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口的一般分布状况对于女作家的产生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话，我们便可以设想，女作家主要来自中国城市化最发达的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迄今为止一直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1843年的平均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348人，而同期整个清帝国版图内的平均人口密度仅为103人，并且该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大约达到7.9%，在所有的大经济圈中是最高的。但是表A-1所显示的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地区产生女作家最多这一突出现象，因为同一时期的岭南地区，其城市化率高达7%，在清代却只出现了很少的女作家——125名，不及总数的4%，排名尚在另外三个城市化率远远不及的地区之后。
可见，人口分布和城市化水平并不能完全解释长江下游地区女作家异常集中的现象。不过从大体上看，清代女作家相对集中的地区也有些共同点，即这些地区的男子中出现的进士人数也是最高的，这表明了该地区在男子科举教育方面的投资和女性的学习之间有着一种强有力的联系。表A-2列举了长江下游地区清代出现女作家最多的17个府。府的顺序是按所出现的女作家在该地区总人口比例的大小排列的。排在前面的13个府，除一个以外（安庆），在清代都是文化上居于领先地位的地区。这种文化上的领先地位是由何炳棣（Ho Ping-ti）根据该地考取进士的数量和享有第一等头衔人士的数量而得出的。
表A-3将清代女作家的籍贯以县为单位逐一排列，旨在更进一步地探究这种地域上的集中性。这些详细到县一级的数据，表明了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各区域内的文化变迁可能对妇女的写作环境也产生了影响。
这些在较低一级行政区划中显示的变化，表现出妇女文学作品产生数量的六个不同等次。在A-3中排在最前面的九个县，在整个清代每县都出现了86名或者以上的女作家。这九个核心的县都在18世纪被学者称为“浙西学派”所在的地区之内，也就是在江南紧挨着钱塘江西岸的那些县。作为清代女作家出现最多的地区，杭州和它的周边地区（钱塘县）是最值得骄傲的。紧随其后的是常州（由武进和阳湖等县组成），然后是吴县（以苏州为中心），再然后是嘉兴，等等。从这九个县和各县的中心城市中一共产生了1242名女作家，占据清朝女作家总数的将近40%。可见表A-4。
所以，尽管江南或谓长江下游，作为一个完整的大地域，产生的女作家多过了清朝女作家总数的70%以上，但是，这个大区域本身看来又可分成为一个核心区域，即常州-钱塘一线，以及五个卫星地带，即环绕在周边的绍兴、扬州（江都）、南京（江宁）、桐城和新安（修宁）。
注释[1]①选自《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标题为本书编者所拟，原为该书第八章，有删节。作者曼素恩（Susan Mann），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所著《缀珍录》曾获亚洲研究会科文森奖（Levenson）。
江南三省人才比较论
张中
我们在深入研究中国学术史、文学史的过程中就会发现，江苏文化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先秦时期，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了第一个黄金时代，出现了周公、伯阳、史伯、管仲、医和、子产、晏婴、孔丘、孙武、老聃、关尹、邓析、范彝、曾参、墨翟、杨朱、李悝、吴起、慎到、商鞅、孟轲、惠施、庄周、屈原、公孙龙、尹文子、许行、荀况、驺衍、韩非等，可论列者有三十余人，其中找不到一名江苏人。当时，“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史记·货殖列传》）。论物质生活条件，古代江苏地区（吴）远优于北方，略同于楚、越，可是，就当时人才而论，却南不如楚、越，北不如齐、鲁、秦、晋。
起点的差异，会影响到后来的发展。宋代思想史上，出现了众多流派，有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苏轼、苏辙兄弟的“蜀学”，司马光的“朔学”，朱熹的“闽学”，陆九渊、陆九韶、陆九龄兄弟的“江西之学”，吕祖谦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叶适的“永嘉学派”等，其中没有江苏人。明代思想史上，足以影响一代的重要人物，有刘基、曹端、薛瑄、吴与弼、陈献章（白沙）、罗钦顺、湛若水、王守仁（阳明）、王廷相、黄绾、王艮（心斋）、王畿（龙溪）、何心隐、李贽（卓吾）、吕坤、刘宗周（蕺山）等，其中只有“泰州学派”的创立者王艮是江苏人，其他人都不是。并且，王艮，生活于苏北的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东台），不属于江南。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有朱之瑜（舜水）、陈确、傅山（青主）、潘平格、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亭林）、王夫之（船山）、李颗（二曲）、熊伯龙、吕留良（晚村）、陆陇其、唐甄、颜元（习斋）、李埭等。上列十五人中，只有顾炎武一人是江苏人，其他人都不是。
鸦片战争前后、戊戌变法前后、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三大转折。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太炎）、梁启超、陈天华、邹容、孙中山、宋教仁等。其中没有江苏人。
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当时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傅斯年、易白沙、吴虞、周作人、丁文江、蒋梦麟等十余人。其中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蒋梦麟四人为浙江人。陈独秀、胡适二人为安徽人。***，河北人。傅斯年，山东人。吴虞，四川人。丁文江，苏北泰兴人。江苏南部无人跻身此列。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创新意义的一次变革。中国文学从其语言载体到所载之物，形质俱变。数十年间，名家辈出。论其思想深度与艺术创新能力，最多贡献者，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冰心、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周作人、叶圣陶、梁实秋、朱自清、丁玲、戴望舒、艾青、钱钟书、张天翼、赵树理、胡风、李健吾、梁宗岱、林语堂、穆旦、冯至、路翎、孙犁等。以上列举三十人，只有叶圣陶、朱自清、钱钟书三位兼为学者的作家是江苏人。公认为最有影响的鲁、郭、茅、巴、老、曹及沈、张、郁、周作人、闻一多、梁实秋、艾青、林语堂等十余人，其中没有一位是江苏人。
这种文化现象，很值得深思。
为什么一个在经济、文教诸方面，论其总体水平名列全国之冠的大省，古不见孔、孟、老、庄、荀、韩，近不见龚、魏、康、梁、孙、章；古不见屈、陶、李、杜、苏、陆，今不见鲁、郭、茅、巴、老、曹、沈？
英国思想家弗·冯·哈耶克说：头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己专业中的大师”（master of his subject），“这种头脑能够储存他所谈到或听到的特定事物，那常常是表达某些观念的特定词语，而且他能长期保存”。“大多数杰出的解释者、最成功的科学教师、作家和演说家，以及才华横溢的论辩家，都属于这类人。他们对自己的学科了如指掌，不仅清楚自己的见解，而且熟谙古往今来别人的各种理论，故可作出明晰流畅的解释。无可怀疑，这些在知识现状方面公认的大师，也包括一些最具创见性的头脑。”哈耶克说：“我的一些最亲密的同事和最要好的友人，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学者。他们的成就使他们获得了当之无愧的名望，对此我绝不敢望其项背。在关于我们科学现状的几乎所有问题上，我认为他们都比我这种人更具有提供信息的才能，在向外行人和年轻学子解释某个学科这件事上，他们的说明要比我所能做到的更易于理解，因此对未来的从业者会有更大的帮助。”但是，哈耶克说，在这一类“公认的标准型科学家”之外，“头脑”还有另一种类型。这是一些“头脑古怪的人”。他们的知识基础，“不是建立在对具体的论述或证据有出色的记忆”，但却能“把本来十分熟悉的面孔叠加在一起，以便找出一类人或一个种族的共同特征。在这种世界图像中，不存在十分精确的东西。但它提供了一张地图，或是一个框架”，并能“在这个框架内找出一条道路”。他把这种类型的头脑，称之为“糊涂型”，或曰“困惑型”。这种不同于“记忆型”的“糊涂型头脑”，面对“自己周围的主流意见和当时普遍存在的知识时尚”，“更乐于执拗地自行其是”（《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0-637页）。
另一位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其名文《刺猬与狐狸》中，借用古希腊诗人的话说，作家与作家，思想家与思想家，甚至一般人之间，都各成类别，存在深刻差异。“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莎士比亚属第一类，但丁属第二类。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伊拉斯默、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是狐狸；柏拉图、卢克莱修、帕斯卡尔、黑格尔、陀思妥也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是刺猬，惟程度有别（〔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准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8页）。哈耶克说，他自己对“头脑的两种类型”的划分，与伯林的划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并说：“我肯定不想和自称知道许多事的‘狐狸’相比，我是‘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
由此来看江南三省，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江苏较多狐狸，浙江则较多刺猬。蔡元培、鲁迅、郁达夫、蒋梦麟那样的“刺猬”，在江苏人中不多见。戴震、胡适、陈独秀，以及俞正燮、包世臣、陶行知、黄宾虹等介于“刺猬”与“狐狸”之间的安徽人，江苏人中也不多见。
这里，我们必然面临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江南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上海人。
上海的崛起，有多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是它地处江、浙之间，一边多“狐狸”，一边多“刺猬”，上海人能够从容自如地兼取二者之长。他们依靠两种不同类型的头脑，形成一种新的做派，成为“江南人”新型的代表。上海人，亦江亦浙读不懂江南，就读不懂上海；读不懂上海，也读不懂江南，包括它的一切优点和弱点。
1997年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龙应台女士的《啊，上海男人！》，引起轩然大波。整个上海像旋风横扫过一样受到震撼。有人大声疾呼：“理解上海男人！”因为上海男人乃为真正“大丈夫”。这篇文章的英文版在英国BBC国际电台连续播了三次，英国人的反应是：“嗄，上海男人那么好，那么先进啊！”认为“做‘上海男人’，挺好”。后来，余波达于内地，在各地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久久不能平息。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事件”。
那么，上海人中是“狐狸”多，还是“刺猬”多？
以·伯林说：“我们不必强求僵硬分类。”“这项二分法，正如一切这种过于简化的分类，若强直径行，即成矫揉、烦琐，终至荒谬。”有的人，“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如托尔斯泰）”。那么，自然也会有人“天性是刺猬，却自信是狐狸”。上海人中，就颇多这两类人。这与亦贾亦宦的安徽人有些类似之处。
分类，“它和所有稍能体现真理的识别法一样，提供了一个观察与比较的据点、一个从事纯正研究的出发点”（〔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江南三省人士，是可以大体上这样分类的。
明白这一点，可以更好地了解江南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