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星期之后，我把戴依登的恶梦抛在脑后，又一次随着企业号远航了，这次是开往古巴外海的某个基站，然后再沿地中海作漫长的巡游。我在海上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值班，读书，打扑克和睡觉。这种活法很是舒服，而且令人安心。如果没有航行，我就去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国家度假。我感觉自己不再像是阿巴拉契亚山区来的肯塔基人，而是属于全世界的人。我尽情享受着这种美好的感觉，这也是多少年来的寂寞里掩饰着的深深的渴望。我看到不少风景，吃过不少东西，喝过不同的酒，与我能够说服或者付得起钱的所有的女人睡过觉。可是，尽管有这些分心的东西，我还是非常想念佩吉。上次遭遇她母亲以后，我一直没有胆量去看她。两到三天不写信我就会想念她，这在我是非常奇怪的，有时候我一天写两封信。企业号越开越远，我的思念也日甚一日。
我们又一次回到诺富克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想着早日上岸。我搭最早的一班飞机到了戴依登，佩吉在机场接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几乎被感情打垮了。我们径直去到一家汽车旅馆，而不是她跟母亲住一起的那所房子。我感觉自己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幸福的光景不太长。我在机场还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变化，可当她开始脱衣服的时候，我才发现她身上缠着腰带，盖着她那圆圆的、鼓胀的肚皮。她已经有7个月的身孕了，而我已经有13个月没有见到过她了。我浑身都抖了起来，我的头枕在她怀孕的肚子上哭起来。佩吉也大哭不止，并乞求我的原谅。她对我说，她从来没有爱过别人。她说，之所以怀了孕，完全是她母亲的过错，她被迫跟另一个人外出。我看得出来，她很可怜。我无法因为她所做的事情而恨她。我们做了爱，然后开车到了弗吉尼亚的里奇蒙，然后结了婚。这是个相当严重的错误。
我们在诺富克安了家，就在靠近基地不远的一处公寓里。早产的孩子住了两个月的医院才接回家。后来慢慢明白了，几个星期以前泪眼蒙蒙的忏悔，只不过掩盖住了一种根本谈不上坦率和忠诚的性格。佩吉的道德感跟野猫差不多。我很快发现自己要从自己的床上往外赶一些水手。我感到震惊。我回到老家，发现自己的女友肚子大起来——而这是我真爱的女人——娶了她，然后发现自己卷入接连不断的丑闻之中。她的不忠使我元气大伤。我差点杀掉了一个跟她乱搞的男人。在我稍微平息的日子里，又得与自己压抑的心情作斗争。肯定的，我在一些自由港也有偷鸡摸狗的花事，也没少去青楼勾栏寻花问柳。可自从娶了佩吉之后，我尽量做一个忠诚的丈夫，但这一切并没有得到回报。我再也不会对任何女人表现忠诚了。
最终，我失去了在海军里面寻求成功的所有动机，一心只想早日出来。兵役到期时，我于1964年7月退伍了。退伍之后，我带着佩吉和她的女儿朱迪开车回到戴依登。她又怀孕了，至少这次，孩子是我的。因为我是退伍军人，因此我可以重返内陆制造公司工作。除了我自己之外，我马上就得养活除自己之外的另外几个人，因此我回去上班了，并想早日安顿下来。可我心烦意乱，很不开心。我的婚姻一点也不令人满意，工作比我在海军里面子的差得多，也没有意思。我很怀念四处的旅行和外国港口的激动。在流水线上工作是相当烦人的一件事，也没有什么自由港可以盼望的。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我不想在内陆公司浪费掉自己的一生。我无法想象自己在流水线上再干20年，中午吃餐盒饭，晚上穿过工厂的大门回到一个没有爱的家庭。我得为自己工作。我希望有机会。我想出去。我不清楚自己应该干什么，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可我知道，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首先得要有资本。因此，我开始不停地加班，有时候连上两个班。第一个班上完后，我会钻进某台机器下面休息一会儿，等待下个班开始。我在城对面的克莱斯勒艾登普又兼了一份工作，这使我远离佩吉。为了应付这紧张的日程，我开始食用安非他命了。
我和佩吉之间的情形越来越糟了，我把一切都归罪于她母亲，事实上我仇恨她母亲。佩吉是她母亲唯一的孩子，而她母亲却在她10岁的时候就外出乱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恩内丝汀就像个皮条客，总鼓动她跟男人乱搞。父母教育不力，缺少管制的后果就是我这不幸的婚姻，自己的女人完全没有一点忠诚可言。我无法改变佩吉，因此几个月后，我决定改变她母亲了。我不知道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可我的确记得，我开始喝酒了。有一天，我喝了很多啤酒，直接到了恩内丝汀的家里，撞进门去，开始大骂起来。我让她大吃一惊，她一会儿躲在沙发里，一会儿倾身向前，与我对骂起来。我气极了，骂得受不了的时候，我抓住电话机向她摔过去，又从口袋里抽出一把手枪来，大声叫着：“我非得干掉你不可！”恩内丝汀吓坏了，想从我身边逃走。我跟在后面追，朝她的头上方放在好几枪。“佩吉被你搞得一团糟，现在该你付出代价了！”我喊叫着。为了尽快逃脱，她冲出门外，摔了一跤，跌倒在石级上，直接倒在街上。我冲出屋来，把她扔在人行道上的垃圾堆里。我已经发疯了，可也没有疯到真的开枪打死她的程度。
我的1951年产斯达德贝克车就停在门外。我跳上车逃跑，汽车启动时轮胎都着火了。沿街开出几个街区后，我已经开到了80码。我气糊涂了。开到尼德莫大道时，我本想向左转的，可车速却慢不下来。我用四轮驱动的车冲过了某个可怜家伙的前院，刚好错过几棵树，在房前打了几个转，撞上了他家的铁丝栅栏，在新栽的花园外面爆了两只胎。我侧着车身冲过这里时，房主都坐在屋前廊沿下。他们吓得像苍蝇一样飞开了。我一直朝前看，也不管有两只轮胎已经压扁了，一直开到了基维。我跳下车来，冲上楼去，警察刚到时，我装作自己在刮脸的样子。他们可不是好糊弄的，我被逮捕了，罪名是“枪击，企图伤人，酒后开车，逃离事故现场，持过期驾照开车。”考虑到我的车上还有泥土和铁丝网，两只轮胎也爆了，再装不知情可能是无济与事了。我母亲的律师赫伯·杰可布斯建议说，唯一能够逃避长期监禁的办法就是宣称当时精神已经失常，并请求关进精神病院。我勉强同意了，并被送入载依登国立医院了。
这家医院是我见过的最差的地方——而我可是见过很糟糕的地方的人。这地方使其他的一些地方看上去都像是希尔顿饭店。如果你进来的时候没有发疯，那出院时也可能就差不多了。这是个阴暗、肮脏和臭气冲天的地方。我很快想法转到了一间私立疗养院，可令人吃惊的是，这地方更糟。有一位真正称得上是化石的人照管我，他年纪都快90岁了，给我开了一大串电休克疗法。这可真是惨无人道啊。几天之后，我就进入了，部分健忘的状态，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当我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之后离开时，我的记忆力有好几个月无法复原。在很长时间里，我经常会见到一些很熟的人，却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来。这是非常难受的感觉，就是去土耳其蹲监狱可能也没有这么难受。
我的第一个女儿，冬娅，于1965年春天出世了。这是个很差的时机。我爱自己的孩子，可是却不爱孩子的妈妈。我和佩吉的裂痕几乎就要到头了。冬娅出世后不久，我和佩吉又闹起了来。她坐在斯达德贝克车里，我站在窗户外面对她吼。她对我说了些什么，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可她骂得我发火了，我对着她的脸吐了一口。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这简单的一个动作之后，我再也不爱她了。一切都立刻简单起来，我决心不再当这种爱的奴隶了。不再爱佩吉的当天，我的个人问题好像全都了结了，至少当下一阵子是了结了。这是一个转折点。跟她一起的生活是如此乱七八糟，我的全部精力都被吸干了，我无法把这些精力用在建设性的事情上面。我不能把一切都怪罪在她身上，我在感情上也很不成熟。可能够使自己继续前进，那这就是好事一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