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美国的东海岸飘扬着雪白的絮花，忽然间，遍地的枫树又呈现出如火的斑斓。那天，我来到可莱尔乡下的家园，在树下我嗅到一些腐朽树叶的气味。而现在，在第一大道我居住的这间脏乱套房里，每天早晨，我非得清扫夜晚里跌落在脸上的一层薄薄的硝石粉。浴盆设在厨房里，白天时，我们把一个锌质大盖子当成桌子来用。这里让人觉得忧伤，让你察觉出本世纪初的移民气息。室内是由一个同性恋的理发师装饰布置的，在看见这面镜子和那些模仿、粉饰为大理石的小天使时，出生在摩洛哥丹瑞（Tanger）的女朋友雅朗说道：“摩洛哥式的乱七八糟。”
欲望累死累活地清洗着，可是终究没有多大的效果。我的手指无论触及到哪里，总会有很油腻的感觉，似乎这座城市所有的污垢都渗透并镶嵌进房屋里了，一切都令人生疑。正像人们称呼它的那样，这是一间火车车厢式套房。房间布局呈一长串型，客厅的两个窗户面向大道，路经的卡车震得客厅发抖摇晃。卧室里没有窗户，酒吧里没有窗户，吃饭间也没有窗户。厨房加浴室总算有一顶窗户。这简直就是柯氏（Koch）竹节虫杆菌试管。
其实，这些细节并不紧要，我一定要赢得时间。为能逃离这处糟糕透顶的栖身之地，我和雅朗尽量地能出去就多出去。一天下午，我们到中央公园去散步，返回时，我们较长时间地等着公共汽车。我意识到打开车门时发出的叹息般的摩擦声，就立即扔掉手里的烟头，快速登上公共汽车。当我正要坐下的时候，我听见雅朗止不住地吃吃笑着。
“有什么那么滑稽的？”
“几乎没什么……你刚才把你的烟头扔进那个下车的夫人手提包里了。哎，现在她向前走着，在她的身后还冒起一股白烟。”
“她没有感觉到什么吗？”
“没有，她顶着风走呢。”
我参与操练再教育训练已两月有余，进展非常缓慢。尽管我具有良好的“面部视象”，就像他们所云，这样能够帮助我探测出障碍物。然而，我仍然还在第五层的走廊中做练习。女训导教员瑟瑞尔，不停给我指令，教我规范地、弧线形地使用手杖。比方说，我若是迈出右脚，手杖就要触及左侧的前方。反之，当我迈出左脚时，手杖自然划道弧线并触及右侧。使弧线法达到规范化，同样取决于直线行走的进步状况。这种单调的训练，压根没有一点幽默感来减轻其精神压力。有一次，在一节训练课完毕以后，我把我的录音机忘在瑟瑞尔的办公桌上了。我急忙顺着原路快速转了回去，为确认办公桌桌边的位置，我将一只手伸在前方，就在这当中，另一位女教员正好走过来，倾斜压在办公桌上，她贴在瑟瑞尔耳边说着她的悄悄话。我猛然进入到办公室，伸在前面的手直接了当地触摸到她的屁股上面。照理说，我应当尽快地抽回我的手，向她表示道歉才是。然而，我仍在继续地摸索、辨认着，我总算悟出来：“这不是我的录音机。”想不到，我在空寂无人般的肃静中离开了这间办公室。
就这样，每天整整两个小时，我在这条通向音乐部的走廊里反复做着练习。我听到有弹钢琴、吹长笛，特别是那些实在不堪入耳的歌剧练唱的噪音。听人说过，“盲人们都很有乐感”，那可不是针对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盲人都具有乐感。
同时，我学会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独自上下楼梯，我想要尽可能地减少乘坐电梯。那天，我与一个盲人重重相撞在电梯门口前，当时他由里向外走出，而我由外向里迈进，其结果，他把我抓紧之后又扔了出去。
奇异的笑声，无耻的犬儒行为，加上难闻的气味，这些都足以使我离开这座大楼了。一天天地过去了，日子总是一样的单调乏味。我尽可能避免去楼上的小咖啡室，我喜欢到音乐部那个隔音小间去吃午餐。我做完音节练习，又任意地试弹钢琴。我在音乐方面的记忆力不太好，只有一段曲调至今仍然保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五年前的一天夜晚，在巴厘岛的乡村里听到的那段加麦兰民间敲打乐。我只会弹这么一点，我无终止地弹着，一直弹到头昏恶心为止。钢琴教师一星期给我上一次课，她教给我的都是些十分简单的小段落，比如：“啊，我和您说，妈妈……”这些乏味的音节没法让我产生兴趣。
有时候，我在这间空气稀薄的练琴房滞留长达三小时。走出去以后，身体有点摇摇晃晃，但是我的心情还很平静。钢琴，成了我的镇静剂；也是我的病号饭。也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从此，我感觉不出我那不自在的已经变厚了的身体。我在钢琴声中自我沉陷，不再想向前冲刺。
我的布莱叶盲文视唱练耳老师，她与她丈夫均为盲人，她的口头禅总是“我们”或“他们”，这么讲话已经让我有些不耐烦了，她试图训练我习惯这个瞎子世界。同样地，她完全不具有幽默感，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名副其实的盲目之人。
她的嗓子十分高位，显得很尖刻。她的高位的嗓子不仅能够为我作解释，而且也具有雷达一样的功能，通过高声波功能，她的声音碰到墙上后立即又反射回来。她的狗在辔架束缚下一动不动，当我给它摘取了牵引具以后，它变得完全正常了，它马上过来舔着我的手。当它又被戴上它的牵引具之时，我听见在钢琴下，从它的梦魇中发出了一阵阵的呻吟声。
我必须用一只手释读盲文音谱，用另一只手在钢琴上弹出相关的音节。我向她指出我的看法：
“这些方法非常好。但是，当我需要用双手弹一段音乐的话，这就不是很实际了。您想没想过运用某些方法来处理，比方说，我们可以坐在盲文乐谱上，在用两只手弹奏的时候，同样也能释读乐谱呢？”
她极其愤怒，立即到音乐部主任那里告我一状，并且拒绝为我继续上课！
在这几个月的训练过程中，我利用好几百个小时的时间练习钢琴。我是在一种类似自我隐退的形式中，或者是在逃离黯淡生活的情形下弹奏的。
我喜爱钢琴的气味，我喜欢触摸它整体部分的亲身感觉。尽管我在音乐文化方面毫无学识，可是没有任何一件乐器能够如此这般地吸引我。因此，我购买大量的音乐磁盘，我反复比较着尚松·弗朗索瓦（Samson Fran？ois），和大卫·多夫（Davi doff）夫人对萧邦的二十四种研究钢琴曲。从此，我耳朵开始有了乐感，对乐曲语言的处理也增长了新的理解。
我去观赏音乐会，去听塞西尔·泰罗（Cecil Taylor）歇斯底里钢琴家的演奏。我还去嘎特（Gate）村庄，特别是去博多克西部（West Boondock）酒吧。在这间酒吧里，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人往往要比专业钢琴家演奏得还出色。在这里，只有一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女服务员，其他都是男性黑人。
酒吧的伙计亨利，我与他三年前早已相识。当他猛地看到我失明之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用一声果断的、命令式的语气说道：“It does not matter。（不要紧）”
我请客！他先给我端来一杯055朗姆酒，接着，又端来一杯不知为什么叫“瓦特尔教授”的烈性朗姆酒。两杯酒先后下肚以后，我们连自己家的地址都记不起来了。
我重新找到了如鱼得水的气氛。今晚，低音的中提琴拉得棒极了，可是钢琴师却弹得糟糕透顶。酒吧里到处挤满了人，雅朗陪着我，在这里她感到很不自在。我把我的手塞进她的胳膊下，插进她的口袋里，继而压住她的手。为了安慰她，我开始轻轻地抚摸她的手。就在这时，我听到她的声音，她来自我的对面：“别再挽着先生的胳膊！”
我们该回去了，17号街位于都克·得·律松（docks de lHudson）地带，街道上空旷无人。时间很晚了，我们必须要找到一辆出租车。天气如此寒冷，就连凶手们都呆在他们家里了。我们走到14号街，终于有辆出租车停在很滑的雪路上，我感觉到雅朗由衷地舒了口气。
“你简直是疯子！在他们给你做了这些以后，为什么你还来这个地方？”
“谁，他们是谁？”
“黑人们。”
“不是这些黑人。”
无论我怎样解释，哈尔兰玛，伏都教，罪迹，黑人，在他们的脑袋里，所有这些都像绕圈似的被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我决心踢开这些笼统的说法，而且要坚持不懈地踢。
大约是那个时期，在一个周末的机会，我与庞迪谷重逢了。庞迪谷是一匹深红棕色的马，早在十年前，我曾经在设勒特尔岛（Shelter Islands）的森林里骑过它。很偶然地，它被卖到纽约这个地区。
我记得非常清楚，它有很爱冲动的特点。但是，它能听从主人的指令，我决定再次骑它出去走走。一个男人帮我登上了马背，他守护在旁并对我说道：“它的性格很暴烈，两个月以前，它曾经把我甩到了树干上，导致我腿部骨折。”
我请求他们把我独自一人留在马厩里，我非常轻柔地和它慢慢地说着，并朝它的鼻孔内吹吹口气，好让它呼吸到我的气味，以能够唤起对我的记忆。我用我的眼眶看着它，希望能够产生微小的可能，使它能够领会我的视线已经不存在了。
来到户外，我翻身跨越于马鞍上，这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模一样。可是，一旦庞迪谷开始移动，我顿时领略到四面危机，寒风刺骨的感觉。我陷入了晕眩状态，我完全丧失了和大地的联系，我仿佛是一个在天体上浮动着的星辰。
在我的臀部下，骏马向我讲述着自由，奔驰，被吞噬的空间，以及今后所有一切对我的禁令。
监狱的围墙没有迸裂成碎块，没有被宇宙的空间所吞并。
满怀着解脱感，我离开了这间布满灰尘的火车车厢套房。于是又搬进位于公园大道的一所公寓，这仍是别人向我转租的套房。房间里配有必备物，还包括爱纳丝丁娜和一只猫在内。
爱纳丝丁娜七十五岁，是个身材矮小的法国布列塔尼人。她一边做着家务，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一个叫什么马赛尔的人。
“哎呀，呀，马赛尔先生！只要他一看见我，他就吹口哨。”
有一天，她十分难过地和我说：“当一个人生下来就很笨的话，那将是一辈子的事！今天早晨，我从报纸上读到，马赛尔先生的那些图画卖了好几千美元呢。你想想看，他曾经送给我好几幅，天哪！我不知道我把它们放到哪儿了。没准儿，我把它们用来包裹鞋子了。当一个人生下来就很笨的话……”
我向她问问具体情节。
“马赛尔先生的全名叫什么？”
她回答我的时候，好像本来就应该知道似的：“唉，马赛尔·迪桑（Marcel Duchamp）先生！他是司瓦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先生的朋友。在那里，我在他们家呆了好些年，是我把他们的女儿司瓦特耶小姐带大的。哦，迪尚先生吗，我跟他可太熟悉了！他可不像海明威先生（Emainoué Hemingway），这家伙是个真正的粗暴分子！但是，在他们中间最和蔼可亲的要算是多斯·帕索斯先生（Dos Passos）了。”
这只猫它什么也不说，它安静得极其傲慢。它已经习惯在办公室的扶手椅上睡觉，这里恰好是我要工作的地方。第一天，当我坐在扶手椅上时，立即遭到一个复仇女神的狠毒抓挠，冲着我裤衩深处，它吐出的一连串恶声恶气，我吓得快要灵魂出窍了。对于一个看不见的人来说，猫可能是唯一的，在居室里能够变成完全不真实的幻觉动物。它走来跑去毫无声音，停滞的地方又不合适。刚才，猫从地板上蹿到椅子上的一堆材料上卧着，转眼，它又爬到我床边上的木板架子当中，蹲在那里盯着我。就在这时，我正好用手去拿一盒音乐磁带，或者一本录音小说，谁能料到，我的手指却潜入一个热乎乎、毛茸茸的东西当中。这只猫肯定是有问题的。一天天地，逐渐地，我意识到我听到了它的移动声音。我耳朵的听力变得比以前敏锐了，这是我用心倾听和钻研这只猫得到的意外结果。
和以往一样，由于失眠我醒得很早。在这所套房里，我听见从地下发出的火车启动轰鸣声，我知道这会儿大约是早晨五点半钟左右。从此时一直到八点，他们加快了火车车次密度。八点以后，火车的次数开始减少。地铁是大都市人口稠密区的吃人肉的庞大怪物……我听到这只怪物的吞咽、消化和排泄的声音。在这个中心车站里，络绎不绝的奴隶们在公园大道地底下不断涌过。然而，我们所有人都心甘情愿被编入这支机体里，参与也许被称之为的奴隶大军之中。此时，我的床犹如一条威严不动的陡峭河岸，它只能看着、听着大河里的水在流淌。
有人和我谈起秘鲁作家瓦加斯（Vargas）的屈服之说。我说，他丝毫没有顺从之意。其理由是，一个人写了五百页有关屈服的事情，这已经是一例反抗的证据了。另外，书中艺术家的角色同是与顺从作斗争的。在纽约大郊区里，存在很多的扭曲之事，我们可以停留在质疑上，但是绝不能认输。
在瓦加斯的作品里，我切实感受到他本人的怒火，他的义愤，以及他的失望。他是非常有活力的，字里行间都流通着他的创新思想和与顺从、屈服背道而驰的意念。
他对人民大众和生命投注着崇高热情，他在书中的最后一句话写道：“我们所有人都会死的。”这里面甚至没有包含悲观的因素，因为，这是对死亡有所认识后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