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莽军错用骄狂无能的统帅。战略决战维系国家之命运，统治之存亡，战场统帅对决战的结局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新莽王朝选定统率四十三万大军的核心将领不是选贤任能，而是择官高而定，以唯亲是用。莽军统帅王邑、王寻可谓自西汉以来战争史上少见的庸碌骄狂之徒。昆阳战前，纳言将军严尤建议他不攻昆阳，直下宛城，一旦解围，昆阳则会不攻自下。这本是对莽军战略全局极为有利的良策，但却被王邑一口回绝，当昆阳小城久攻不下，又拒绝了严尤“围师必阙”的重要建议。结果四十多万大军顿兵坚城之下，坐视宛城失守，战略上丧失了可贵的时机，使本来主动进击的绝对优势之军，完全化为无用之物。假如王邑能采纳严尤提出的各项建议中的任何一项建议，或置昆阳城于不顾，或围三缺一，或接受昆阳汉军的投降，那么昆阳、宛城之战的结局则可能会是另一种局面。当然，这不是说已濒临末日的新莽政权会因此而起死回生，但是汉军若不是如此迅速地全歼莽军主力，无疑将会延长消灭王莽政权的时间。
其三、莽军在战略战役上吃了轻敌的大亏。莽军统帅王邑依仗自己四十多万大军的强大优势，根本不把汉军放在眼里。当他指挥大军到达昆阳城下时，不做任何具体的作战部署，即下令攻城，并且盲目狂妄地说。屠昆阳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以显示自己的威风。在刘秀、李轶等调来援军时，本来充其量不过几千人，这正是莽军利用自己的优势消灭敌人的良机，但王邑等却出于素来轻视刘秀的傲慢轻敌情绪，只出动万人迎战刘秀的三千敢死队，而置自己的千军万马于无用武之地。结果被刘秀军一举冲垮了莽军的指挥中枢，招至全军溃败。其实，莽军统帅王邑只要稍有战略头脑，正视当面的敌人，尤其是得知宛城已被汉军占领的消息后，能够立即指挥全军以击刘秀，争取速战速决，王邑的四十三万大军不致立即遭到全军覆没的下场。
最后，莽军的失败，还在于其对这样事关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行动，既无战略全局的作战设想，又无具体的作战策划，任战争情况的自然发展，凭人多势众，把想当然的马到功成的主观愿望当成胜利的事实。因而王邑大军完全按照汉军的意志被动盲目地行动，这就使全军将士难以明了为何而来，为达到何种目的而战，当然也就无从发挥积积主动的作战精神。这与汉军明确的战略目的和周密的作战策划，以及为达到目的主动顽强的战斗精神相比，实有天壤之别。昆阳决战生动地证明，只有优势之军，而无具体的作战策划，单靠盲目行动，兵力再多也不过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没有不被击败之理。
第三节汉军进占长安之战
第一，新莽政权的总危机
昆阳决战，新莽主朝的重兵集团被彻底歼灭后，已再无继续与更始军和全国各地的起义军以及反莽军作战的力量。起于北方各州郡的赤眉起义军已在现今的河北、山东、山西等广大地区与莽军的残余势力作战，未被起义军占领的地区许多城邑则认清王莽的末日已经来临，纷纷割据自立。在南方由于绿林军起义的巨大影响，更是起义烽火遍布大江南北，反莽者割据称雄日益增多。因而，新莽王朝的统治区域，实际上只剩下洛阳和长安之间的狭窄地带，王莽政权的总崩溃已在旦夕之间。
新莽政权在内外交困之中，又发生了王莽的心腹将领卫将军王涉，联合大臣董忠等密谋以兵“劫莽降汉”的事件，但事机败露，被镇压了下去。
王莽军在各地战败溃散和反莽势力纷起的情况，不断传于宫中，王莽此时深知定将难逃失败的命运，已处于一筹莫展，惶惶不可终日之中。无奈根据大司空崔友引述《周礼》和《春秋左氏》关于：“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的记载，建议王莽“先号咷而大哭”，祈告上天以求救。于是王莽率领众臣到长安南郊祭天，妄图以“真命天子”的招牌，继续欺骗百姓，以维护他的反动统治。王莽对天哭诉道：“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今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王莽捶胸大哭，叩头不已，接着又把功劳对天陈述了一番，这场哭天闹剧，才告收场，但这丝毫也不能挽救新莽王朝的陷落。
第二，保卫京师长安和洛阳的紧急部署
自昆阳战败后，新莽王朝即着手采取保住京师长安的措施。
长安至西汉末年，已经历了秦汉连续两代做为都城的长期经营建设，不仅是关中也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的东面东南有崤函与武关之险要关隘的阻隔，西和西南有雍歧，秦苓的屏蔽，具有易守难攻的天然优越的军事地理条件。但是，由于新莽王朝昆阳战役王邑的重兵集团覆没的如此掺痛和突然，使王莽已无重兵防守关中和长安地区，新王莽王朝为了做最后的挣扎，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一）将王邑从洛阳调回长安，任命为大司马，张邯为大司徒，苗为国师，以加强守卫长安的作战。
（二）将围剿赤眉起义军的太师王匡、国将哀章调往洛阳地区，以守住洛阳，屏蔽函谷关，阻止汉军进入关中。
（三）命都尉朱萌、右队大夫宋纲加强武关的守备。
（四）王莽拜将军九人，都以虎为号，称为“九虎将军，率领北军精兵数万人往东，以增强华阴回溪等地的防卫。王莽为了驱使这九虎将为其卖命，不至背叛，竞将他们的妻子留于宫中做为人质。当时朝中尚有六十多万斤黄金，但王莽只给每个将领四千钱，这些都引起了九虎将的极大不满，根本无心为王莽政权作战。
第三，汉军分路进攻洛阳长安的部署
汉军于昆阳大捷之后，一方面休整部队，一方面部署进兵洛阳和京师长安。
（一）昆阳大战的实际统帅刘秀，在决战胜利后，即率兵北上攻取颍川郡的父城（今河南省陕县西南之父城），招降了附近五个县，遂被拜为破虏大将军，封为武信侯，并以其执行大司马职权，持节率兵北渡黄河，负责招抚河北广大地区的州郡县邑。
（二）命定国上公王匡率军攻取洛阳。
（三）派西屏大将军申居建，丞相司直李松等指挥大军进攻武关，以取关中长安。
第四，汉军向洛阳长安的进军
王匡所率之军，北攻洛阳，一路进展顺利，于地皇四年（公元23年），更始元年九月，顺利攻克战略重镇洛阳，并擒杀了太师王匡和国将哀章。更始政权遂自宛城迁都洛阳。
地皇四年八月，汉大军向关中长安进军，震动了整个三辅地区。汉军正向武关进发中，南阳析地人（今河南省西峡县）邓晔、于匡于南乡率百余人起兵响应，归附汉军。当时析宰领兵数千，守备武关，邓晔、于匡对析宰说：“刘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于是，析宰归降起义军。邓晔、于匡力量遂强大起来，邓晔自称辅汉左将军，于匡为右将军。汉军攻拨了析城、丹水，再攻武关，都尉朱萌投降，汉军接着进攻右队大夫宋纲，斩杀了宋纲，武关遂为汉军占领。关中东南方向的战略要隘武关被汉军占领，使汉军能长驱直进长安。汉军于是兵分两路向长安进发，李松统率的一路北上袭驷函谷关，进占了湖城（今陕西省灵宝县西北）。以前王莽派出率领北军加强洛阳华阴回溪的九虎将军各部，被汉军击败大部，其余各部以前后受敌为口实，有的固守要地待援，不敢与汉军接战，有的则收容残兵，退守渭口京师仓。李松、邓晔等率兵直攻京师仓，未曾攻下。随即绕过渭口仓西进，由于未攻下渭口仓，李松、邓晔觉得一个京师附近小小的仓库所在地都这样难攻，坚固的长安城恐怕更难攻下，于是他们决定率军驻于华阴，赶制攻城器械，于此等待更始大军到达。同时派出弘农椽王宪为校尉，率兵数百人，北渡渭水，进入左冯翊地区，进占频阳（今陕西省富平县境），以进击长安的侧背，王宪之军进展顺利，沿途城邑均归降汉军，李松另派出偏将军韩臣等向西直取新丰（今陕西省临潼境），与莽军波水将军交手，莽军败退，韩臣挥军直追到京师长门宫（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北）。至此，汉军已兵临长安城下。
第五，攻克长安作战的经过
汉军兵临长安城下的消息和传说天水隗嚣军也将到长安，因而，长安附近临时起兵反莽的部队也都云集长安城下，想争先攻进长安城，以便进行掠夺和立功行赏。
王莽此时已无力组织军队守卫长安城，于是下令释放狱中的囚徒，编组成新的军队，并强迫这批军队宣誓效忠王室：“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命令将军史谌指挥这支军队，向汉军进攻。这部囚徒组成的新军，早已痛恨王莽至极，谁也不愿为王莽送死，因而刚过渭桥，便一哄而散。众囚徒兵挖开王莽妻子父母的坟墓，焚烧其棺木、九庙、明堂等，以解心头之恨。
地皇四年（公元23年）更始元年九月一日，起义军由宣平门（即东城门）攻入长安城内。昆阳决战的败将王邑、王巡等指挥残部抗御起义军于北门前，接近日暮，大批官吏已逃走。
九月二日，长安城内少壮朱弟、张鱼也加入起义军的作战行列，放火烧未央宫作室门（工徒出入的便门），劈开一些宫室的门，高呼“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火势越烧越猛，一些宫殿也燃起大火，更加引起王莽和左右臣僚们的惊恐混乱。王莽避火于宣室前殿，王莽此时尚自我镇定地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长安城内战斗的第三天早晨，王莽率官吏千余人由前殿到渐台（在未央宫沧池中），想依沧池阻挡汉军。大司徒王邑指挥的士卒，经彻夜激战，伤亡将尽，返回渐台，保护王莽，起义军民把渐台包围数层，起义军冲上渐台，首先杀死了王邑父子、三巡等人。接着又把王揖、赵博、国师苗，唐尊等杀死。王莽躲入室内，长安商人杜吴冲进内室，一刀砍死王莽，起义军校尉公宾就，赶上去割下王莽首级，士卒纷纷争割王莽尸身。李松、邓晔统率的汉军遂全部占领了长安城，随后将军申屠建、赵萌也相继到达长安，准备迎接更始来临。
第六，汉军攻占洛阳长安后的措施
更始帝刘玄在汉军攻占了洛阳，长安等地之后，为了尽快消灭掉王莽各地的残存势力，统一天下，恢复汉业，先后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一）派遣使者说降赤眉起义军归汉。赤眉领袖樊崇等人接受说降，亲率渠帅二十多人至洛阳会见刘玄。刘玄只在口头上封他们为列侯，但不给予封地，樊崇发觉上当，因而逃回山东。
（二）攻克长安后，刘玄即命丞相刘赐，先行入京，修葺宫室、宗庙，做好迎接刘玄进入长安的准备工作，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月，刘玄到达长安。
（三）地皇三年（公元22年），更始元年十月，刘玄命令奋威大将军刘信征讨刘望，将刘望以及刘望的大司马严尤和其丞相陈茂等击杀，遂全部占有了河南郡。
起义军进占长安之战评述
新莽政权，从公元6年王莽居摄起，至公元23年新莽地皇四年止，共历时十八年，终于被绿林起义军攻占了新莽王朝的京师长安，从而结束了新莽政权黑暗统治的罪恶历史。
严格说来，绿林起义军进占长安之战，并不构成什么重大的战役行动，也没有什么高明的战略战役指挥艺术，为什么占尽关中四塞之地，天府之国的优越地利条件，且又是经营多年盘根错节的王莽统治政权，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被起义军民一扫而光，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治上的因素。
王莽已被历朝历代看做十恶不赦之徒，这早成历史的铁案。凭公而沦，中国历史自有帝王以来，并非没有比王莽更昏庸无道之君，也非无比王莽更骄奢淫逸凶狠残暴之主，但为什么人们对王莽为此痛恨，以至王莽被杀之后，因争抢割食王莽尸肉，几十人死于非命，王莽之头悬挂于宛市街头，人们还争相“切食其舌”。这除了王莽统治时期给社会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之外，还在于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正统观念的影响。篡位本身就历来被视为阴谋狡诈的欺天之罪，再加上王莽篡位使用了许多掩人耳目的虚伪手法，如什么“安汉公”，“假皇帝”等等，这就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憎恶。因此，尽管王莽政权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但同心之士却寥若晨星，自然形同虚设。在起义军一击之下，迅即覆亡。
起义军在取得胜利之后，立刘玄为帝，看来是地主阶级篡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但这是当时的历史局限，很难苛求古人超出这个历史的复辙。应当看到，绿林起义军自从吸收了刘、刘秀这些具有一定的将师才能的地主豪强分子之后，起义军的作战威力和整个军队的建设确实起了巨大的变化，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他们的加入，恐怕绿林军也难以迅速取得扣此辉煌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