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名称趣闻
要吃男人的睾丸？
首先来讲一个二战期间发生在侵华日军和当地中国人之间的小故事。
一天，一群很久没有吃上鸡蛋的日本兵到附近的村子里征收鸡蛋。无奈语言不通，只好写了一张“我欲食大卵多数”的纸条递给了村长。
虽然不是地道的中国话，但意思表达基本上差不多。可是村长却十分不安，赶紧写了一张“没有大卵”的纸条交了过去。接到纸条的日本兵以为是自己要求太高，于是又改写了一张“小卵少数”的纸条递过去，以为这次是小的鸡蛋应该没问题。没想到这样一来村子里可闹翻了天。
摸不着头脑的日本兵只好叫来了翻译。原来，汉语里的“卵”是男人睾丸的意思！本来中国人就恨日本士兵，骂他们是“日本鬼子”，这次鬼子们竟然要吃男人的睾丸！可想而知中国人对鬼子们该是多么深恶痛绝！
再说一个由名称引发的现代小插曲吧。有一次，一个年长的韩国人因商去日本。在东京的酒店客房里，他想写一封信回国，但发现没带信纸，于是就叫来了酒店的服务员。但服务员不懂韩语，没有办法，商人只好在纸条上写了“便纸”一词向服务员示意。服务员看后，表情十分奇怪地答了一声“嗨”就出去了。不一会儿，他便带来了一大卷卫生纸。原来，他把韩语“便纸”理解为卫生纸了。
来中国的日本人也遇到过与此类似的事。在日本，信纸写做“手纸”，而在中国，“手纸”是卫生纸的意思。因此，发生这种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来举一个有关国际性名词的趣闻。
初次到北京的日本企业访问团一行住在北京某高级宾馆里。他们白天按日程紧张地参观访问，傍晚才回到宾馆。当天晚上，有位访问团成员想用宾馆的厕所，但他忽然想起白天听说中国的公共厕所是收费的，所以他想宾馆的厕所大概也要收费吧。为了确认一下，他就给服务员写了一张纸条：
“便所，有料？无料？”
服务员想了一会儿，同样用纸条回答：
“有料，非常多。”
于是这个日本人就一边解行李，一边盘算着去换零钱。正在这时，访问团的翻译来敲门：
“宾馆的经理听了服务员的话后想跟您谈一笔生意，让我来问一下，您是不是具体负责人？”
听了翻译的话，这个日本人莫名其妙。一头雾水的日本人反问道：
“什么？具体负责人？我怎么一点儿也听不懂您的话？”
“您刚才不是跟服务员谈到了肥料的问题吗？”
“没有啊，我绝对没说！”
于是日本人就把他跟服务员的对话向翻译重述了一遍。不听则已，一听日本人的话，翻译禁不住捧腹大笑。接着翻译解释说，汉语中“有料”，顾名思义就是有肥料的意思。所以，服务员把“有料？无料？”理解成日本人问他是否有肥料的意思了，还以为日本人要买肥料呢！
有性感
这是一个最近发生的笑话。有个韩国人把某个想和日本人结婚的韩国女人介绍给一个日本男人。日本男人问：“她是什么样的女人啊？”这个韩国人便在纸条上写了三个字：“性味好”，韩语意思是脾气很好。日本人一看这三个字，以为是性感有味，就点头答应了。其实，就是中国人看了这三个字也会像日本人那样误解的。
另外还有一个几年前的笑话。在日本有很多名为“钱汤”的澡堂，而初到日本的留学生经常因此出错。
日本的澡堂通常在一个露天的招牌上写一个大大的“汤”字。一次，一个中国留学生看到招牌上的字，又看到很多日本人提着脸盆走进“钱汤”，就跟着进去想看个究竟。里面分为“男”“女”两个入口。于是他诧异地走进了写着“男”字的入口。结果看到里面全是光溜溜的男人，这才明白原来是澡堂。
那个中国留学生为什么会搞错呢？原来在中国“汤”是soup的意思，所以他把“钱汤”误认为是卖汤的地方了。
有一次，一位到韩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说，他觉得十分吃惊，因为房东要送给他一个“冷藏库”。“冷藏库”，在韩语中是冰箱的意思，直译为汉语则会使人误解为“冷藏仓库”或“冷冻仓库”。也难怪那个中国学生会吃惊地说：“韩国人生活再好也不至于连冷库都送人啊！”
在日本，邮票写做“切手”，而汉字中切手是用刀把手切掉的意思。所以如果是“贴邮票”的话，直译为汉语就成了“把手切下贴上”的意思了。
虽然是相同的汉字，但是因意思完全相反而引出的笑话真是不计其数。如果一一列举，大概可以编成一本词典。那样不是也很有意思吗？好了，不多赘述，再举最后一个例子。
有一回，一个日本人从中国朋友那儿收到了一个书法镜框礼物。他打开包装纸一看，里面用毛笔写着一个巨大的四字成语“金玉满堂”。
日本人不禁目瞪口呆。
“什么呀！这玩笑也开得太过分了吧。”
因为在日语中“金玉”是男人睾丸的意思，所以“金玉满堂”也就成了睾丸满堂的意思了。
但是在中国则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在汉语中，金玉是钱和财宝的意思，所以“金玉满堂”该有多好啊！韩国的“金玉”也和中国的“金玉”意思相同。像这种三国之间同字不同义的例子真是不计其数。
曾经有一次，在中日韩三国朋友聚会的场合里，我给他们讲这种由名称引发的趣闻时，他们异口同声地提议我编一本《三国名称趣闻词典》。
我也曾有过这种想法，这是个好主意，但现在我还没有时间编写。各位读者若有兴趣，不妨一试。
丰富多彩的称呼
十多年来，我不断和东方三国的人打交道，因此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名称和称呼。这些名称和称呼有时候虽然意思相似或相同，但总是以不同的形式或以不同意思的名称和外形出现，使我常常由此而深刻地体会到文化的差异和冲击。
也就是说，即使是最简单的名称或称呼，其中也蕴涵了那个国家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事实上，人们常常由于误解或不能理解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而闹出笑话来。比如，中国人把自己的妻子称为“爱人”，而日本人和韩国人所说的“爱人”是指情人，意思并不一样。
在称呼上，三国各有不同。日本人只称呼姓，韩国人除了特殊关系之外，通常姓名并称。而中国人则是平辈之间姓名并称，对长辈和后辈通常在其姓前分别加“老”字和“小”字。比如，一个姓王的人可以称他“老王”或“小王”。
在日本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只要加上一个“样”(读“sang”)字就万事大吉了。“样”与韩国的“氏”虽然相似，但“样”的范围要广得多。在韩国虽然可以称呼别人“某某氏”，但这种称呼不像“某某样”那样通用。比如在金大中总统面前，我们就不称他“金大中氏”或“金氏”。
前几天，日本电台播放了日本某名记者对韩国前总统金泳三的访谈，这个记者称金泳三“金样”，结果招致了很多在日韩国人的不满。
在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一直还互称“同志”，即共产主义志同道合的意思，如“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但是，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同志”就成了土里土气的称呼。而现在一般称呼“小姐”或“先生”。当然在大城市里这样称呼非常普遍，但在广大的中国老百姓中，仍然经常用“老”和“小”的称呼，并且同辈或朋友之间也仍然多是直呼其名。
韩国人和中国人的姓名通常是三个字或两个字。而日本人的姓名则通常是四个字。造成这一点是由于姓氏本身的差异。因为中国和韩国的姓通常是一个字，而日本的姓是两个字。
据说日本共有10万种姓氏，即12 000万人口拥有10万种姓氏。而韩国大约有250余种，其中金、李、朴以及崔、郑、尹、赵、张、林、姜等10种姓氏占了国民的绝大多数。
所以有人说，如果在首尔（汉城）市中心繁华的大街上叫“金社长”，100个人中会有10个人答应。
正因为同姓的人太多，所以姓和名并用才会防止这种因重姓而导致的闹剧。
中国也将近有600种姓氏，并且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张、陈也是比较集中的姓氏。在13亿人口中这10种姓氏占了多数，所以有人说，如果在北京市的王府井大街上喊“老王”，回头率将不下于1/10。
但是，日本则不同。虽然铃木、山田等也是一些常见姓，但由于12 000万的人口拥有10万种姓氏，所以在一个公司里，重姓的概率仅为1/1 200。正因为如此，也就没有必要非得全称其姓名，只需叫“铃木样”、“山田样”就行了。同时在日本姓名中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近代明治维新以前，很多日本人都没有姓氏，随着近代化的进程，政府给他们编了许多原来没有的姓氏，这样就出现了很多奇怪的名字。
有的是根据地理位置或住所随便定的姓。比如家在松树下的，就叫松下；在田地里的，就叫田中。
还有一些罕见的怪姓，如表示我的孙子意思的“我孙子”，表示养狗意思的“犬养”，表示狗的坟墓的“犬冢”，表示鬼的坟墓的“鬼冢”，表示牛尾巴的“牛尾”等，真是不可胜数。
是汉城，还是首乌儿？
谁会想到日本的姓氏竟会在中国引起争议呢？原来，日本野尻眼镜公司在北京设了一家名为“野尻眼镜”的分店，结果由于“野尻”一词太过粗俗，因而招致了中国人的抗议，最终，只好改了一个文雅的店名。因为汉语中“野尻”是田野的屁股的意思。“田野的屁股”眼镜怎么可以挂在高贵的人的脸上呢？
既然说到名字就不妨再多说一句。实际上取名字的方式也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在中国，小孩出生后，要按辈分取名。现在取名虽然不再那么烦琐，但在以前要翻开家谱，仔细检查对照一番，以防与祖上重名。中国人十分忌讳自己的孩子与父亲或者八辈以内的祖宗重名。韩国也和中国相似。比如本辈的辈字是“永”字，那么永男、永浩、永洙等名字绝不可以与父亲的名字有重字。
但与之不同的是，日本人常用父亲名字中的字给儿子起名。如果父亲的名字是“慎之助”，那么就会用“慎”字给儿子起名为“慎太郎”，也就是说名字也是传宗接代的。日本佛教也流行从师傅的名字中取字给徒弟起名。
自古以来，中国、韩国就处在严格的儒教体制的支配下，祖上和子孙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从属关系，所以名字当然也不可以相同。但是在日本，由于儒教并未体系化地控制整个社会，所以比起严格的上下关系来，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所以就像日本人可以毫不顾忌地领养别人的孩子以及师徒之间可以重姓一样，在横向人际方面，日本与韩国、中国有明显的对比。中、日、韩三国虽然同属于汉字文化圈，但实际上常常是相同的名字或名词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意思，再加上其民族性和社会条件的差异，所以也就会时常发生各种笑话甚至争端。
中韩建交以前，韩国人并不知道中国人把Seoul译为“汉城”。虽然从大韩民国建立起，韩国就向世界宣布了Seoul是韩国首都，但是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称之为“汉城”。依据《辞海》的解释，汉城是朝鲜半岛南部的城市，是李朝的都城。最初叫汉城府，1913年改名为京城，1945年又恢复为汉城。对此，韩国人曾抗议，为什么明明是Seoul，中国人却偏要叫做汉城呢。当然，中国人也有理由，韩国人并没有告诉中国人Seoul的汉字标记法，所以，责任也就不在中国人了。虽然韩国也有几种把Seoul直译为“首乌儿”的方案，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意见，中国人仍然称之为汉城。同时，虽然日本人用片假名标记Seoul，但如果中国人用汉字念“首乌儿”的话，恐怕连懂日语的人也听不懂指什么。看来，Seoul的汉字标记法的确定已经迫在眉睫了。
“东洋”一词，在日本和韩国都是亚洲、东亚的意思，也就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东方的概念。在中国，“东洋”则指日本，东洋人即日本人。中国人骂日本人为“东洋鬼子”，骂西方人则为“洋鬼子”，也就是“西洋鬼子”的意思。可见，在中国，与西洋意思相反的词写做“东方”而非“东洋”。
中、日、韩三国虽然可以利用共通的汉字进行笔谈交流，但如果一不小心，也会犯错误而招致误解。
如果滥用三国通用的汉字，会时常闹出笑话。
在翻译西方人的人名或标题时，三国也有很大差别。日本几乎是100％用“片假名”标记外来语，韩国也是按发音直接标记外来语。但是在汉字大国——中国，虽然也是音译外来语，却往往会使之带有汉字的意思。
众所周知，Cocacola被译为可口可乐，就含着既好喝又让人高兴的意思，还有Television译为“电视”，则含有利用电来看的意思。
再来看几个美国电影演员的名字。莎朗·斯通是谁？正是Sharon Stone。史泰龙又是谁？因扮演主角兰博而一举成名的演员。不仅如此，电影的题目也不是英文直译，而是带有了中国特色。“Special List”译为“炮弹专家”，“God Father”译为“教父”，“My Fair Lady”译为“窈窕淑女”，“Rainbow”译为“第一滴血”，还有“侏罗纪公园”、“魔鬼终结者”……
看来，还是汉语的造词能力比较强，将一切外来语都纳入汉语体系的中国人的语言改造能力和思维方式可谓独特、卓越。并且，与之相应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离开汉字去单独理解中国人的文化是不可能的。
2三国的语言感觉
中文的多种解释
比较中日韩三国的语感色彩，可以体会到韩语和日语表面上细致而明显，而相比之下，汉语则稍显逊色。
虽说这是我自己在使用中日韩三国语言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比较一下中日韩三国语言的构造和功能，也确实如此。
我们来看一个例句：
我爱你，你不爱我。
这一最简单的中文句子可以被译成多种形式和意义的韩语和日语句子。例如：
(1)我爱你，但是你不爱我。
(2)我喜欢你，但你好像讨厌我。
(3)我是爱你的，也许你并不爱我。
(4)虽然我爱你，但你不一定爱我。
(5)你不像我爱你一样爱我。
(6)我爱你。(但是，不过，因此，不知为什么……)你讨厌我。
(7)因为我爱你，所以你讨厌我。
韩语和日语可以根据情况的不同，将之翻译成含有细微感情差异的不同形式的各种句子。
再来看一个例句：
今天下雨，我没带伞。
根据具体情况，可以用韩语和日语将其译成有细微差异的句子。
再来看一个句子：
今天虽然下雨了，但是我没有带伞。
根据具体情况，可以用韩语和日语将其译成如下的句子：
(1)今天虽然下雨了，但是我没有带伞。
(2)因为今天下雨了，所以我没带伞。
其实这样译出来仍然可行，这就说明了汉语表达方式的模糊性和折衷性。这是由于汉语中的连词没有韩语和日语那么复杂，并且助词的量也少而引起的。特别是在韩国和日本，被称为汉文的中国古汉语，其特征更为明显，如果不加上标点符号，就很难理解其意思。这些年来，我感觉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人虽然话多而且喜欢说话，但真正说话流畅、词语运用恰当、能彻底清楚地表达自己意思的人却不太多。虽然能言善辩，却并不一定是用合适恰当的词来表达情感世界的。但是韩国人和日本人则可以用恰当的词语来完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其理由大概是因为中国人的说话方式比起口语来更接近于书面语的缘故吧。与之相反，韩国人和日本人的日常对话以口语为主，而书面语体则主要用在文章中，口语和书面语在实用方面有明显区别。
但是，即使是同样使用韩语，也有很大差别。韩国人的口语因为适当加入了一些汉字词汇而显得文雅得体，但中国朝鲜族的口头表达则因几乎一色的口语形式而给人生硬的感觉。所以，中国朝鲜族的文学作品首先因为语言的缺陷，而在韩国得不到很好的接受和认可。当然这不是我要讲的主要问题，所以不再赘述。
下面来看一个能充分体现汉语口语与韩日两国口语差异的例子。
在韩国，表达“股价急剧下跌”的意思，虽然报纸上写做“暴落”等汉字词，但人们通常说的是“股价下跌了很多”。日本也与韩国差不多。但是在汉语中可谓五花八门。如“下跌、下滑、下挫、下落、暴跌、狂跌、暴落”等，还有一些成语“一泻千里”、“一落千丈”等。
虽然汉语的口语因夹杂着大量的书面语而显得文雅，但太过生硬，不易表达实质性内容。它不像韩语和日语那样有明显的口语和书面语区别，所以说话时会给人不自然的感觉。
还有前面提到的四字成语在汉语中的应用，虽然会使语言华丽，一针见血，但如果用得不得当就会辞不达意，甚至闹出笑话。
比较中日韩三国语言，我个人感觉书面语还是汉语最精致且有味，因为汉语本身具有书面语体的特点，同时，丰富的四字成语和前后对应的对偶句式的运用也添色不少。
相比之下，更重口语表达功能的韩语和日语虽然表达意思细致入微，但感觉上多少有些苍白无力。所幸的是，汉字词和外来语的大量运用大大增添了韩语和日语的韵味。
但是，正因为日语和韩语更注重口头表达功能，所以太过细致入微而显得冗长复杂，还是汉语在文学功能方面更简洁明了。
若比较中日韩三国的小说或文学作品，这方面的差异就更一目了然了。与简洁明了的汉语相比，韩语和日语过于冗长琐细。尽管如此，汉字词和四字成语的大量运用使之得以免于尴尬。其实中国朝鲜族的文学作品也具有不够精炼的特点。我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口语占了太大的比重，一方面是大量混用延边的咸镜道方言和外来语运用不理想的缘故。北方朝鲜的语言更是如此，这大概是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吧。
简洁明了的韩语和日语
20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把书面语形式的古代汉语视为唯一的文章表达手法来使用。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古代汉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感性和民族性方面造成了很大影响。
感情和情绪，特别是细致入微的感情及其表达并不是在一两天内形成的，它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过许多代人的文化蓄积才实现的。
被称为“文章大国”、“诗大国”的中国所使用的古代汉语，具有不能细腻地表达感情的局限性，所以就像诗歌也并不是直接的感情的表露，而是借诗言志一样，古代汉语主要发挥了表达人的意志即理念的功能。因为生硬的文言文不能包含细微丰富的情感，而千篇一律的格式则使情感的表达更加困难。
外国学者说，因为古代汉语缺乏细微的表现能力，所以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恋爱文学出现得较晚。
中国文学史上真正的恋爱小说的出现是在清朝初期，并且在近代废止文言文以后恋爱文学才开始繁荣起来。
这一点，韩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韩国的恋爱文学也是在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因为韩国也跟中国一样，直至近代一直沿用古代汉语，而韩文的广泛应用，确切地说，是进入20世纪后才开始的。
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以《万叶集》为首的日本恋爱文学，得力于紫式部、松尾芭蕉、近松门左卫门、森鸥外、夏目漱石等古今作家的努力，从而一直不断地发展下来。实际上，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语言，我们可以了解到，语言并不单纯是表文达意的工具，在其深层蕴含着民族气质。韩语和日语同属于黏着语，而汉语则具有与欧美语言相近似的语法。例如：
我爱你。
在这句话中，汉语只用“我爱”两个字就可以表达意思，组成句子。而韩语和日语就不行。也就是说，汉语即使不说明“爱”的对象，但对“我爱”之后的话可以加上“你”或“她”等对象，而韩语和日语如果不先说明“爱”的对象的话，句子就不能成立，即韩语和日语要求必须先表明结果。与语言结构相同，韩国人和日本人都是结果首位主义的民族。而只重视结果会导致对过程的疏忽。这是“慢慢地”的中国人与“快快地”的韩国人和日本人的一个缩影。与司马辽太郎并称“日本历史小说双璧”的华侨作家陈舜臣曾这样评价过汉语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气质：“由于汉语的语言结构不够细微，且又重视过程，所以中国人总是先设定几个可能的结果，然后进行考证，中国的考证学也就尤为发达。”健谈再加上考证癖，使中国人对于议论乐此不疲，因此中国人擅长于辩论。
3三国的洗手间文化
引发诗兴的厕所文化
如果说吃是一种饮食文化的话，那么排泄则应算做一种厕所文化。
排泄行为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排泄的场所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社会风貌及其文明程度。所以，西方人把厕所称为“1 5平方米的文明博物馆”。
日本人曾说，屁股的姿态是比腰部的礼节更能衡量一种文化的成熟度的重要尺度。如果韩国人听了这话，也许会点头称是，而中国人则会不屑地说：“真是开玩笑，竟然把拉屎跟打招呼的礼节相提并论！”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尽管关于饮食文化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关于厕所文化的研究却寥寥无几。纵然有粮食经济学，却没有排泄经济学。大概是因为厕所是不干净的地方，所以没有人去关注吧。
虽然与排泄有关的“粪”字中“米”、“田”共存，但提到“粪”，仍是无人不皱眉头。而“屎”字也与“米”有关，人们却总是还未考虑它的意思，就把它抛弃了。
不过我想在此比较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东方国家的卫生间文化，将同其饮食文化比较一样，具有重大意义。
我第一次去日本时见过的日本厕所，像中国或韩国的星级酒店厕所一样高级。我的邻居是一个韩国留学生，他曾感叹说，在日本，无论去哪里的厕所，都是那么干净整洁。
如果到千年古都京都的古风犹存的民家厕所里方便的话，自然而然就会引发出诗兴来。走在卵石铺地的窄窄的小路上，木屐发出“咔嗒咔嗒”有节奏的清脆声音，只需数十步，就可将刚刚喝过的扎啤痛快地排出。一泻千里后的解放感和快感让人痛快无比，这时再抬头仰望夜空，一边听周围小虫的鸣叫，一边观赏群星闪烁，就会不知不觉诗兴大发：“啊，流星，一泻千里……”
优雅干净的厕所可以引发诗兴是毫不夸张的。这也许是因为我见过太多臭气熏天、蛆虫横行的中国农村厕所的缘故。在那里，你不是想作诗而是想呕吐。
日本的厕所——酒店、机场、图书馆、大学、机关、夜总会甚至普通人家和公园的厕所——也总是香气扑鼻。中国厕所里只有恶臭，而日本厕所里则满溢芳香。
实际上，在日本，仅是供厕所用的香料或香水就有数十种。原来多用浓香型而最近微香型的香料比较流行。日本家庭里的厕所简直跟闺房一样。里面不仅摆放着香料，而且像工艺品展览室一样放置着各种花束和树叶等装饰品。日本人就是这样，对厕所的装饰就像对卧房一样用心。
溢满草香的日本传统洗手间
几年前，我在东京某酒店见过的厕所，简直就跟庭院一样：碧色的溪水潺潺，周边翠竹环绕。在这样优雅的地方排便真有点让人不好意思。
那次我真正感觉到排泄与吃一样，是一种高尚而文雅的行为。说到厕所，首先想起的是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的散文集《阴翳礼赞》。
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厕所面面观》一文中有一段描写某地面馆的文字令我至今印象深刻：厕所在面馆的二层，下临吉野江，蹲坐其上，江边的景色俯收眼底。四周尽是绿茵茵的草地，菜地上油菜花盛开，美丽的蝴蝶飞来飞去。厕所里散发的气味，掠过蝴蝶和行人，远远飘去，最后散落在下面的吉野江里。谷崎润一郎在文章中不断赞叹这种风雅的厕所简直天下无双。他又进一步指出，日本的传统厕所就是这样优雅：
有着光照不强却干净清洁的环境，以及连蚊子的声音都听得见的寂静，这就是日本厕所。这种厕所应离开住房一段距离，并且设置在散发草香或青苔气息的荫影里，最好是屋檐底下树梢滴水的声音都清晰可辨的地方。置身这种厕所，生理上的快感和周围的寂静融为一体，人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吟诗作赋。
在这段文字中，谷崎润一郎极力想强调的是，比起明亮温暖的西式厕所来，风雅韵味四溢的传统厕所更令人心旷神怡。
但他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风雅固然好，而他却没有提到处理恶臭的排泄物的方法。
在日本，水洗式洋厕所的快速普及使谷崎润一郎的“厕所礼赞”成为过去。如果谷崎看到今天的厕所，也许会大吃一惊，感叹不已。当然他再次呼吁人们使用传统厕所也大有可能。
近来甚至出现了一种新便器设备，这是一种大小便后自动喷出温水把屁股洗干净，然后再喷出温气将湿的部位烘干的设备。这一切是通过安装在便器上的感应器来自动处理的。
据说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对这种突然喷出的水枪大为吃惊，因而从厕所惊慌而逃，结果水都喷到了天花板上。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便器对女性尤为方便。
既然说到女性，就不妨再多说一句。据说日本女人特别忌讳自己上厕所时发出的声音，并且因此而感到羞耻。为了掩盖这种声音，日本女人们总是多次拉水箱，从而造成水的大量浪费。因此，目前在日本带音乐的便器特别受欢迎。伴随排泄的快感，欣赏着优雅的音乐，真可谓美事啊！
印象深刻的北京站洗手间
与日本的这种清香干净且有音乐的厕所相比，中国的厕所又是怎么样的呢？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天壤之别”。
对中国厕所，我有20余年的使用经验，所以坦白地说，中国厕所的第一大特点就是恶臭扑鼻。虽然现在公寓里的厕所都是西式设备，比以前大为改进，但公共厕所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最近回国时，又用过中国的公共厕所，与10多年前的几乎没多大变化。早上在公共厕所前面，经常可以看到等待着上厕所的人排好的长队，仿佛百货店降价时等待买东西的顾客排起的长队。据说有很多老人实在忍不住时就会在裤子里自行解决燃眉之急。
中国厕所里有大便池和小便池。大便池虽然用一个个的间隔隔开，但是由于没有门，所以里面蹲着的人可以一目了然。很多人由于不能忍受硫氨一样的恶臭，就只好捂着鼻子上厕所。苍蝇和蚊子乱舞的光景也十分可观。
但是有些火车站的公共厕所里甚至连间隔都没有。其中，北京站的厕所最有代表性。在这个约200平方米的厕所里，根本看不到什么间隔类的东西，只是在地上以一米为距离
挖了很多坑，然后人就那样直接蹲在坑上方便。在大便的坑下面有一条30厘米宽的沟，横贯整个大便坑。人们蹲在上面大便时，就会有水流出来把下面堆积的大便冲走。在这种厕所里，最不巧的位置是最后一个坑，因为在这个坑下，前面人的大便都会一股脑地向这里涌来，真是讨厌极了。
像淘金工人从砂河里挖出的金砂一样黄黄的东西“哗”地涌过来，如果水太急还会有黄东西溅起来命中屁股，而这时在旁边还有人正提着裤子等你快出来……
在这种散发着恶臭且没有隐私权的厕所里，即使睁大了眼睛也找不到谷崎润一郎所力赞的风雅。然而，仅此而已吗？在大便坑边上常常放着用铁丝或塑料做成的垃圾筒，人们随手把擦完屁股的手纸扔在里面，废纸上苍蝇乱舞。乍一看，那些黄东西就好像画家扔掉的画纸上的黄染料，有的像黄色的绒线花，边上还加了一圈黑线。
中国农村的厕所景象更为可观。很随便地在地上挖个坑再在四面围上两块木板和玉米秸，而底下的恶臭熏人，还有蛆虫……现在中国农村的厕所也和我小时候见到的没有什么两样。
现在我还常常梦见以前的农村厕所。每次梦见自己掉进了肮脏的粪坑时，都会起一身鸡皮疙瘩。但是梦见粪便是吉梦，所以，只要梦见自己掉进了粪坑，第二天往往会接到出版社或报社打来的支付稿费的电话。
“如厕读书”和“厕间思考”
这样看来，厕所与文化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在厕所里读书的人也委实不少。日本文人夏目漱石把每天蹲厕所当做人生的一大乐趣，而中国的鲁迅先生的弟弟、著名文人周作人也喜欢在厕所里读书。有人说很多发明创造不正是在厕所里经过苦思冥想而产生的吗？
中国近代作家废名曾把上厕所的样子描写为“脚踏双砖上，悠然见南山”。而周作人却抱怨过只在坑上放了两块砖头而不能遮挡风雨的寒碜的厕所。这样的厕所能平平安安地“悠然见南山”好像不太容易，试想迎着骤雨上厕所时，怎么会有心情悠然地去欣赏南山呢？
20世纪初的北京风俗志中有因厕所不能及时清扫以至粪便堆积臭气熏天，从而使人致病甚至死亡的记录。
《世说新语》中记载，为了消除厕所的恶臭，古代的中国人特别是贵族常在厕所里撒上香粉或香汁，曾经有个叫王敦的人偷吃了公主放在厕所里的晒干的大枣，却不料那是公主用来堵鼻孔的。
厕所里的恶臭虽然可恶，但是让人最难受的还是中国的公共厕所里间隔与间隔之间没有门而完全暴露。别人在蹲厕所时，你不仅能从上方看到人家的脸，而且别人下面那东西也探出头来跟你打招呼。那么你就会反过来想，我蹲厕的时候不也一样吗？个人隐私被完全忽视的开放的空间真是可怕又讨厌。
排泄与性交一样，是绝对属于个人隐私的人类行为，但是这种将其向他人公开展示的厕所文化实在令人不愉快。
中国地大物博，风俗多样，所以各种奇怪的厕所都有。据说在南方有一种人在上面排泄，然后下面设一个养猪场，这样猪就可以把粪当做饲料吃掉的“养猪厕所”。以前听说韩国的济州岛也有类似的厕所，我可不敢在这样的厕所上方便。万一猪不过瘾，蹿上来咬了我的东西怎么办？
据说日本一位名为S的女作家说她绝对不会在飞机里上厕所。因为如果当时飞机降落的话，万一来不及收拾利索该多丢脸。
在中国还有一种叫马桶的木制桶状坐便器，人往里面大小便，然后把脏东西倒进江河里。中国苏州、杭州一带江边的居民多用“马桶”。据说那里到了早晨，倒马桶的声音此起彼伏，因而形成一首雄壮的交响协奏曲。
我还从一位南方的朋友那儿听说，住在江边的居民由于没有厕所，所以直接在江里方便。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著名的凡尔赛宫的轶闻。宫殿里没有厕所，而王妃、贵族以及有身份的女人们都是在一个从屋顶上吊下来的放在筐里的尿缸上方便，然后贵族们就把尿缸里的大小便撒在宫廷庭院里，据说庭院的草因此长得十分茂盛。
作为古代西方贵族豪华奢侈生活的一面，对此，我们可以一笑了之，但对中国污染河川的天然厕所却不是可以一笑了之的。
韩国的厕所是“化妆室”
韩国的厕所文化介于日本和中国之间。依照近代以来中日韩三国的文化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韩国仍然处于大陆和列岛之间。
厕所在韩国不叫厕所而叫化妆室。这大概是现代化以后改的名字。虽然在日本也偶尔可以看到厕所写着化妆室的招牌，但通常人们还是称之为厕所。其实“化妆室”的名称多少给人一种名不符实的夸张感觉。
据说1988年首尔（汉城）奥运会后，初访韩国的中国人(朝鲜族）曾经对将排泄的地方与化妆的地方相等同的韩国的“化妆室”大惑不解。
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厕所开始采用水洗设备，现在几乎都是西式的。
大概是因为韩国人认为洋厕所像化妆的地方一样干净，所以才起了个文雅的名字“化妆室”来代替厕所。但是如果洋式厕所出了故障，必须用脸盆打水冲厕所，这时是不是就要重新改称其为厕所呢？
曾经有一次，首尔（汉城）一家酒吧的水洗式厕所出了故障，只能用脸盆打水冲洗厕所。于是，不知是主人还是谁在“化妆室”的招牌上贴了一张“便所”的纸条。
韩国的公共厕所有些也和中国的情况差不多。住在一个小区里的人，经常会在公共厕所见面，所以相互之间就会自然而然变熟悉了。
“化妆室”——微型交际场
我去首尔（汉城），常在仁寺洞附近住宿，所以也就经常去塔骨公园散步。在公园里遇到韩国老人时，我常常感叹自己没有爷爷是多么可惜的事。
塔骨公园的正门左边有一个公共厕所。利用这个厕所的当然也是塔骨公园的常客。在这里，经常发生各种有趣的事。
有一天傍晚我去公园上厕所时，里面人真不少。其中一个干瘦的老人一边站着小便一边嘟哝着说：
“也不知道是天气变冷了还是怎么回事，这个东西也变小了。”
这时，一位显得比较健康的老人接过话来说：
“是啊，最近我的也瘦了不少呢。”
听了他们的话，我竭力憋着不让自己笑出来。
这时，我旁边的一位老人突然插了句话：
“天气的缘故？嘿，算了吧，现在也到年纪了。哈哈哈……”
我实在忍不住笑出声来。那个瘦瘦的老人看着我说：
“轮到年轻人了，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我的那东西也相当厉害呢……”
听了老人的话，厕所里的人不禁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笑声刚停住，一位穿制服的中年男人掺和了进来：
“都是过去的辉煌了……”
他边说着，边向那个健康的老人问：
“您的事业还可以吧？”
“唉，因为金融危机，这家伙都萎缩了，事业能好到哪儿去呀！”
“……”
即使是不太好闻的厕所也仍然带着人情味儿。这个时候，厕所就变成了公共交际的场所。这也是表现韩国人的人情文化的一个方面。
中国的公共厕所里也是如此。人们一边上厕所一边谈话，互相打招呼。能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吃饭是缘分，那么共用一个厕所不也是一种缘分吗？互相认识的人一边蹲厕所、一边谈话的场面，在中国也经常可以看到。甚至还有人一边唱着京剧一边蹲厕所呢。有人说，在厕所里可以同时享受艺术的熏陶和排泄的快感，但我却因其过于吵闹无法享受而溜之大吉。
在中国厕所里体验着这种粗俗但却浓厚的人情味，我常常想，原来中国人和韩国人的厕所文化是如此相似呀。
关于韩国的城市厕所就先说到这儿，让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国农村的厕所。这是5年前的一个故事。我曾经去韩国庆尚北道的农村做过一次实际调查。虽然现在的农村厕所都改装了水洗式便器，但那个时候，农村的一些厕所仍是建在离正房较远的地方或者在牛羊圈附近，偶尔也有建在房子后边的。
韩国有句俗话说，丈母娘家和厕所越远越好。总之，厕所与房子最好要保持一定距离。
那一次我去的厕所里分别有一个大小便的桶。大便的地方仅仅是在地上挖一个坑，把一个瓷桶放进去，然后在上面再放块木板。另外，旁边还有一个酱缸样的东西用来小便。还有的厕所是在房后一个小小的茅草屋檐的底下，这里虽然可以遮风避雨，但四周却是完全开放的。当然，也有带门和墙的厕所。总之，这和中国农村的厕所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上这种厕所方便时，确认厕所里有人没人的方法也是极其原始的。要么是干咳一声，要么是走路有意发出声响。这样，里面的人就会通过扔石头或干咳来发出信号。但是我担心对方耳聋可怎么办？
中国农村也普遍用这种类型的厕所，所以韩中两国农村厕所的情况并没有太大区别。据说100年前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农村也是用这样的厕所，这样仅从厕所来看，三国也应该是属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了。
16世纪来日本的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普劳里斯(1532～1592)所著的《日本与欧洲的文化比较》一书中所描述的当时日本的厕所，与现在我所看到的中国和韩国的厕所也差不多。只是日本率先向西方学习，所以才产生了香气馥郁的现代厕所文化。
我第一次上日本公共厕所(传统式）时感觉十分不安。因为便器的方向与门的方向相反，朝向内侧。所以我必须把屁股朝向门的方向蹲坐，这让我很不舒服。长期以来，习惯了中国的朝前或朝侧的厕所，突然要把屁股朝外，不知为什么当时我非常不安。不过韩国厕所也与中国厕所的如厕方向相同。
曾经有一位日本学者就如厕时的方向问题，对韩国人做了“为什么必须朝向门蹲坐”的问卷调查。结果有人说是出于方位本能，有人说是为了安心，还有人说是出于方便敲门的实用性目的，另外还有一位哲学家回答说，开放的世界比闭塞的世界更自然。
这位哲学家说，日本向内的厕所与韩国向外的厕所实际上表明了两国对儒学的吸取方式的差异。朝鲜自古重“礼”，吸收了朱熹的学说，而日本则吸收了王阳明的学说。也就是说，日本的这种把屁股给人看不在乎的态度是没有礼貌的卑贱行为。
说到屁股，日本人总是一进家门就调转屁股把鞋放好。先把屁股朝向主人，这到底是出于礼貌还是什么呢？
当然这些事都不是可以简单解释清楚的，需要通过人类学、民俗学及其他学问的综合研究进行深层的剖析。
洗手间的“壁报栏”
最后再来比较一下厕所里的公共道德意识。
笔者曾经在《文化三国志》一书中对作为三国最高学府的首尔（汉城）大学、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的校园厕所内的涂鸦文化进行过比较。
我通过对三国的文化精英们蹲坐在厕所里像罗丹作品《思考》的主角一样经过刻苦思考而涂画的作品进行比较，对三国的社会和文化做过分析。于是这件事便成了三国青年读者的话题，每次到东京或首尔（汉城）去，他们总会开玩笑说：“金老师，您又来调查厕所吗？”
在厕所的门和墙壁上乱写是三国的共同现象。这大概也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欧美的书中也经常出现有关厕所涂鸦的文字。
厕所内的公共道德是指利用厕所的人的态度。涂鸦生动地体现了厕所内的公共道德。
我曾在首尔（汉城）一个公厕里看到过这样一件事。在厕所墙上贴着的“我们是文明公民，所以让我们保持厕所卫生吧！”的纸条边上不知谁用皮鞋狠狠地印了一个大脚印。这等于是说“我不是文明公民”。
对于厕所是“1 5平方米的文化馆”的话我深有同感。
4“封闭”的日本人，“开放”的中国人
无法理解的日本人
日本人对病菌、灰尘、皮肤接触等各色各样的异类事物都持有特有的嫌恶感。
实际上，在我周围的很多韩国人和中国人来日本五年之多，却连一个日本人朋友也没有。因此，在日外国人经常是互相之间交朋友。我想，既然费尽周折来到日本，就应该尽可能地深入到日本社会，与他们的家庭或团体多交往，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
几年前我遇到过一个中途退学回国的上海留学生B。曾经十分向往日本的B在留学前是上海某名牌大学的助教。踌躇满志的他来日本后不久，便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烦恼，人也变得憔悴起来。
我在校园里遇见他后，问他：“你最近身体怎么这么瘦？”
他坦白地告诉我说：
日本人虽然表面上很温和，但实际内心很冷淡。我们研究室里留学生也不多，我的日语说得也不好。因为日语不好，他们就这样对我？我问旁边的日本朋友一个日语汉字词的读法，结果他说中国人连汉字也不会读吗？不知道就查字典！你说，虽然是相同的汉字，但外国人知道日本式的发音吗？本来独自在外国学习就很孤独，加上周围又没有日本朋友，研究室的日本学生又总是那么冷淡，所以就得了神经衰弱，晚上不能好好睡觉。而且听说研究室的人去赏花的时候也因为我的日语不好，把我一个人扔下了。太受打击了……
几个月后的一个夏夜，我接到了B打来的电话：“金老师，我明天回国，因为我实在不能再忍受了。虽然日本很富裕，但日本人的心胸很狭隘。我还是回国读研究生更好些。”
最终B离开了日本。事实上，这样的留学生又何止B一个人！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有很多“反日家”。因此，有人说“留美亲美”而“留日反日”。
当然，造成这一现象虽然可能有很多背景原因，但日本人对外国人的态度也起了很大作用。
外国人很少能在日本交上朋友并得到日本家庭的招待。对于中国人和韩国人来说，这可能是件很可笑的事，但确有很多在日旅居了10年的留学生却一次也没到日本人家里做过客，而且连想都不想。
让别人看自己的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公开个人私生活，这无异于掏出自己的心让人看。
但是，很多日本人连自己的家也不让别人看，紧闭心门生活。而学习外语、结交外国人并在家里招待外国人的日本人，则是一定程度上与普通的封闭的日本人不同的另类。我在和这样的日本人交往的时候，常常感觉到他们都是与普通的日本人不同性格的人。
与日本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中国人甚至会把路上相识的人也带到家里，招待酒饭。如果在火车上遇到谈话投机的人，中国人也往往会彼此交换地址和电话，然后请对方来家里做客。虽然物质上不及日本富足，而且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人的心灵却是敞开的。大陆人的开放性格与长期只用单一日语的日本人的岛国闭锁性格完全相反。正是长期以来多民族社会里各族人民之间荣辱与共的历史体验，创造了大陆人容易信任别人的开放性格。
大陆的水混浊而显得不干净，因此中国人不喝生水，同时肮脏而恶劣的环境也使中国人没有日本人的洁癖。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明白如果过于干净，互相之间就很难融合共存。
韩国人毗邻大陆生活，在性格上也与大陆人有很多相似之处。韩国人洒脱大方，有时也爱虚夸，但不像有洁癖的日本人那样过于排外，也不像大陆人那样过于开放，即是一种半开放半封闭的性格。特别是夹在大陆和岛国的缝隙里，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外敌入侵，韩国人不断徘徊于开放和封闭之间，因此，韩国人的性格是大陆型与岛国型折衷后的半岛型。
近来在日本，“全球化”、“地球村共存”一类的宣传标语到处可见。但可笑的是，全球化呼声最高的日本竟然被评为全球化水平最低的国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在日外国人的参政问题至今没得到圆满解决即与此有关。
最近，日本的有识人士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关于日本国际化对策的报告书《21世纪日本的构想》。可以说，它对日本的国际化起了重要作用，为日本走向多民族社会，实现像美国一样的移民社会的转变准备了前提条件。
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日本国民真正由封闭走向开放，才是日本实现移民政策和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基础……
5清与浊的民族习性
过分清洁是病因
如果问初到日本的游客或来日本没多久的留学生他们对日本的第一印象如何，十个人中会有九个回答“干净”这一项。
“日本太干净了，环境也干净，日本人好像是十分喜欢清洁的民族……”
中国留学生说，日本城市的空气清新，衬衫即使几天不洗也不会脏；市中心的小河像水晶般透明，水清并且还有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但是在中国却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工业废水已污染了大多数河流，衬衫不到一天就得换。韩国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仍远不如日本清洁。
日本人比韩国人和中国人更勤于洗澡和洗衣服。这足以说明日本人爱清洁的特点。1995年关西大地震时，欧洲某电视台的记者曾采访过数十名住在临时住宅区的日本居民。当记者问他们“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时，本以为他们会回答想大吃一顿或大睡一通，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回答说：
“想洗澡。”
记者感到十分意外。我却认为只有爱清洁的日本人才能做出这样的回答。那欧洲记者好像并不了解几近洁癖的日本人习性。
说到洁癖，我到日本后也像日本人一样染上了洁癖症。本来我从小就爱干净，如今更是只要去一趟洗手间就要用肥皂洗一次手，而且还是用杀菌肥皂使劲搓，就是去一趟附近的邮局，也是一进门就赶紧洗手。因此，妻子整天抱怨我水费比别人家的多出两倍多。
总之，依我的性格，只要出趟门，回家就必定先用肥皂彻底洗一通才放心。
不管怎么说，三国之中，谁也比不过日本人洁癖似的清洁。日本的日用品几乎全都是无菌或抗菌产品，小到餐具，大到袜子、内裤、衣服、家具，无不经过无菌、杀菌处理。
听说最近又出了一种对住宅进行杀菌的产品，日本人简直是把自己封闭在无菌箱里了。据说日本幼儿园中小孩子玩耍的沙坑也是经过了高温消毒的。
在中国和韩国，以前有一种说法：如果擦洗得太干净，福就会溜走，福溜了，病就会侵入，也就是说，太干净就会降低抵抗力，就容易得病，即过分清洁反而致病。
有趣的是，有酷爱清洁的民族，也有以不洁为乐的民族。如果日本人听说有人同时用尿做洗涤剂和健康饮料的话，会有什么反应呢？
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系列游记《走在街道上(第五卷)——蒙古之行》中就有关于尿的故事。在该书中，他首先讲述了一个1630年前后的故事。
草原上，一个美丽的少女从马车上下来到路旁小解，这时出现了耶斯格尔兄弟俩，哥俩仔细检查了地上的小便后，断定这个女人以后一定可以生一个壮实的男孩。于是两人立刻追上去把少女掠劫为妻子。之后不久，少女便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成吉思汗。
接着，司马辽太郎在书中又讲了一个他们一行寻访蒙古牧场的故事。旅行中，司马的夫人突然想小解。这可真难为了司马，广阔的原野上哪有藏身之处？忽然，司马看见了一个蒙古包，于是他指着蒙古包说，“那后面怎么样？”夫人走开后，司马就陶醉在了草原牧马的壮观景色中。一会儿，夫人慌慌张张地笑着跑了回来。原来夫人在蒙古包后面小便时，突然发现自己被四名表情严肃的蒙古大汉包围了起来。奇怪的是，这四个人对跌跌撞撞逃开的妇人看都不看一眼，而是专心致志地研究夫人在地上留下的小便。夫人觉得奇怪，回头看他们时，却发现其中一个人好像正在十分郑重地向其他人做解释说明。而且当司马一行人坐上汽车往回走的时候，那四个人还十分慈祥地目送夫人离开。这时，司马突然想起那个关于少女的尿的故事，于是便问夫人那四个蒙古人刚才是不是在检查小便的痕迹，夫人边笑边点头称是。
在蒙古，由于阳光太强，皮肤长期暴晒，所以一般女人都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如果是那四个蒙古男人误解了夫人的年龄，把夫人看成年轻女子而检查夫人小便的话，那么应该道歉的是夫人，而不是蒙古人。不然对第一个见到的外来女人不分老少都要检查小便也许是草原人的待客传统。
对草原、沙漠地带以及大陆的牧民而言，家畜的粪便是十分重要的燃料，同时家畜的尿也不能轻易浪费。不用说非洲，即使到中国的偏远内地，人们也还用牛或马的尿洗头洗脸。现在中国的农村也仍然把牛马的粪便晒干做燃料用。我小的时候还常常见到农民用手捡粪。所以毛泽东说：“农民的手上虽然沾着牛粪，农民的心却是最纯洁最高贵的。”
也许在酷爱清洁的日本人看来，用手抓拿各种细菌密布的粪便或用尿洗头，都是野蛮的不卫生习性。但是日本人的洁癖恰好缺少了蒙古牧民或中国人的这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关系。
我的杯中真的有骆驼毛啊！
在韩国古代医学书籍里，有用童女的尿治眼病的记载。因为幼女的尿是无菌的，所以古时在没有无菌蒸馏水的情况下，尿代替了盐水的效用。
韩国女人皮肤的美丽柔软也是世界公认的。据说韩国女人在古代用自己的小便洗脸和沐浴。而这种情况下，小便则发挥了化妆水的作用。
最近中国还流行一种饮尿的保健方法。联想到由于和空气中的细菌接触而发酵变质的尿散发出的臊臭味，我们就会把尿误以为是不干净的东西。但实际上有科学检验证明尿是干净的。
古今中外以尿代茶的轶事也有很多。相传从前中国江南一位贵妇人在接待客人时，茶水不够了，于是她就命令侍女“去把我的尿缸里的尿掺在茶里拿过来”。
当用这种颜色奇特的茶招待客人时，这位贵夫人还冠冕堂皇地夸耀说：“这红茶可是经丝绸之路从欧洲进口的，据说是用骆驼把那边最高级的茶叶运过来的。”真是超级水准的笑话。
其中一位客人立刻奉承道：“真是香啊！我的杯中还有一根骆驼毛呢！”
在此一再讲韩国、中国以及蒙古的关于尿的故事，主要是想说明，与日本社会的忌讳一切杂菌和自然排泄物的抗菌文化相反，在其邻国中还存在着一种好菌文化。正如把尿当做药、饮料和食品一样，每个国家都存在着与自然亲密接近、共同生存的文化。
日本人这种彻底精密性的讲求和彻底消毒的习性产生的结果，必然是对周边任何一点细菌都不能容忍的强迫观念。
中国地域广阔，气候变化多样，加之风力强劲，所以中国人并不注重环境和清洁而喜欢“恰当”，中国人的思维也正是基于这种自然生态条件。因此在清洁卫生方面恰当就可以的习惯和观念的支配下，中国人自然也就不太过于关心卫生了。
而韩国则介于“彻底性”和“适当性”中间。韩国人比起彻底清洁的日本人来有些不足，但比起只要“差不多”就可以的中国人来却又有余。所以对待清洁卫生的态度也是对文化的深层表露。
日本是因过于清洁而产生过敏反应从而使抵抗力下降的“无菌社会”，中国则与粪尿关系密切，即使存在适当的不清洁也没关系，韩国介于两者之间。
无菌的国家和喝尿的国家，仅此怎么可以判定其文化孰优孰劣呢？
6放屁和日本人
一起闻屁味儿的才是朋友
笔者常常对各国的奇特风俗和文化现象感到好奇，所以只要碰到相关书籍，无论是专业书还是通俗读物、杂志，都贪读不厌。
我在此谈及我广泛的读书兴趣，不是想夸耀我的阅读力，而是因为我从杂读中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以细心出名的日本人总是对各种各样细小的素材都要加以深入研究，并把研究结果编成书刊发行。这种现象真是世界罕见。
既有毕生研究杨贵妃腋臭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学者，也有专门研究一个厕所和枕头的怪人。而专门研究放屁并写出一本巨著的怪人也不少。
也有人讥笑他们喜欢研究鸡毛蒜皮的可笑行为。我曾经对韩国和中国的普通人谈到过这种现象，他们大多也是嘲笑日本人小心眼。
我曾在《瞧，这三国人》中讲过，只有理解了中国人不顾场合放屁的生理文化现象，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人。后来通过读书发现，原来日本人也有“放屁文化”。
对于连极小的生理现象也不放过的贪心的日本人来说，“放屁”自然也成为研究的对象，以至于出现了名为“放屁学”的一门“新学问”。
实际上，通过观察日本人和日本人的放屁，不仅可以窥见日本人的放屁文化，而且也是一个接近日本文化的大好机会。
首先，仅是关于放屁的专业书籍、通俗读物、小说、散文等的种类就有数百种。比如：
《放屁学概论》、《屁》、《放屁粹门记》、《一发》、《屁事典》、《屁学入门》、《放屁集》、《放屁先生》、《放屁考》……
单纯看一下日语中屁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其表现方法比其他国家丰富得多。
不同的国家对放屁有不同的称呼，汉语叫屁，韩语是放气，英语是fart，法语是pet，德语是bl hung或furz，俄语是bêep，拉丁语是pedo。用p、f、b序列的发音标注“屁”的名称的情况，世界各国都基本相同。这大概是因为放屁的声音与“bong”、“beng”、“bu”、“pu”的发音相似的缘故吧。
在日语中，“屁”俗称“bu、pu”，其汉字词是“屁”，但并不仅止于此，还有其他多种俗称和表现方法。像比较文雅的名字“下风”，即底下起的风的意思。民间还称放屁为“鸣(nara)”，它来自日语鸣叫的意思，日语中“鸣”的发音在韩语中是国家(nara)这一神圣意思，而日语却是放屁的意思，这样一来，韩国的国家就变成日本的放屁了。
另外，放屁又名转矢气、人间乐器、后门笛声等。甚至还有青梅竹马的意思，表示为“一块闻屁味儿的朋友”。连屁味都一起闻着长大，大概也不亚于青梅竹马了。
最为稀奇的是，在日本还有一种把屁敬为神的习俗。据说把屁视为管理厕所的一种神。相传大正时期在冈山市有奈罗须神社，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据说冈山农民插秧的时候，使人发笑的放屁宫却确有其实。总之，将屁都尊崇为神的多神国家大概非日本莫属了。
也只有日本才有把佛教都用屁来加以比喻的风俗。著名的高僧仙崖曾作过一幅名为《屁》的画。画中绘了一个男人屁股朝天放屁的姿态，上面还有一行毛笔字：
易把放屁想成坏东西，“扑哧”一词即“佛”也。
借放屁的声音(puchi)和日语中“佛”的发音相同来比喻放屁即为佛。
日本动画片中经常出现的名僧一休也有过类似的趣闻。有一天，一个人问一休如何才能成佛，一休立刻说：“太简单了。”同时他撅起屁股放了一个屁，然后说：
“这样就成佛了。”
因为放屁的声音与日语中佛的发音相同，所以一休说在放屁中就可以找到佛了。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感觉到日本人对佛的虔诚和他们奔放洒脱的幽默，而在中国和韩国，佛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威严，绝对没有人会想到要把它用屁来加以比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和韩国人的绝对理念。
屁响梅香去无踪
中、日、韩的古代笑话或民间故事中都经常出现有关放屁的故事，但不同的是，甚至在日本的近代新闻中“屁”也仍然时常登场亮相。可见，在日本人眼里，放屁也成新闻。
1897年5月18日、19日的《朝日新闻》中曾有过这样一条新闻：有一个叫胜郎的青年在妓院因为妓女不合心意而和主人吵了起来，这时主人放了一个屁，于是胜郎一气之下就拿刀把主人杀了。1964年4月13日的《东京新闻》也报道了一件以放屁为导火线的杀人事件。还有1981年3月2日东京《日日新闻》中载有一则某男子与妓女在院子里赏梅时，因路人一个臭屁而引起是非的新闻，题为《屁响梅花落》，如此优雅的标题下竟是臭气熏人的内容。明治时代有一位名为宫武外骨的鬼才，甚至留下了“监狱就是放屁王国”的警句。数次入狱的他曾在《大阪新闻》中多次描述他的亲身经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监狱中主要吃小麦饭，所以经常放屁，每间牢房里都嘣嘣直响，以至于看守也习惯了这种声音和气味。
还有一件发生在东京某著名监狱里的趣闻。本来监狱里是禁止窃窃私语的，但由于放屁是生理现象，所以不做禁止要求。有一天，某个牢房里突然传出了一声很大的放屁声，接着，其他牢房里也条件反射似的一时间屁声四起。于是整座监狱里都笑翻了天。
即使是在森严的监狱里，放屁也能超越了贵贱之分引起人类本能的共鸣。如此看来，放屁又似乎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我在日本生活期间还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放屁和日本文学有着很深的缘分。即使把放屁看做日本文学的直接素材也不为过。
日本文学，自古就有以放屁为素材的“光荣”传统。无论是古代的和歌、俳句、狂言，还是现代的散文、小说、诗歌，都经常出现“放屁”的内容。
俳句的代表高滨虚子还有一篇题为《放屁》的随笔呢。其中写了十次放屁的始末。战后日本新一代文学的旗手，以《日本文化私观》、《堕落论》等名作而风靡日本的作家坂口安吾也留有题为《放屁先生》的名作。它描写了故事的主人公法师为忍住放屁而最终致死的命运。评论家指出，作品中蕴含了于无聊世界中洞察人间生死的作者坂口安吾对普通人的憧憬。
日本现代文人的代表之一安冈章太郎于1977年发表了《放屁集》，文章记述了他幼年在首尔（汉城）生活时，有一次不小心在一位贵妇人面前放屁的失礼行为。
小说家太宰治于1939年发表的随笔《富岳百景》中关于自己和师傅爬富士山时放屁的叙述十分有名。文章中有一名句“富士山上，还是月见草最般配”，但我觉得改为“富士山上，还是放屁最般配”似乎更恰当。
后来，师徒二人就自己有没有放屁进行了争论，但据说放屁的正是作者本人。现在师徒二人都不在人世了，所以关于“放屁”的争论也就成了日本文学史上永远的悬案。
用放屁演奏国歌
日本的名人和放屁有缘。与柳田国男并称为“日本民俗学两大泰斗”的天才南方熊楠少年时曾为研究屁的颜色而在澡堂里进行过实验。但最终只留下了“根据食物的不同，屁可以有5种颜色的假说”后，就中断了研究。
据说著名的诗人、野鸟研究家中西悟当曾用屁声演奏日本国歌《君之代》。用屁声演奏乐曲，不用说实际去做，就是只说一说也是很困难的，而中西悟当竟然能做到，这真不能不让人惊叹。用肮脏的屁来演奏神圣的国歌，在韩国和中国是绝对不可以想象的。在这两个国家，谁敢用屁声来演奏国歌？
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五千日元纸币的征象人物新渡户稻造据说也十分喜欢与朋友谈论放屁。
这次再讲一个我在日本亲身经历的放屁逸事。大约是三年前，有一天，我去广岛的一家百货店买皮鞋。正当我在皮鞋柜台前东张西望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女店员走过来，一边问“您买皮鞋吗”，一边向我仔细介绍各种皮鞋的特征、优点、产地等。
然后店员从柜台里拿来了我看中的皮鞋，蹲在地上让我试穿。我穿上鞋后，她拿来镜子，仍然蹲着让我看脚后跟是否满意。
正在这时，不幸的事发生了。偏偏那天我小肚子不好受，虽然一忍再忍，但最终还是“嘭”地放了一个响屁，其气味之臭，不用说我自己，就连30米内的人也得捂鼻子。而那个女店员正好在我的屁股下方跪着，但她却面不改色，仍然微笑着问我：
“您决定买这双了吗？”
被熏了毒气却仍然不忘微笑服务的店员让我十分敬佩。同时又十分羞愧自己偏偏在那个时候放屁。
如果是在中国，店员说不定会抱怨：
“您的屁可真够厉害的，到底吃什么东西了呀？”
更有趣的是日本小孩毫无顾忌地以放屁为素材写诗。
1983年7月1日《读卖新闻》的《儿歌》栏里有一首5岁孩子描写放屁魄力的诗《肚子》，不妨看一下。
打嗝是肚子里的地震，
发热是肚子里的春天，
放屁是肚子里的爆发。
1992年4月18日，该专栏也刊登了一首3岁孩子写的题为《放屁咏》的童诗：
无声的屁出来了，
悄悄话一样的屁啊。
在一本名为《给一年级一班老师》的学生作文集的小册子上，也有一首小学一年级学生写的有趣的童诗，题为《爸爸》：
爸爸想对我发火的时候，
爸爸放了一个屁，
于是妈妈对爸爸大发脾气。
这些童诗着实让人忍俊不禁，它向我们展示了不仅不把屁视为肮脏且无足轻重的东西，反而从小就毫无顾忌地加以吟咏的日本风俗。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能够体现人的本能主义的轻松活泼的日本文化风情。
我们从中更可以读出连放屁都做记录的日本人的记录精神和正视放屁并使之散发薰香的日本文化的轻妙洒脱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