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星期以后，我要去巴塞罗那。为了这个斗牛士的希望，我想要提高身体的强度。在那个如同竞技场的手术室里，希望或是破灭，或是转败为胜都是有可能的。无论出现哪个结局，是重见光明或永陷黑暗，都将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我必须把自己武装得严阵以待。为此，我决定奔赴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
一座建在山巅的别墅鸟瞰大海，混凝土筑成的巨大十字架居高临下地立在高楼之上。在这座砌有城墙、设有武装警卫的高勒郭达（Golgotha）城区，聚居着若干个亿万富翁，他们的别墅就散落在城址之内。在城市的低洼处，一些穷孩子想方设法地钻进来，为的是能在垃圾袋里找些东西充饥。我不禁想要质问，这些大富翁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他们头顶上的这顶硕大的十字架？
天气炎热潮湿，有些香料味，海风气息，还有从破烂的、七零八落的马达中吐出来的熏鼻子的汽油味。我想起在泰国的曼谷，印尼的棉兰，贝宁的科托努和巴厘岛的登巴萨，还有越南的西贡全都有同样的汽油味。我知道所有的探险已是不可能了，那些出乎意料的奇遇是不会再出现的。因此，我不愿像当地人一样坐在酒吧里翘望，这样会使我感到受不了的。我靠在身旁尚未解开的行李上，愚蠢地哭了起来。窗户外飘扬着花草的芬芳，这处世界上最美丽的小港湾在自我炫耀着它的魅力。而我对此显然漠然无心，对于我它是不存在的。
旅馆的老板给我端来一杯威士忌，他问道：
“自从你失明以后，你感到最缺少的是什么呢？”
“探险。”
“你是指什么呢？”
“通过征服，生活引导您寻找到一个认识。”我觉得似乎被人摔倒在地上。
“在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上？（《圣经》典故）”
“不是，我没有听到任何的呼唤。”
说到旅行探险，此时的我，在这座城市中，则是被囚禁在这座带有游泳池的豪华花园里。我丝毫没有办法逃脱开，根本没有。我预感到，当我从这里离开以后，很可能就跟从来没有来过的一样。
几天以后，我来到本市低洼区域的农贸集市上，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闻着各种奇花异草，千花百卉，以及人们身体上的汗味。我聆听着孩子们唧唧喳喳的喧闹声，继而又顺手抚摸着一只只手编篮子。这座岬角城市的生活气息和饱浴阳光的众多水果香气令我陶醉，让我心旷神怡。一种越狱后的感觉油然而生。
在这座山城的高处，我开始锻炼身体，每日在游泳池往返畅游三个小时。八天以后，身上的皮肤被阳光晒得红中发紫，自我感觉自然好了许多。我的身体在膨胀，这个游泳池对我来说已经是过于窄小，即便是游上一千个来回也不开心，我渴望活动在大面积的空间里。
我们来到喜悦海滩上（la Plage enchantée），这里如大漠般的空旷，沙滩上仅仅有一间海滨木屋和一名老年警察。为了防止生锈，他干脆把手枪裹在一层塑料布里面。白天，他防止牛群来吃长在贫瘠地上的零星花草；晚上，他阻止小偷抽掉小房屋上的瓦。在我们的面前，太平洋如此地浩瀚无垠，在沙滩的尽头，在长达几千公里沙地的那一边，即是一望无际的巴塔哥尼亚（阿根廷南部地区）。我为置身于空间而大醉特醉，我跳跃着，连着翻了几个侧翻筋斗，第一次在无人引导下试着跑起步来。尽管我知道在我和巴塔哥尼亚之间没有任何的障碍物，以及那些总是惊扰我的墙、树、岩石和地坑，我理应跨步飞跑，畅通无阻。但是，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奔跑，毕竟是与自然规律相违相斥的。
我潜入到直至中国黄海的海水中，滚滚而来的浪花拍打着我的腹部。一，二，三，我一猛子扎进海浪里。海水清凉爽耳，我想要站立起来，可是地面消逝不见了。我毫无精神准备，感到有些吃惊，有些慌乱。我朝着沙滩那边游去，我觉出水在推打着我的全身上下，我明白我被一股激流所驱使着。我使劲儿地向前游，迎面而来的大浪重重地打在脸上，我反应出我是游向与岸上相反的方向。这一带有鲨鱼的念头从脑中涌现出来，我感到恐慌紊乱，以致丧失了有节奏的呼吸。如果我游不出去，我会葬身海底。海浪在呼啸，我的大喊大叫在这空旷的沙滩上显得毫无作用。无论如何也没用，稍后我才知道，陪同我的人不会游泳。现在是两点左右，透过我的眼皮，从太阳的光照角度我得知大概的时间，并以此来推测沙滩的位置，和明确其方向。游，继续地游……这是个信念问题。最终我耗尽全力，终于从水中走了出来。
我摇摇晃晃、气喘吁吁地站在沙滩上，一时不知应该向哪个方向走去。肯定是那股激流让我改道，偏离了海滨木屋。我边走边用手掌击打着，大声呼叫着陪同我的人名。过了好一会儿，陪同者的嗓音在大声地预告我：
“你要小心有急流和鲨鱼！那个老头说了，这个沙滩是很危险的。”
他说得太晚了点！大西洋如投进了碱面一样地上下扑腾着，在令人喜悦的海滩上，刚才大海向我述说着自由，而此时此刻我体会到是一种咄咄逼人的威胁。
夜晚又闷又热，一群蝗虫在吱吱鸣叫。我设想着手术以后我会是什么样子，要是一只眼睛蒙上黑绷带，那便是个独眼人，其实要比独眼严重多了。因为我另一只眼睛也有点过于凝固化，手术后我会不会变成个怪物？拥有这样的视线我能够做什么呢？很可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内心的压力实在太沉重。
今天晚上我渴望大笑，我想要出去娱乐娱乐，我应邀来到D夫人家赴晚宴。我喝，我喝着威士忌酒。我脚跟还未能站稳，D夫人就让我坐在她的右边，并开始教化我：
“我必须要跟您说说……”
乐队的人立即朝我们这里围拢过来，于是她拔高嗓音大声地说：
“我的耳朵要被你们震聋了，快点到一边去演奏！”
我觉得太有火药味了。她继续用耳语说着：
“您知道，我曾在古巴的集中营里囚禁了七个月。”
见鬼！为什么她偏要和我讲这些事呢？是一种道歉方式？香槟美酒，大小提琴，笑声朗朗，灯花焰火。很明显的，她在力图忘却过去。
她把我介绍给法国大使，说完些客气话就留下我们俩离开了。几秒钟流逝而过，可是这位大使没有说一句话。我听到他的脚步声走开了。“没见过世面！……”
过了一会儿，有位女士坐在了我的身边，她讲的法语很滑稽，她告诉我她有点法国血统。我们的对话变得难以置信。
“您住在‘法国’？您认识有个叫罗特希尔德男爵（baron de Rothschild）的人吗？”
“我曾经听说过他。”
“上帝！世界怎么这么小啊！您想不到吧，他是我很要好的朋友。”
“夫人，是有钱人的世界太小了。”
两天以后，我应邀参加流行女歌手奥利维亚·牛顿珍（Olivia Newtonjone）举行的一个晚餐。我对她一无所知。饭厅设在水面上，饭桌是由一块很大的长方形钢板制成的，用金属链子自天花板上悬吊下来，椅子均安置在木筏子上边。佣人们手端托盘穿梭其间，想必实在是不易找到平衡。
在我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小伙子，正在纽约上大学。他所在大学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
“实际上，我住在纽约，可是大学在康涅狄格州。每个星期，我都要租乘飞机往返三次。”
“我希望您能取得好的成绩！”
他听不懂我话里的关切。
经过这两次晚饭以后，我和谐的心情全部被打乱。其实这又有什么呢！墨西哥给予了我来此寻找的目的。现在，我身体轻盈、矫健地登上了飞机的弦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