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家乡苏州来了亲友，他们总是提着虾子酱油啦，玫瑰丝炒瓜子啦，各种土产，毕恭毕敬，轻声慢语。而一般总是有所求而来，或是借钱办喜事，或是带着儿子“寻生意”（求职）；或虽无所求，仅为问候，但属“感情投资”，为今后有所求做好铺垫，以免“无事不登三宝殿”之嫌。
当然，广东人在上海江南人的心目中也非一成不变。解放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广东人贬值了。种种政治运动把拔尖的广东人搞得蔫头蔫脑，失去了当年的傲气。直到改革开放，广东人在市场经济化过程中先走了一步，上海的有些江南小姐，又对广东人显出了温柔。记得80年代初来了个广东亲戚，带着一个照相机，说是可以拍彩色照片。而在当时的上海拍彩照属于高消费。隔壁邻居的一位小姐虽与他素不相识，却表现了“见面熟”的本领，那位亲戚当然不愿显得小气，带着这位小姐到公园里去拍了不少照片。照片洗印出来之后，这位小姐拿着照片给朋友看，不断强调：“广东人搭（替）我拍的！”颇有沾了仙气的自得之色。
牢固的江南基因
应该说，上海的江南人对于江南人以外的上海人，如上海广东人，上海山东人……态度比较复杂。羡慕他们的财力，在乎他们的势力，却又挑剔他们日常生活很不考究的毛病。而他们万变不离其宗，在日常生活中谨守江南风范，把江南人的生活方式当作至高无上的生活经典。
衣
上海江南人的服装，毫不夸张，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它具有牢固的江南传统：精细、考究；不像有些地方的人虽皆有爱美之心，也有追求时尚之风，一般八九不离十、大致不差，往身上一套也就行了。而上海的江南人则不同，不仅注意面料、款式，还特别讲究合身，讲究显示个人的特点。以往人口不像现在这么多的时候，稍有身份的人家有把裁缝请到家里来量尺寸的惯例，只要顾客说哪里还差这么一点点，裁缝的反应是二话不说，改；甚至一改再改，改到满意为止。
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对上门的裁缝就有了印象。我记得常来的是一位姓缪的裁缝。腋下夹着一大块折叠整齐的白布，里面包着硬尺、软尺和样本，外婆、母亲把布料交给他，关照着她们的要求，他一面听着，一面量着布料，还时不时提出种种建议，供你参考和选择。方案商定之后，他仔仔细细地替你量身。过了几天，还是那块白布包着做好的衣服给你送上门来，让你试穿，让你“评头品足”，如有不满意的地方，他会说：“很快给你改好。”如果一试就成，他也不掩饰自得之意。我记得时不时的，他还会带点小礼品来，譬如添丁了，他会带几个染红的鸡蛋，他老家来人了，他会带几块咸鱼，这大概也算一种感情投资的方式吧。
上海江南人在服装上既保持江南精细、考究的传统，却并不保守。可说是兼包并容的。旗袍的发源地当然是满族旗人，西装的发源地顾名思义是西方，到了上海的江南人手中则有所吸收，却也融合了固有的江南传统，而更有所发展。宁波裁缝，苏州、常州的裁缝把西装、旗袍做到了“独领风骚”的地步。我记得“亨生”、“培罗蒙”、“鸿翔”这样的名店都是上海的江南人经营的。
上海江南人的服装首先征服了在上海的江南以外的人，他们的服装不可抵挡地向上海江南人靠拢。广东人中最时髦的那部分人，在上海穿的衣服实际上是上海江南人制作的。而在上海的第二、第三代之后的广东人更是完全江南化了。我没听说在上海有什么广东裁缝是很有名气的。由于上海江南人又有兼包并容前提下的创新，他们制作的服装走出上海首先在江南大地普及，北面的苏、锡、常，南面的杭、嘉、湖，对上海江南人的服装向来紧追不舍。
影响也遍及全国。50年代，北京少有新潮一点的时装店，有一家上海江南人经营的时装店率先迁入北京，在北京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一位女演员看中了挂在橱窗里的一件，售货员告诉她这个品种已经售完，她则要求试穿一下。售货员同意了，而她一穿上就马上付钱，怎么也不肯脱下来了，此事在当时传为佳话。
80年代以来，上海的经济改革远不如广东快速，广东的服装业赶了上去。广州的西湖路成了云集全国服装商人的大市场，广东看上海，变成了上海看广东。上海的江南人以一种挑剔的眼光，半推半就接受着广东的时装。但是，到了90年代，随着上海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大，上海的江南人又在新一轮服装竞赛中大显身手。江南传统的精巧、考究在服装上与世界新潮开始了又一次的融合。
这里要说一点的是，广东的服装潮流受香港的影响较大。香港呢，是世界各国时装潮流的交汇点，快速地反映着国际时装的变化，并将世界服饰文化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结合起来。而在香港，上海江南人在服装业中地位显著。从40年代末开始，不少经营服装的上海江南人去香港开拓事业，不乏成功者，佼佼者。原有的江南传统服饰文化对他们进入香港的国际性大市场，准备了很高的起点。也许并非妄断，从香港传入广东的服装，不少就是香港的上海江南人的制品，80年代又打上广东的印记，输入上海。上海的江南人，像是在世界上转了一大圈，增添了很多新的色彩，又回到了上海。
食
上海江南人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是江南的。并且可以说上海是江南饮食文化集大成的地方。江南各地的饮食大体相同，共同体现鱼米之乡的特色，但又是有差异的。且不说杭州与南京有差异，就是紧靠着的苏、锡、常也有差异。譬如苏南菜放糖，而最甜的是无锡；苏南菜细致，而最细是苏州；它们又各自具有名牌食品，像常州的蟹粉小笼包子，无锡的肉骨头，苏州的卤香干等。这些江南各地的特色菜肴食品在上海汇合交流，形成上海江南人的饮食结构，并影响来自其他地方的上海居民。当然，上海人也会去尝一尝粤菜、鲁菜、川菜……还有西餐，但日常的、基本的饮食是江南的。
上海江南人是来自江南各地闯世界的人物，面对竞争使他们更具经济头脑，精于计算，所以上海江南人特别是中下层，在饮食上比江南各地显得更加节省。把昨日的剩饭变成泡饭，就着几根萝卜干，就是一顿不错的早餐。这并非只是穷人的早餐。我的外婆一辈子就喜欢这样的早餐。如果你去江南的乡镇要一份走油肉可能端上来是一大碗，到了上海就会是一浅盘。他们说：“少吃多滋味啊！”
住
上海是寸金地，居住空间十分狭小，所以《七十二家房客》《上海屋檐下》这样的戏，只能产生在上海。《上海屋檐下》写一个农村老爹以为儿子在上海发了财，匆匆从农村赶来却只能和儿孙挤在一间亭子间里。在这幢楼里住的比较奢华的是一个妓女，却也只是一间前楼向阳的房间。在上海，房子小不一定属于穷困户。
江南人到了上海，居住条件较之原籍的老屋有很大的差别，空间大大地缩小。但这并不能完全改变他们的居住习惯，那就是水乡人尚整齐、爱干净。一间小小的房子也百般侍弄，搞得“生清”。所以在上海，有些房子的外观不怎么样，里面却清清爽爽，十分别致。“螺蛳壳里做道场”这句话，在上海江南人中最为流行。
当然，近几年上海的居住条件大为改观，人均居住面积正在扩大。上海江南人的水乡习惯——尚整齐，爱清洁——却不会变，说得更准确一些，要加上个“更”字，变得更尚整齐，更爱清洁。“螺蛳壳里”尚且要“做道场”，条件好了，“做道场”的劲儿自然是更足了。
上海，无论如何，还是江南的上海。
注释[1]选自《江南味道》，海南国际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毓钟，本名沈敏特，江苏苏州人。学者，著有评论集《春闹集》等。
徽州
徽州的最佳观察点，在山上。万山丛中一徽州。无山，无徽。山，最能显示高度。常言道：“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在徽州，像黄山一样吸引人的，是那里的人文风景。这二十余年来，徽州突然从万山丛中冒出来，像出土文物似的吸引了人们的双目。老街，老房子，老牌坊，老宗祠，老酒，老戏，老家谱，老文书，老雕花，老版画……一时徽州万物皆老。老便是好。徽商、徽学、徽戏、徽人，被人们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光耀一时。有人说，徽商是中国近代商业的绝唱。有人说，徽学，继“敦煌学”、“藏学”之后，是中国第三大地方学。有人说，“四大徽班”进京，是中国近代“国剧”——京剧得以生育的重大事件。有人说，有几位徽州人（朱熹、戴震、胡适、陶行知、黄宾虹……），无须刮垢磨光，便是国宝。
徽州，以它的“老”，它的山，它的高，给江南争了光。
斜阳残照徽州梦[1]
王振忠
深秋时节，汽车颠簸在皖南的低山丘陵间。窗外，清晨的雾色恍若淡薄的轻纱，透着寂静的朦胧……
这是通往黟县西递村的道路，山间小道蜿蜒曲折、坎坷不平。真的难以想象，在交通条件不便的古代，徽州人外出究竟曾经历了怎么样的艰难！
徽州，亦称新安，地处万山之中，在古代，徽州人外出，通常只能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动辄走上十几里、几十里路。故而，走惯了山间鸟道的徽州人，在平地上也往往安步当车。清儒顾炎武在《肇域志》中曾经谈到，一些徽州人“短褐至骭，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徒步跋涉数千里晋京赶考，“而吝舆马之费”，旁人一打听，原来家中都是拥赀千万的巨富。这在其他地区的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对徽州人而言，却实在是一种习惯成自然。
同车的一位黟县农妇告诉我，她家每人仅有五六分地，而怀中的那位三岁男童则因“生也晚”而已无地可分。在历史上，徽州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的说法。由于地狭人稠，本地每年生产的粮食仅能维持三个月左右的口粮。因此，徽州人颇像希罗多德笔下的希腊民族，“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为了弥补生存条件的缺陷，他们不得不向外拓展，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就这样，大批的徽州人怀揣几两碎银，夹着《士商要览》、《天下路程图引》，呼朋引类地外出经商，以至于“无徽不成镇”的俗谚在长江沿线尽人皆知。
在生意场上，徽州人生性俭朴，吃苦耐劳，又善于经营，所以“徽州算盘”的名气蜚声远近。各地的盐业、典当、木材、粮食、茶叶和海外贸易等许多行业，都被徽州人所垄断。其中，盐、当、木商人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获利最巨。
由于无远弗届，见识多广，徽州人的性格特征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徽俗多行贾，矜富壮，子弟裘马庐食，辐辏四方之美好以为奇快。”（汤宾尹《睡庵集》卷二三）富裕的徽商以深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将当时全国各地最精致的东西都带回到了徽州本土。反映在皖南的传统村落中，就表现为无论是整体环境还是单体民居，在质量和艺术水准上均属上乘。
记得从前在旧书摊上曾看过一本书，书名一时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是乾隆刚刚龙驭宾天，才亲政的嘉庆皇帝就查抄了权臣和坤的家产。在抄家清单上，赫然列有“徽式新屋一所七进，共六百二十间”。当时并不清楚“徽式新屋”究竟指的是什么，只知道那该是一种相当时髦的居住形式。后来见到清人钱泳的一个说法：造屋之工，当以扬州为第一，如作文之有变换，无雷同，虽数间小筑，必使门窗轩豁，曲折得宜，此苏、杭之工匠断断不能也。（《履园丛话》卷十二）
在清代，扬州是大批徽州盐商麇居之地，民居建筑“结构曲如才子笔”，主要就反映了徽派的风格。这种风格不仅在总体创意上，而且在建筑的细部处理中均颇具特色。以后者言之，最为突出的就表现为徽派建筑中的精雕细刻。钱泳曾指出：“雕工随处有之，宁国、徽州、苏州最盛，亦最巧。”在“刀头具眼，指节灵通”的徽州匠师手下，不论是清新淡雅的砖雕，华美姿丰的木雕，还是浑厚潇洒的石雕，无不巧夺天工。从这些著名的“徽州三雕”中，人们不难看出“徽派版画”和“新安画派”的艺术根基，更不难看出徽商是如何凭借着巨大的财力，用最为精美的方式向世人展示着徽州文化的独特内涵。
在明清徽州的一府六县中，黟县是个山陬水滨的荒僻小县，经商风气迟至清初方才蔚然成风，但却出过江南六大豪富之一的胡贯三。据说，胡贯三是西递胡氏二十世祖，他曾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各大商埠中经营了几十家的典当铺和钱庄，资产折合白银数百万两，聚族而居的西递村正是因为胡贯三的原因而臻于极盛。西递的宅院最多时曾达六百幢，有两条大街，九十九条小巷，烟火人丁相当繁盛。迄至今日，虽然历经了一百余年的世事沧桑，仍然保留有明清民居三百余幢，其中，保存完好的多达一百二十四幢。洁白的粉墙，黝黑的屋瓦，飞挑的檐角，鱗次栉比的兽脊斗拱，以及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绵亘着一幅宗族生息繁衍的历史长卷。穿行其间，思绪随着青石板巷步移景异，遥远的历史记忆渐渐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