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严复讲这些话之后，发生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似乎表明严复的论断并不符合后来历史发展的实际。此外，他对列强侵略中国的图谋似乎也估计不足，过于看重“通商之利”而轻视了列强夺我“上腴之壤”的企图。对此，笔者以为恐怕不能这样简单而平面地去理解严复的论断。严复揭露与表达对西方列强义愤的文字，远远多于上述论断，学界已经做过充分解读。因此，他对列强显然没有什么幻想。所以，上述思想在严复的整个话语系统中，颇显孤立。但是，它真切地反映了严复宏大的国际视野与历史纵深眼光。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两个制高点上，才能更深刻地将其意义与价值阐释出来。这种诠释学的视角，乃基于对话逻辑，有其实证与理论的依据。从今天世界格局的整体形势看，严复的论断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毋宁说是向今天的世界格局演变所经历的曲折过程。我们所深深被严复所打动的，是其超迈的目光与观察力。
国际的视野，长时段的历史维度，软实力的开掘方向，走向世界的制度设计，自由与富强的未来引领，是严复在甲午至戊戌时期明显的思想特征，也贯穿于其一生之中。
作为戊戌时期最痛心疾首的中国人，严复无疑具有最深重的民族主义情怀。他对外国侵略者，无疑是痛恨的。但是，他更痛心疾首于中国人的不争气，认为不能把什么罪过都推到外国人身上。因为那非但无益，而且有害。他认为，如果中国人自己不争气，任凭怎么样都不行。他说，中国统治者的一大毛病，是看不到历史演变、看不到世事变化，一味地固守老祖宗的家法不予改变。他说，上下数千年，经历了千万变化，陵谷迁移、黑白颠倒，难于一一细数。可是，一些中国人却依然拿古代的办法来驾驭时局。“以千百年前之章程，范围百世下之世变；以一二人意见，强齐亿兆辈之性情，虽以圣智，不能为谋，虽以下愚，知其不可……若由今之道，毋变今之俗，再数百年，谓为种灭，虽未必然，而涣散沦胥，殆必不免，与欧人何涉哉！”一味地怪外国人，不自加反省，是不对的。正如不能怪狼吃羊一样，重要的是怎样才能让狼不吃到自己。这里，严复严厉批判了泥古不化以及专制独裁的思想。
严复深刻地看到，在世界大潮之下，闭关锁国已经绝无可能，“中外之通”已经是神仙也无可挽回的大势。中国经济已经被纳入世界市场，中外之间的经济战争、金融战争乃是必然。他说：“既通矣，则中外食货，犹水互注，必趋于平。”比如在金融领域，几十年来，欧洲与日本均已废除银本位制，采用金本位制，因此导致银价大跌，中国白银也随之大跌，导致此前以银结算的结果“降至七八折不止”。粮食价格上涨，也与此货币战争息息相关。依据近代货币史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国近代货币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货币银行学学理上的本位含义，其构成实质是一种立体、动态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因这一体系的核心——白银是外生的，国际白银市场被外国操纵，外商银行控制着中国国内白银以及相应的银两制度，所以晚清以来中国在货币战争中总是处于吃亏的被动角色之中。严复的超拔之处，就在于已经看到这一点。因此，他大声疾呼，必须与外国人打交道，必须摆脱受难者无所作为的怨妇心态，预先拿出因应之道，积极作为。
严复鲜明地坚持了两点论：一、决不可闭关锁国；二、必须对开放的后果有所准备。总之，必须“自立”。只要自立，则凡是外来的东西，都会成为有利于我的东西，“吾何畏哉！”
严复还讲了朋友书信中所述的一个故事：有个法国人，娶一广东女子为妻，生下二女一男。德国占据胶州湾、俄国租借旅顺之后，欧洲舆论皆认为中国已经形成被瓜分的局面。听到这一消息，两个女孩日夜流泪，连饭都不吃。每天早起后，她们都向卖报人打听报纸上是否有中国的消息，有则买回阅读，读了便哭。她们对弟弟说：你一定要好好读书，日后回国，为黄种人“出死力”。严复的朋友在书信中说：中国人总是骂西洋人是夷狄，却不晓得这里的人民君民相与之诚、夫妻父子之相爱、朋友之诚信，比中国一般人要强得多。所以，大家也不必学孔子了，只要能以两个女孩子的心为心，中国就不会亡。这真是振聋发聩的议论。我们看到，后来孙中山关于“世界潮流”的思想、鲁迅所谓“拿来主义”的思想，在戊戌时期的严复那里，均有所交集。
所以，很明显，严复既具有深重的民族主义情怀，又已经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具有”与“超越”之间并不矛盾，而是内在统一。
在对待孔子与孔教的议题上，也可以鲜明地看到这一点。对于孔子与孔教的评判，在戊戌时期的严复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表面看，他对孔教、理学等很是不敬。其实，他是真正的儒士，不反对真孔教、真理学（即君子儒），反对的是腐朽的道学先生，即末流与异化的儒学（即小人儒）。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开，其实与孔教并不相合，民间老百姓也没有归乎孔教。那些腐朽的道学先生，“以钱财为上帝，以子孙为灵魂，生为能语之马牛，死作后人之僵石”，实属祸国殃民。可叹的是，这些腐臭的僵尸，却主导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他悲愤地感叹，对于割让旅顺、威海、胶州，对于关税、厘金、铁路、矿产等权益的丧失，举国都不当回事，可一听说外敌弄污了孔庙，立即勃然大怒，徒然让外国人耻笑。戊戌前后，严复的悲愤之情达到极点，以至于保守主义者认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未免过分。其实，他是要救儒学末流之弊，以返璞归真为职志。就其以复兴本真祛除后儒魔障的方法特征而言，其学术史的向路乃与康有为之考伪经、夏曾佑等人之排荀子，并无二致。
严复认为，中国悠久的精神教化，已经老朽，必须予以创新。反映在所谓“守旧党”一类人身上，其实已经无旧可守。他们所守的，不是“旧”，而是“流俗之风气、为己之私心”，是阿谀奉承、一己私利。因此，应该说他们“驱时”才对。也就是说，后世腐儒与贱儒、俗儒，已经形成利益集团。
严复的上述思想，学界非常熟悉。而且，基于对儒学末流的批判，严复展开了至今依然不失其震撼性的中西文化对比。对此，学界同样有充分的引证，不劳例举。需要指出的是，严复此时对儒学的思想状态及其后的变化轨迹，与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刘师培1904年发表的《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堪称异曲同工。但是，后三家均较严复晚出。入民国后，严复呼应康有为等人倡导的读经运动，而陈独秀、李大钊乃至胡适等人的反孔言论，却以严复早年的论说为先声。但是，正如许多学人所指出的那样，不能因此而断定严复背叛了其早年乃至中年时期的思想。
严复一生的思想，不同时期偏重不同，但基本特色在于主张守道变法。所谓“道”，乃是人类的大道，“有国有民所莫能外”。“自皇古以至今日，由中国以讫五洲，但使有群，则莫不有其相为生养、相为保持之事。既有其相生养、相保持之事矣。则仁义、忠信、公平、廉耻之实，必行于其间。否则其群立散，种亦寖灭。”可见所谓“道”，就是基于人类共同美德的最大公约数。它虽源自中华，却具有人类普遍性与统一性的价值。以这种普遍性与统一性的思想为前提与基础，严复竭力主张中国走向世界。
他在戊戌时期给统治者开的一个重要药方，就是“联各国之欢”。他分析了英、俄的国情及其与法、德、日的关系，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只有中国能消弭其所带来的祸害。因此，他大胆建言，中国皇帝应该带着“数百亲贤贵近之臣，航海以游西国，历聘诸有约者，与分庭抗礼”。通过国家元首级的积极外交，表明中国维护和平、友好交往的开放性，表明中国对内实行变法、对外依据公法相互通商的政策，并视情况表明与友好国家缔结盟约，维护领土安全，共同抗击侵略。严复认为，如果中国皇帝能够实行积极有为、主动出击的外交政策，则必然“五洲称圣明英武，而东方分争之祸弭矣”；“上之有以永宗庙万世之安而扬其灵，下之有以拯神州亿兆之黎元而作其气，外之有以解东西各国不可已之兵争而弭其祸”。严复说，上述举动，虽然在中国“为旷古而非常”，但在西方却稀松平常。而且，只有“走出去”，才能“有以知中西政俗之异同；知其异同，则有以施吾因应修改之治，其为益甚众”，又何乐而不为呢！
严复的上述设计，很自然地会让人觉得浪漫可爱。因为，走向腐朽的清政府已经失去自我更新的功能，皇权专制主义已经牢牢束缚住他们的手脚。但不可否认，严复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即如果不打破思想的桎梏、传统的牢笼、体制的约束，哪怕最简单易行的举措，都不会得到实施；哪怕是最切近的机会，都会丧失。在此，严复实际上突出了解放思想的主题。
总之，围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严复发表了许多精美而超前的思想。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深入挖掘阐发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其意义自不待言。
〔作者简介〕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