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知道，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很严格的。但它与欧洲和日本有很大的区别。在欧洲和日本，封建的等级秩序是依靠不平等的血缘关系和世袭制来维持的。而中国自隋唐以后，封建的等级秩序却是以形式上平等的科举制度维持的（处于权力金字塔之上的皇权是严格的世袭制）。等级之间没有天然不可逾越的鸿沟，并可以垂直流动。“布衣为相”，不是封建文人的粉饰之语，而是一种社会现实。即便说九品中正制体现了任人唯贤的准则，科举制给每一个人都提供了跻入官僚阶层的均等机会，也不过分。因而，这种由科举制维持的、权力开放的等级秩序，给人以希望、诱惑和强烈的刺激，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其实，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科举制的强大吸引力不仅仅因为它给社会各个阶层提供了跻入仕途的机会和希望，而且这个社会所具有的功名与利禄、升官与发财高度重合的特征，使仕途的追求本身既满足了众多士子“寻求政治地位”的虚荣，又满足了他们聚敛财富的欲望。“贵义贱利”、“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谋道不谋食”，这是儒家的价值准则。读书求仕，明理载道，治国平天下，没有什么露骨的求利动机，符合封建的伦理价值，深受社会的尊重。然而，“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状元试三场，一生吃不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同样是千真万确的社会现实。[5]言义而又得利，一切矛盾都解决了。
因此，在封建社会中，人们对利禄的追求多被导向仕途，从而杜绝了其他途径。读书人经商尽管不乏发财致富的机会，但比起科举求仕来，它太不划算了。因而，在中国，商人有去读书的，而读书人中绝没有去经商的。
久而久之，在中国士子之中形成一种特殊的传统心理，即功名至上。每个人不管自己的气质如何，智力类型如何，有无兴趣，更不问社会的实际需要，都要按同样的模型去塑造自己，一辈子的精力都耗费在读儒家经典、做八股文章、科举取士的奔忙之中。自我消失了，个性泯灭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被颠倒了。从这里出来的多是一些循规蹈矩的臣子，迂腐不堪的书呆子，真正有志气做点实事、济世利民者，可谓是寥若晨星。即便是少数人发现了其中的矛盾，“明知空言无补”，但“舍此别无晋身之阶”。于是儒家经典照样啃，八股文章照样做，读书做官的路照样走。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理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明末的思想家顾炎武、黄梨洲可以算作是从儒士阵营中出来的明白人。他们匡正理学流弊，倡言读书人要“经世致用”、“有益于天下”。这观点在当时的确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但他们改变不了近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何况，就顾、黄等明末思想家自身来说，究竟用什么经世，用什么致用，亦不甚了了，整个思想未脱传统思想的框子。因此，一直到19世纪末期，“求名轻世，不务实际”之风仍然弥漫着整个社会。南通张謇虽早已对科举取士失去了兴趣，但慑于封建传统思想的巨大威力，欲罢不能，仍然硬着头皮考。
中国封建社会这种“功名至上”、“读书做官”的文化传统，在近代社会则成为维新变革和发展工商业的巨大障碍。
日本自19世纪中叶开国以后，西学很快引起知识界，特别是武士阶层的广泛重视。福泽谕吉在明治初期刊印有关西方文化的书，销路极佳。其中比较畅销的一本书，1866年出版以后，立刻销售了7.5万册。但在中国，直到1895年，士大夫阶层对于西学则是普遍的漠视。也就是说，晚清的商埠虽开，而一般士大夫的思想大门却是紧紧关闭着的。江南制造总局从1865年左右开始译印有关西学的书籍，到甲午战争时整整30年，只销掉1.3万本。另外，士大夫对清政府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也非常冷漠。第一批到同文馆学习的人，多半是潦倒不顾及廉耻者；第一批出洋的学生也多是家境贫寒的穷孩子；教会学校早期招生的对象除了穷人就是乞丐。这与日本恰成鲜明对照。
为了改变人们对西学的鄙视，推广西学，清政府迎合士大夫“功名至上”的传统心理，“励之以功名，诱之以爵赏”，使西学与八股取士一样成为晋身之阶。的确，这样做的结果刺激了人们“学习西学”的兴趣，一时间给人一种“风气大开”之感。但这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士人读书、做学问的态度。在投考新式学堂或出洋留学的人中，更多的是“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时主方以利禄诱天下，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也一变质为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十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因而，西学在中国始终难以深入人心，难以发挥它变革中国社会的作用。
相同的事情发生在20世纪初，晚清政府推行“勋商”政策。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政府都采取了一些鼓励和扶植措施，刺激企业的创办和大批企业家的产生。但这些国家的鼓励和扶植大都集中在资本主义企业创立和发展所必需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上。而中国则把重点放在诱之以官衔、爵位上。
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勋商”章程规定：“投资2000万元以上者，授一等子爵；投资1800万元以上者，授二等子爵；投资1600万元以上者，授三等子爵；投资1400万元以上者，授一等男爵；投资1200万元以上者，授二等男爵；投资1000万元以上者，授三等男爵……”不否认清政府的这些措施在当时对于改变社会轻商的风气、刺激人们的投资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但它这样做从本质上说是对强大传统力量的屈从。
对于欧洲和日本人来说，企业的发展、经济上的成就本身就是获得社会承认和尊重的理由，就是人们奋斗的目标。日本英才荟萃企业界，美国大批学者、科学家到市场上去冒险做企业家，都基于这种观念。但对中国人尤其是士子来说，经济成就是无关紧要的，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官衔爵位才能证明自己的成功，才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如果没有一个官职的话，他的经济成就再大，仍像没有取得“正果”的佛教徒一样，不被人们重视。
因此，在近代中国，许多人只有在功名、爵位的刺激下，才会从事经商活动。而那些做了商人、企业家的人，在取得经济成就以后，接着就要争取政治地位，寻求自己最高目标的实现。中国早期企业家官僚化倾向严重，与这种传统心理不无关系，它阻碍了独立的“企业精神”的确立。
封建统治者把所有的人才都导向仕途，必然造成士子们激烈竞争的局面。许多人拥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你挤我撞，拉前踹后。据统计，19世纪末期，通过府一级考试的生员，再加上通过捐纳取得同等身份的监生，大约有110万人。这以后还要通过乡试、会试进一步筛选淘汰。按官制，帝国只有2000个左右的基层行政官员职位和7000名武官的名额，官吏阶层在职者为数甚少。与此相联系的是，在任何时候，只有少数人能“金榜题名”：有史料记载，在一般情况下，封建社会共有举人1.8万名，进士2500名，翰林院翰林650名左右。[6]很显然，逾百万之众的生员，大部分就成了竞争的失败者。如果再加上由政治风云变幻而造成的大批政治失意者的话，没有功名、不在其位的“普通士子”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这批人干什么呢？一部分执迷不悟者，抱着“今科失来，来科可得”的希望，“一科复一科”，以至“老死在文场者亦无所恨”。而那些明知仕途无望，或失去“科举”热情的人，则退而“修身律己”、“安天乐命”，追求“独善其身”的境界去了。这种“独善其身”，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儒家圣贤理想人格的自我实现，淡泊沉静，与世无争。像李白寄情于山水之中，饮酒赋诗，排遣心郁；像陶渊明，退到桃花源中，匿迹韬光，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与稳定。在中国士子这种“达则兼善天下（做官、功名），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中，怎么能长出永不满足、敢于创新、冒险好奇的浮士德式的企业家精神呢？
三、一代企业家之路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严重的政治危机迫使中国人正视来自西方的挑战，并做出抉择。尤其是1895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许多中国人从日本这个弹丸岛国由于学习西方而强大的事实中，明白了许多道理：中国应走日本人的路，发展工商业。
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大致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发展工商业的主张。同时，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试验。李鸿章在天津、上海，张之洞在武汉先后办了一些近代工矿企业，如华新纱厂、开平煤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等。1903年，清政府开始推行一场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设立商部，颁布公司法和企业破产法（1906年），自上而下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至此中国有了专门的机构，推行保护商人和奖励商业的政策。这是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商业及工商业经营者应该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这个时期，许多官僚士绅开始改变对商人的看法（尽管这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官员被任命去帮助管理和监督各种新办的企业。许多总督、巡抚、封疆大吏以谈新政、兴办工艺局为时髦，竞相效仿，不甘落后。渐渐地，经商活动变成人们仕途之外的一种选择了。头戴状元桂冠的张謇辞官从商的事实，非常典型地反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批封建士大夫观念的变化。
张謇作为一个研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人，曾为实现“科举求仕”的金色理想，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光参加过的大小考试就达30余次，最后好不容易在42岁及第一甲一名进士，戴上了金灿灿的状元桂冠。但张謇没有走士大夫的传统道路，及第状元，进一步位居相位，而是在振兴中国的社会责任感的促使下毅然弃官从商，开始一种新的人生。“张謇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这种来自危机中的选择，并没有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获得近代工业化的成功，一代企业家走了一条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
那么，中国近代工业化是怎样失败的呢？
客观地说，尽管中国在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经济压力下，沦入一种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但由这种压力而产生的冲击和挑战，同样给中国的历史发展带来了许多有利的机会。一方面它冲击了封建的经济结构和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政治统治，带来了资本主义因素。无论怎么说，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要进步得多。另一方面，它在强迫中国以殖民地的结构与世界市场进行联系的时候，同时为中国输入和利用欧美国家的先进机器、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经验创造了条件。19世纪末期恰恰是欧美“第二次技术革命”时代。依据代表这个时期技术水准的机器设备，可以跳越资本主义的一般过程（即不一定要经过手工工业、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三个阶段），加快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后进国家都曾因起步晚而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发展新兴工业，缩短了工业化的时间，一跃成为世界先进经济国家。
中国没有及时抓住这些有利的机会。沉重的历史负担和腐败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使中国像一个多病的老人一样，在强大的挑战面前，反应迟钝，犹疑彷徨，失去了许多时间和机会。当19世纪末，她终于在灭亡的危机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最有利的时机已经流失了。欧美资本主义完成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转变以后，大批的垄断资本汹涌而入，控制了中国的生产和市场，使民族资本一开始就被置于与强大的外国垄断资本竞争的特殊环境之中。
半殖民地结构下的外国垄断资本，首先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它资本规模大，技术水平高，有完备的金融系统，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加上它依靠各种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各种经济特权，其竞争能力相当强大。其次，外国垄断资本依靠各种不平等条约，获得了许多政治特权，并逐步与地主、军阀统治者结合起来，操纵和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事实上也起着一种政治实体的作用。外国垄断资本的政治控制，反过来又加强了它对民族资本经济上的控制和压迫。
除了外国垄断资本的强大竞争外，严重的资本短缺，也是摆在中国民族企业发展面前的最大困难之一。众所周知，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手工工场发展到具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技术水平的大机器工业阶段，不但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生产力发展的过程，而且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资本主义条件的发展过程。就资本积累而言，它既有一个在国内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在国外广泛建立殖民地、以血腥手段掠夺殖民地财富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又有一个相当长的（多至百年，少至几十年）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资本积累时期。另外，19世纪末期，股份公司和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也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集中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