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官员也是“空降兵”
1998年3月，四川成都的民营企业方舟集团在全国率先进行“民招官”，公开招聘政府工作人员到企业工作。此举一时轰动全国。
1998年3月11日，四川方舟集团在四川省各主要媒体上刊登大幅广告称“欢迎在机构改革中分流的政府行政干部前来方舟大展宏图”，首批28个高级管理职位虚席以待。结果首批招进9名机关分流干部，后来又陆续从全国奔赴成都的“官”中招了超过10名。
方舟集团首批招进的9名“官”，大多数是四川省经委、省计生委、省广播电视厅、省劳动局、省地震局等省级机关的干部，全部被安排到企业内部的行政职位上工作。但是，当年首批9名被“民”招去的“官”们竟然在短短一年内，一个不留地全部离开了！
2000年，成都另一家民营企业红日集团又站了出来，再举“民招官”大旗。令人吃惊的是，这家并不算太有名的红日集团此次为虚位以待的未来总裁开价竟是：年薪100万元人民币！
其实，红日集团此次“民招官”行动惊人之处绝不仅是抛出一个100万元的总裁年薪。红日集团的董事长李海泉告诉记者，该集团“民招官”的目标是：从四川省此次机关人事改革中分流出来的机关干部里招聘超过70名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里面包括总裁、副总裁、公司总经理、总审计师、各分公司业务部长等。
当记者对百万年薪提出质疑时，李董事长一脸严肃地表示，集团目前已确定2001年的赢利目标是1 000万。新总裁实行年薪制，只要完成目标任务，就可获得经营股份的10%，即100万元。这会在双方的聘用合同上体现出来。而这样的高薪对于应聘者来说，真的是叫人动心。
有一名记者到红日集团采访，遇到了几名应聘者，应聘者对记者这样说，这次人员分流，他属于可以分出来，也可以留在机关的那一批。他已经在政府部门工作了十多年。目前他的月工资也就一千多元。他希望能有一种转变，便来这里应聘中层管理人员。“毕竟，一千多元的工资与十多万元的收入根本无法相比！”这位处长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他来红日应聘的真实原因。
对红日集团兴致勃勃的筹划，政府有关部门表现出十分冷静的态度。市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认为，很多企业在最初招聘“官员”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这些“官员”的社会背景上，希望通过他们的关系网为企业今后的发展创造好的空间。但是，没有了干部身份，关系是否还管用？还管多大用？这都值得推敲。况且，今后的社会发展，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现在尚未可知。这位人士还认为，有一些机关干部已习惯于整日揣摩领导的意图，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目前政府中“高级秘书”太多，具有管理才能的人太少，而后者不仅企业需要，政府也需要。
与政府的提醒相呼应的是业界对于红日集团此次进行的“民招官”并不热衷。当记者就此事向成都市几家民营和合资企业采访时，一些人认为这是红日的一种炒作行为。至于1000万元的总裁年薪，他们也一笑置之：“要是他有能力创造1 000万元的利润，他何不自己干？非要到你这里来？”
由社会各界的反响来看，民招官这一创举，也许这些人里真的有一些能人志士，但是还需要招聘单位慧眼识珠，不要指望着“官”能为之带来社会关系。要看中真才干，这样才是永久的经营之道。
154．合理盘活政府的无形资源
一个企业要想做强做大，必须与社会各界搞好关系，并且在各种关系中找到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因素，进而将这种因素扩大为一种机遇。TCL总裁李东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搞政府公关是他“特有的天分”。
李东生是这样一个人，他很少公开自己的计划，但是当他开口宣布的时候，这些计划已接近实现。例如2002年4月，TCL突然宣布推出名为阿波罗的集团改制计划。在人们纷纷追踪其改制动机时，李东生的集团整体上市方案已经是箭在弦上，从宣布集团改制，到集团整体上市方案获得批准，中间仅一年多。
TCL从1996年进行股权改革，到2002年的集团上市，一直采取渐进式路线，不但成功回避了很多敏感的问题，企业和当地政府都得到了回报，集团总资产每年增长都超过30%。其中，惠州市政府在TCL集团跃龙门的过程中作用举足轻重。1995年，38岁的李东生进入TCL集团，9年多时间，TCL集团从生产电话机到成为国内彩电行业大户，再杀入PC市场，涉足互联网服务，近两年又在手机制造领域风生水起，创造多个奇迹。TCL的这些发展都得益于遇到“开明政府”的支持。
自从李东生1995年接手经营TCL集团，就跟政府保持亲密的关系。9年中，惠州市政府从未干预过TCL，李东生更没有遭遇过长虹倪润峰、美菱张巨声等人的换帅风波。
“在中国做企业要适应中国的形势”，李东生并不回避政府公关的话题。实际上，李东生与惠州市甚至广州、深圳以及广东省的一些官员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2003年8月，广州市政府从负债累累、苟延残喘的广东乐华身上抽出品牌，与TCL重组，使TCL不仅获得乐华的品牌和仅存于惠州的有效产能，还不用负担原乐华的重重债务和不良资产。这笔交易，无疑是TCL获得的免费午餐。
与法国汤姆逊集团合资建全球最大家电企业时，李东生更顺利搭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法国的机会，在法国总统府举行的合资仪式有两国首脑见证，足见其因势就势的水准之高。
从1996年开始，李东生开始操作改善公司所有权结构，而当时100%持股TCL集团的惠州市政府也力挺他。经过近5年的运作，TCL集团从国有企业改制为多元投资成分的股份制企业，惠州市政府的股权被一再稀释，TCL吸纳了包括南太、东芝、金山等在内的5家海外战略投资者以及管理层持股股东，原来绝对控股的大股东——惠州市政府股权减持至40.97%。新增的五家战略投资者持股18.38%，TCL管理层持股25%。
长虹的倪润峰就没有李东生幸运。当年倪润峰也颇有“民营化”的雄心，但由于利益冲突，激怒绵阳市政府而受到压制，豪言壮语不了了之。可见，合理盘活政府的无形资源，充分利用各种关系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企业管理者应该充分把握这一点才能更加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155．冯仑的“色戒说”
民营企业发展的20年中，背景复杂，刚一开始，民营企业家都是在摸索中逐步前进的，而在这过程中会碰到许多带有诱惑性的东西，且这种诱惑往往能够体现人的本性，如人的征服欲、虚荣心、创造欲等。素有“地产思想家”的冯仑将这与电影《色戒》联系到了一起。
2008年5月，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在东莞与数百企业家以及他的网友们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作为万通地产的董事长，冯仑没有谈关于目前消费者所关注的地产行业，而是与企业家们大谈“色戒”，谈女人在民营企业中的作用。
冯仑说，如果要投资就得用女人的思维，因为女人目标坚定执著，表达方式灵活多变，富有感染力，完全像是男人的领袖；男人目标游离，立场动摇，表达方式简单笨拙，完全像一个听众。
女性在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起到的是支配作用，第二阶段是控制作用，第三阶段是从属与补充作用，第四阶段是合伙合作作用。
《色戒》中的背景特别像民营企业转型时期的状态。民营企业家在转型每个阶段面临的冲突，就是金钱、欲望、道德和伦理。这是一个野蛮生长的过程，而上述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搅和——因为社会的伦理、道理也在变，法律规范也在变，然后致富的冲动、创造的欲望，包括人性的欲望，都在里面搅和，搅得有时候已经很难分得清楚。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讲到民营企业二十多年的心路历程。民营企业在创业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包括原罪问题、政商关系，也包括企业公民责任，以及一系列的组织内部管理等问题，简单说来实际上也是一个“色”和“戒”的问题，即追求金钱的欲望这个“色”和社会伦理及政策法规这个“戒”的冲突。在这二十多年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欲望，而仅仅只有伦理道德和规范，我们的经济就不可能有任何活力；反之，如果只有追逐财富和金钱的欲望，而没有“戒”，没有社会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规范来加以约束，金钱的欲望也会成为社会的一大灾难。所以这二十多年的民营企业发展史，实际上也充满了欲望和体制、欲望和伦理、欲望和法律规范的冲突与调适。欲望本身在冲破旧的规范的同时必然会创造一个新的“戒”——新的规范，而新的规范又要保证和约束追逐金钱的行为，使欲望能有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民营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历史逻辑。
事实上，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情感与伦理之间的冲突，更是正义和财富之间的平衡的复杂过程。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创业者，《色戒》让冯仑对民营企业自身的反省又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感动。
在中国，不懂政治的企业家是不合格的企业家，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随时都考验着企业家的智慧。太远，把不住时代的脉搏；太近，很容易被拉下水。所以企业家对政治一定要清醒。离开了政治，想很好很快地发展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企业家驾驭不了政治资源，驾驭不了形势的变化。如果不对自己的企业家角色进行准确的定位，很可能会造成各方面的困扰以及企业支持力量的真空。对企业家来说，处理好政商关系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如何让企业获得最大可能的资源和社会支持，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想法随便冲闯，破坏社会规则。
156．企业家要懂点政治
2005年4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视察美的。在美的荣誉墙前，罗干指着墙上的荣誉奖状笑着对美的董事长何享健说：“工会的、工商联的、省人民政府的……老何啊，你把全国的、全省的、市里的奖都拿完了！”
的确，美的拿了很多的荣誉，获得很多的称赞，但是何享健并没有将这些归结为自己一个人的功劳。首先，他在对外宣传上以企业品牌为核心，将个人隐于企业之后；其次，他能良好地驾驭政企关系，始终与政治保有一步之遥。何享健说过，企业家要懂政治，但不要搞政治，更不能热衷于成为一个政治或明星人物。
在佛山，有“佛山劫”的说法，比如著名企业如健力宝、科龙都倒下了，有的是两代企业家倒在了同一个地方。有人说顺德的环境不太好，美的却越来越壮大，这又是为何？
何享健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们是做企业，不依赖政府。但政府提供的有利条件要利用起来，不要受不利因素的影响。每个企业家都要掌握这一点。过去、现在、将来，企业都要运筹好和政府的关系，这是不能回避的。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时期，我们都要重视企业如何与外部环境结合，做到抢先、主动、超前地抓住时机。我们抓住80年代改革开放，引进技术和设备。1985年，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利，这在当时的乡镇企业是非常困难的。90年代一开始，我们还不懂什么叫股份制改革，但我有关注、有研究、有听专家的。我们超前进行了产权改革。2002年，我们进行内部股份制改造，是全国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的第一家。在中国做企业，离政府远了不行，近了也不行。因为中国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不够规范。但就算是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也要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美的给政府贡献了很多利润、税收，但企业创利的时候，政府没有拿出一分钱，只是挂了个红帽子。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挂着公有制，有了这块招牌，企业就能发展得更好。所以要辩证地去看。
相比轰轰烈烈的四通改制，大张旗鼓的春兰MBO，美的也是实行MBO比较早也比较成功的企业，成功的秘诀又在何处？何享健说，这跟美的出身有关。美的在成立过程中实际上政府没投钱，但不可否认，政府给了很多支持，包括在信贷方面做担保，在退出美的股份时政府不但没背包袱而且获得了数亿元的股权转让收益。假设美的最早的资本是政府财政投资，那么，我想改造可能没那么顺利。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营企业是没办法生存的，美的产权制度的变迁整整走了一个圆圈，2001年回到起点。美的从来就不是国家股，国家资源的法人股转让是受证监会严格监管的。美的一直低调，没到处宣传，这也与出身有关。美的不是国有企业，不想获得政治荣誉，不想树典型、标榜，也不想要虚名。这不光是顺德人的性格，真正的企业家，以赢利为导向的企业，他关心的是赚钱。美的很务实。
何享健回忆说：“60年代创业的企业家，全国同时代的，现在只有我和浙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了。我对政治关心，但我清楚自己。一个人，不能又想搞经济，又想搞政治，商场同官场不同，我要认清自己。中央有位领导问我什么文化程度？我说小学毕业。他说，你都是博士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