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上旬，热浪滚滚袭来，温度计一直上升到华氏110度。圣·樊尚（Saint Vincent）医院位于格林威治村，它可能是全纽约设备最陈旧的医院。温度这么高，室内还没有空调装置，几天以后，楼上显然安静多了。他们虚伪地回答我：“许多病人都回家度周末了。”我真想说他们准是去野外露营、躺在有天然氧气的帐篷里了吧！
在这里，黑色幽默成了精神上的必要解毒剂。有一次，在我去冲淋浴的时候，无意间我把没关闭的录音机放在我的床头柜上。在此期间，有两个女护士在收拾床铺，录音机自然录下她们之间的谈话。她们以为我是在故意地恶作剧，在肯定我的一些优点以外，她们俩对我的幽默感连连表示不快：“真让人难受他喜欢开如此荒唐的玩笑！”
气温继续上升，我热得快恳求他们来收尸了。戈勒拜尔先生与我同住一间病房，他在他圆顶塑料篷下吸着高山氧气。
戈勒拜尔先生活着全凭两个洞孔：一个用于呼吸；另一个用于进食。每次护士来给他洗漱，那一边就会发出洗碗池子里似的可怖杂音。这是他唯一表示存在的形式，也是我所能领悟到的戈勒拜尔先生。
房间里的电视，从早晨八点一直开到翌日凌晨两三点。有人告诉我戈勒拜尔先生双眼紧闭，他一定睡着了……。“那么就关上电视吧。”我的话音刚刚一落，马上有人用腹音低声向我预告，只要我们关上电视，他马上就会醒来。果不其然，电视刚一关，戈勒拜尔先生那儿马上就乱了套，顿时出现一片惊慌嘈杂：流水中断，氧气打哨。有人立即又打开了电视。在这期间，柯加克侦探还是无休止地像背台词似地在我耳旁重复着：“是您把他逮住的，或者还是您把他弄下来的？我再也不愿意听您说这些了……”。
戈勒拜尔先生重新合上了双眼，一切都缓和了下来。铰接性摇臂把电视机的高度、方向调整得稍微倾斜，极为理想。戈勒拜尔先生什么时候将会离去呢？我完全理解他们家人的不耐烦心情，他们越来越不太经常到医院探望他了，看来更没有必要要求降低电视机的音量了。我不能在此吸烟，这会导致他的氧气篷爆炸，他们何时来拆卸这只塑料篷子和折叠住那个摇臂器？您何日将咽下那最后的一口气呢？所有的人包括护士们，您家人以及我本人都在默默提出这个问题。
戈勒拜尔先生终于让大家都满意了。在电视机中播演歌剧的当中，我听见有个不太对劲儿的喷吐声，戈勒拜尔先生在临行之前，最后吐出了他全部的胆汁。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这种毫无宗教感的死亡形式。
一位基督教教父填补了戈勒拜尔先生的床位，这回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他冷得浑身发抖，连连恳求加盖被子。他患有坏疽病，医生先切除了他的脚部，继而又切除了他的膝盖，坏疽病像是被制止了。他们强迫他坐在靠背椅上，他很听话，从来都不提出什么抗议。只有一次我听到他抱怨一下，他要求她把靠背椅转到能够更好地看到我的方向。对于突如其来的他的注意力，我受宠若惊。但是，好景不长，护士刚一消失，我就听见他紧紧抓住铁床的……也可能是他那手术后留下的铁支架发出的声音吧。
“法特尔，您真逗乐，您就像您在马尼勒（Manille）的其中一个懒学生一样的耍赖。法特尔您刚才是不是说过，转动一下是为了更好地看到于格……”
这一会儿，我听见他的床吱嘎作响，他叹了口气后，满足地重新扭过去面对天空，他双眼无神地望着云层做着祷告。粪便味在房间里弥漫，法特尔的扩约肌肉已经失控，他感觉不到他的大便顺腿流出，也嗅不到这令人作呕的气味。法特尔的气味并没使我感到别扭，倒是那个病房女工把他掀来揪去真让我受不了，她觉得法特尔理应按铃，“怎么能便在床上呢？”我不耐烦地大声说道：“别再折腾他了！”
她显得疲惫和愚蠢，没好气地生硬地摆动他的残肢体。听说教父还是个英俊男子呢，可她根本视而不见。
“嗷呵呵！……吁吗吗！……”
阵阵的抱怨声，只是憋在教父的嗓子里而已。
正值盛夏，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去度假了，医院里显然减少了很多探访者，可是，这股热劲儿却有增无减。
教父默默无言，在睡眠中偶尔发出几声叹息而已，他从来不抱怨什么，就连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也没有反应。我只好跨过我的床栏杆，扶着他的床边沿，顺着铃声摸到电话。
“喂……法特尔，是您的电话。”
他从昏沉的睡眠中，他的梦中，他的祈祷和他的天上走了下来：
“好的，好的，啊！谢谢。”
有位女人每天都来看他，和他一起背诵玫瑰经。我听到盆子里的水声，女人在自言自语：“看吧，法特尔，过一会您就会很帅了，把头转过去，不对，是另一边。这个刀片不太利了，法特尔，为什么您闭着眼睛？”可是他呢，他除了吁吗！吁吗而外，什么也不说。
“我向您致意！善美无比的圣母……为什么您总板着个脸，法特儿？您会吓着护士们的……恩赐无比、至高无上的主与您在一起……昨晚，我做了一个苹果派。我把它给您带来了，但是我不知道值不值得给您吃，你这个坏小伙子……您是在所有的女人之中被选中的……（祷告圣母的词语）您睡了！法特尔，啊！我的上帝，您怎么摆出这副嘴脸呀，好吧，您笑一笑呀……耶稣是您身心的果实，保佑……”
她在十六点左右走的。
一天天的日子既单调又漫长，于是，我发明了一个自我训练写字法。写字使我感到非常劳累，同时却也减轻了许多心理压力。
我有不少十分美妙动听的古典音乐磁盘，德国的，印度的，中国的，日本和非洲的我都有。可是，我不能在这所来往不断、接待众人之处来静心倾听。这所病房里的有些事很离谱出奇，来访者中间有律师、警察，还有法国领事等等不同的人。安娜，这位具有大英国式纯洁、含蓄的姑娘，她竟然解开她的衬衣，让我能够抚摸她的乳房。按情理她本来应该带束鲜花来看我，可是她却带来了她的双乳，以示抚慰。
在我和教父之间曾经产生过真情实意。
因为，最初他只有一个念头，鹤归西天，一死了事。是我给他带来了我那不顾一切的生活欲望。我感觉到他对任何事情都十分漠然，我想这完全是出于他的病情，或者是由于他的那些爱尔兰同事们过分的玩笑。
“法特尔，哈哈，大夫讲了过几天以后，您就能重新参与您管辖教区的足球队训练了……”
这样的幽默，对教父来说只能视为是对他的嘲弄而已，教父宁愿去死。晚上睡觉前，我揣想他一定在祈祷上帝带他离开尘世，远走高飞。如果说，是我给他送去了我对生命的狂热之爱，那么，他也给我带来了他的安详与宁静。我视他为有智慧、有光泽的人。我劝导他说：“您不注意您截肢后的进步。更糟糕的是，您每天拖着不做锻炼，不与医生们进行配合。就您的腿部循环来说，您一定不能长时间地老躺在床上。”
一天早晨，我在他的早餐托盘里放了一只木瓜，这是为了唤起他对在菲律宾群岛上十五六年教授拉丁语的回忆。
“Oh Dios， una papaya！……（啊上帝，一个木瓜！……）”
我听见他微微地说：“una papaya！……”
没有什么对话，我们双方达到了很好的交流。
在一个月当中，他与我进行过三次对话。
第一次的交谈，他向我问道：
“您的眼睛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
“就目前来讲，是长久的。”
“我会为您祈祷的。”
“谢谢，法特尔。”
第二次的交谈是在十几天以后发生的。我当时正在睡觉，突然，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扰醒了，是教父在呼喊：
“护理，护理！……”
“哦，法特尔，您要想做什么？”
“我想要我的早饭，十点已经过去了，谁也没来。”
“现在是晚上十点，法特尔，不是吃早饭的时候。”
“您能肯定吗？”
“法特尔，您看看窗外边！”
“啊，是啊！是的，言之有理。”
这点混乱过了，他重新入睡。
第三次交谈是在他临走之前，他要去一家退休养老院。自此，我失去了一位素质很高的伙伴。
当别人推着他朝门外走时，他和我说道：
“于格，再见了。我非常荣幸，十分愉快地和您分享、同住一个房间。”
“我很遗憾不能讲出像您一样的话。因为，您总是那么‘可憎’，唯一的安慰就是我想起日本人对您犯下的一切。”
他一定很惊愕，我怎么会知道他曾经被日本人监禁、折磨了三年之久的这段故事。我听到走廊里回荡着他的开心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