没有向苏联一边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