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朝概述
我国西北泾、渭河间的邠（陕西彬县）、凤（陕西凤翔）地区，有一座岐山，山南有“东西横亘”、“肥美宽平”的周原。商小乙26年，邠地东北聚居的部族，在首领古公亶父率领下，从邠（幽）南移，迁于周原定居，并建立国家，国号为周。周原土壤肥沃，气侯适宜，加上周人勤劳勇敢，奋发有为，从古公，季历到姬昌（文王），国势日益强盛，逐渐战胜和征服邻境的部落与小国，占领密须（甘肃灵台县）、邘（河南沁阳县西北）和黎（山西长治黎城一带）。邘、黎的占领，威胁殷朝首都朝歌的安全。殷纣王没有重视周的兴起，却派出大军对东方徐淮一带进行长期的战争，因而，商的军事力量随着战争的延长大为削弱。
约于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东征伐纣。牧野一战，商朝覆亡。由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到八世纪，我国进至西周时代。周取得全国政权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阶级矛盾趋向缓和，社会出现繁荣兴旺的鼎盛时代。但随时间的推移，初期军政措施，逐渐落后于形势的发展。阶级矛盾上升，统治阶级针对现实情况虽然作了些革新，一度出现“宣王中兴“的短期复兴时期。但是改革并不彻底，又没有坚持贯彻始终，这就难免走向没落。西周300多年间，经历了鼎盛、衰退、中兴到没落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不断发生战争，西周政权，最后覆没于犬戒入侵的“镐京之战”。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舍弃镐京，迁都洛邑，到公元前476年，我国历史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时代——春秋时期。平王东迁后，重建的东周政权，无论政治、军事和中央政权“王室”所控制的伊洛等地，都远远不能与“山川四塞，形胜甲于天下”的西周相比，形成王室衰微，无力控制诸侯国的局面。诸侯国间互相征战，盛行兼并，战争频繁。强国并弱国，大国并二等国和小国。兼并的结果，使周初一千八百国，到春秋时期仅剩一百五十余个诸侯国。存在的较大国有晋、楚、齐、秦、吴、越、鲁、卫、燕、曹、宋、郑、陈、蔡等十四国，以晋、楚、齐，秦、越最为强大，燕乃后起。鲁、卫、曹、宋、陈、蔡、郑属于待亡的二等国。进入战国时代，原来作为全国大宗和共主的“东周”，已不再是全国的最高政治领导，而沦为不受重视的小国。西周时那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渐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所替代。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小国也就随之消亡。
国内食采邑的贵族大夫，彼此之间也是互相兼并，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有的废黜国君，另立为自己政治服务的傀儡，或干脆取而代之。有的分裂国土，自立为君。齐的田氏、崔氏，鲁的三桓，晋的六卿都是这样互相兼并的。韩、赵、魏三家分晋，废黜晋君，成为三个独立国。春秋时期的二等国和小国，也多数于这个时期被兼并。到了战国，晋分裂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和秦、楚、齐、燕形成七雄并峙的局面。七国的领士疆域、政治和军事实力虽然也不平衡，但基本上旗鼓相当。兼并战争，随之更加频繁剧烈，范围也更加扩大，被称为“战国时代”。
西周灭商的战争
周灭商朝战争，最关键的是牧野之战，其次是扫除商奴隶主叛乱的周公东征之战。
牧野之战大约发生于公元前1027年，即殷纣王三十三年。在这次战争中，周武王率军战胜了商纣王，从而结束了商朝的统治。中国社会进入了西周时期。
第一商朝的衰落
商汤击败夏朝最后一代君主夏桀，灭夏建立商朝后，共经历6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商王朝经历了由强盛至衰败的发展过程，自其第二十三位国王武丁死后，势力逐渐趋向衰落，在传位至第三十一位国王纣辛时，便走向了殷商王朝的末日。
据《史记》记载，殷纣王非但不是昏庸无能之辈，反而还是勇力过人，天赋聪颖、才思出众之人。他“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但他由于骄横暴虐，刚愎自用，挥霍无度，沉迷于酒色淫逸的生活；在政治上排斥忠良，妄杀贤士，重用奸臣；这就使一些有实力、有威望，有影响的诸侯臣属纷纷背离，殷统治集团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些都引起殷贵族上下的不满与愤慨，加速了商王朝的覆亡。因此，尽管在牧野之战时，尚有相当强的实力，仍然彻底败在周武王五万军队的手下。
第二周王朝的兴起
周本为渭水中游的一个古老部落，居住于今陕西中部的一些地区，依靠丰盛的水草，肥沃的土地、适宜的农业气候，以自己长于耕种的技术，逐渐发展起来。周在商武丁帝时期是商王朝的诸侯国，周从周文王姬昌起，在政治上出现一批精明干练，文武兼备的当权人物，如文王、武王、吕尚，周公旦等等。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诸侯已日渐依附于周，在经济上由于推行一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农业措施，国力日强，开始积极向外扩张。它打败了西北方的犬戎（居住在陕西凤翔地区），再伐密须（甘肃灵台）、邘（河南沁阳地区），又伐黎（山西黎城县）等地后，进而夺取了商王的宠臣崇侯虎的崇地（河南嵩县北），随之迁都于丰，（陕西长安县）。周扩地千里，声威大振。《史记》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周文王争夺天下共主的雄心和咄咄逼人的东进势头，震动了商王朝。然而，殷纣王并未从震动中清醒，以他为首的奴隶主统治集团，仍沉迷于“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的醉梦苑的生活之中。广大奴隶群众对商王朝早已恨之入骨。商王朝的统治已危在旦夕，摇摇欲坠。
第三牧野之战
周在文王时期虽已相当强盛，有众多诸侯归附，但鉴于有600多年统治根基的殷商王朝仍有强大势力，在他生前一直未敢进行夺取商朝政权的战略决战。周文王死后，其子姬发继承父位，号周武王，并把都城迁往镐（陕西长安县）。
周武王继位后，在姜尚和周公旦的辅佐之下，继续增强军事力量，广泛联络诸侯，更加积极地进行灭亡商王朝的战争准备。武王继位的第二年，即亲率大军东进，观兵于孟津（今河南孟津县），故史书称：“东观兵，至于盂津”。当时有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带兵前来相会，他们一致主张即刻向殷商王朝进攻。但周武王此次却没有发动进攻。
这次观兵，规模如此巨大，由镐京至盂津，长途跋涉，千里迢迢，且有那样众多的诸侯前来相会，这在古代交通不便，军队行动受到极大限制的条件下，可见周武王事前做了多么艰巨周密的准备工作。说众多诸侯“不期相会”或“不约而同”，并把这、次观兵行动说成是一次“侦察”的说法，按常识推断是不科学的。这可能是周武王第一次伐纣行动的夭折。之所以没有渡河进击的原因，或是征集力量的不足，或是渡河工具的缺乏被黄河滔滔大水所阻，或是周领导集团内部临近渡河之前，发生严重意见分歧。另外的原因还可能，由于殷朝方面担负军政重任的微子、箕子、比干，三大臣此时还健在，使武王感到无必胜把握，因而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不敢发动进攻。
周武王组织孟津观兵，虽未向殷发动进攻，但灭殷之势已如箭在弦上，终久必发。然而，这时商朝奴隶主阶级既未引起足够重视，更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由于统治集团变本加厉压榨人民，挥霍社会财富，更加激起广大奴隶的反抗，这就给周灭殷提供了更好的政治条件。周又经过近两年的准备，约到公元前1027年，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加之殷纣王杀王子比干，微子出走，箕子被囚以后，周武王找到了进攻的口实，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于是开始向殷发动进攻。周联合起微、、彭、濮、羌，庸、蜀、等部族，武王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沿渭水、黄河向东进发，十二月大会诸侯于盂津。全军渡过黄河后，即向殷商都城朝歌推进。二月癸亥，周军进至距朝歌约七十里的牧野附近时，与殷纣王的军队相遇。殷周两军战斗发生前的概略位置如下：
殷军：在牧野之东北；
周军：在牧野之西南；
周军区分为前后两军，后军（主力）由武王亲自指挥，前军由姜尚指挥。
公元前1027年二月甲子日凌晨，殷周两军于牧野附近展开战斗。周武王亲自指挥大军，“以大卒驰商纣师”，就是以戎车与虎贲甲士纣军冲击。这里地形较为平坦开阔，周军之戎车和虎贲甲士得以充分发挥战斗威力。而商军主力这时还远在东方与淮夷作战，一时难以调回。商王只好将大批奴隶与抓来的东夷战俘临时武装起来应战。他们痛恨商王朝，心无斗志，在周军的冲击之下，纷纷倒戈，配合周军攻打商军，因而商军在周军的冲击之下，迅即崩溃。殷纣王见大势已去，返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身亡。周经过牧野决战，终于灭亡了有600多年统治根基之殷商政权。
此次战役中商军的人数，《史记·周本纪》中说有七十万，这很难置信，因为在殷商奴隶制时代，组织起七十万大军决非一朝一日之功。但从史料记载来看，商军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则当无疑。《诗经·大雅》说：“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就生动地描述了商军众多的情景。商军所以一触即溃，是因为殷商政治腐败，刑罚残酷，广大奴隶群众极其痛恨殷商的残酷统治，所以在周军的攻击之下，纷纷倒戈，不战而降。
第四平定管蔡武庚之乱
牧野之战，周军虽一战而胜，但殷商之广大地区尚有强大的势力。殷商贵族无时无刻不在企图复辟殷商王朝。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后两年即去世。在周公旦辅佐下，其年幼之子成王诵继位。这时被封于原商都朝歌的纣王武庚，串通分封于邶，卫，鄘地区的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借机煽起叛乱。
《书·大诰》记载：武庚叛乱，声势很大，包括东方的徐、熊，奄、盈等较大之部族、国家。地区很广，大体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的一些地区。同时周本土内也出现骚乱。这对新生的周王朝政权，无疑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因此，周公旦一方面说服王族内部反对东征的势力，一方面昭布天下联络和调集诸侯的力量，亲自率兵东征。东征战争虽然与牧野之战相隔二十三年，但却应看作是周灭商战争的继续与发展。这场战争由于叛乱方面的政治、民族等复杂关系，没有形成统一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抵抗周军的战争，但仍经历三年之久，周公才平定东夷各国与部族，杀了武庚、管叔、把商朝残余势力的反叛镇压下去，使新生的周政权得以巩固。周朝的疆域也扩展到现今的河北、山东、安徽的一些地区。
周王朝为了巩固自己东征战争的胜利成果，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它把殷商遗民中的顽固势力强行迁往洛邑地区（在今洛阳东），筑成周城定居，并选拔周人编成军队，驻守于此，号称“成周八师”。另外，征集一部分被征服地区的人编成“殷八师”。成八师和殷八师两支军队，成为周代制服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东方各个部族的基本武装力量。
周朝的军政建设
第一政治上采取的重要措施
奴隶主贵族和土地国有制（或称王有制），构成了西周政权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就是这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写照。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各种等级的诸侯、卿大夫等大大小小的贵族，由于占有封地的不均，与发展快慢的差别，特别是各部族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使得整个周代兼并、掠夺战争此起彼伏，异常激烈。这些情况使周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必须采取得力措施，才能稳定周朝的政权。
牧野之战，周战胜殷，以偏居西方的小国，主持中原政权，对原来商朝统治的地区，特别是为数多、具有很强实力的殷商贵族遗民，如何妥善统治是个关乎周朝政权稳定的要害问题。周武王曾就此征求他的重要大臣太公（姜尚）、召公和周公的意见，三公逐一向武王陈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太公的建议是：爱其人者，兼屋上乌。憎（恨）其人者，恶其余胥。咸留厥敌，使靡有余，意思是主张实行斩尽杀绝殷商遗民，实行大规模屠杀的镇压政策。这样的政策，肯定会给新建立的周政权增加更多敌人，导致长期战争。
召公的建议是：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这一主张虽然比太公屠杀政策略为高明，可以争取部分殷人的合作，但是那些反对和不满意周政权的殷民及其他民族，必然会有“以暴易暴”的感觉，仍有可能引起种族战争。
周公的建议是：使各安其宅，田其田，无变新旧，唯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于一人。周公这个建议的办法是维持殷人原来存在的社会现状，以缓和殷族对周族的矛盾。这就是让殷人“各安其宅，田其田”，同时也不容许殷人的反抗捣乱，谁反抗就消灭谁。对于安分守己的臣民，则采取友善团结的政策，以争取最后使殷族完全臣服于周族。
武王姬发综合三公意见，以周公建议为基础，决定了施政的方针政策，以期无须再费大力就可以“垂拱而治”。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封纣子武庚为殷侯，继续殷祀，治理殷都旧地；令召公释箕子之囚，闳夭封比干之墓，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派出管叔、蔡叔和霍叔的三监，担任监视殷侯；命南宫适发钜桥粟，散鹿台财，以济贫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