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额头到上唇，我的脸全部被纱布裹缠着。T大夫稍后过来看望我，他的嗓音流露出疲惫之意，我从中猜疑到其他的成分。
“您像是很满意，大夫。”
他笑了笑，继而，他仍用他那职业性的音调、高深的学术名词向我做着解释，以便能使我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我专注地倾听他的讲话，听话听音，我要从中觉察出一点希望，或者从中辨认出我的未来。
麻醉剂的作用渐渐地散去了，针刺般的疼痛重新占据了我的双眼。很快，犹如两只长满利刺的海胆，即将在我的眼眶里安营扎寨一般，我脑神经里燃起了熊熊烈火。左右辗转，万般无奈，深夜里，护士发明了一个办法。她在两只橡皮手套里装满冰块，密封住后再用纱布固定在我的脸上，以助于眼部伤口充血的消退。
大清早儿，懿达娜一进房间就吃吃大笑起来。“真像是有人给你脸上移植了母牛乳房！”
手套指头里灌满了已经融化的冰水，它们紧紧贴在我的脸颊上。
过了一会儿，实习医生给我送来手术报告。一个朋友正巧在这里，他为我阅读了这份病历资料。如以往一样，真实情况仍然掩藏在那些难以理解的科学名词后边。但是，在病历最后一句话上写着：“恢复视力的运气是积极的。”
天空上响起嘹亮的小号，我的心被激情感染得怦然而跳。“The prognosis for restring the vision is Fair”。
当懿达娜来到的时候，我向她宣布这个好消息，并让她重读这句话。她不太像是在分享我的兴奋、我的希望。她甚至试验着让我相信，在英语中的fair，完全不是如我所理解的乐观、积极的意思。我很奇怪，她的反应令我烦躁不安。我当然还不知道刚才麦克尔向我说谎了，因而，懿达娜尴尬地看到病历上明明写的是poor，而并不是所谓的fair。其原意为：恢复视力的运气是微乎其微的。而她实在不忍立即揭开真相。
我紧紧扣住所有的希望。我分析着每一句话，每个字的含义。在下一次探房时，我向做手术的T大夫提出几个问题，他用迟缓的声音和我谈到萎缩现象：“也许，还要等两年以后，辅基眼膜移植术（prosthokératoplastie）能够给予您右眼恢复一部分的视力。目前，我们宣布它还太早了点儿。”看来fair原来真不是如我所想。
我遐想着，两年以后，如果辅基眼膜移植术能够有效，我有可能重新看见……那时候，会是多么奇异的呀，把跳跃已逝的过去，和眼前来进行比较对照，这包括自然世界和人们的脸孔在内。就如上一回似的，我在亚洲生活了两年之后，又重新迈进这间咖啡馆里，有段时期我每天早晨都在这里喝奶油咖啡、吃牛角面包。咖啡馆有个英俊伙计，他留有黑色小胡须，长着一双滑稽的大眼睛，那时候我们成了好朋友。他特别热衷于追求年轻女人，他向我常夸耀那些艳事：“一个嫩得快出水的矮小金发女郎……一份奶油，好的，先生！……我和你说她嫩得出水……”
这一回，当我重新坐到柜台前的高凳上时，他背对着我，手持一把大咖啡壶正在忙碌着。当他转身之际，我吃惊地看到一张死灰色的脸庞。实际上，他压根儿没有生病。可是，他那双熠熠生辉的眼睛已变得晦暗无色，在胖肿的脸颊上，显示出一道道的皱纹，透过他的头发，我甚至看到一层裹着头骨的皮。他笑着认出了我，我明白他并不知道他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就好像一个人看着手表时针，而注视不到时间在移动一样。他浑然不知，死神每一天都在修改他身上的某一个细节。
天气异常的炎热，眼睛剧痛不停地折磨着我，我汗流浃背，如坐针毡。
一生的瞎子生涯，那将是什么生活呢？我横躺在床上，像一条被搁浅的鱼一样。透过窗口，我听见纽约市的喧闹声，那是一条滚滚流动的生命大河。经过两个月的床板生活，我的颈部已经发硬，身体显得沉重，双肩也紧紧相扣，连行为举止都很失常。
那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我越想越怕，我害怕自己垮下去，会在精神上与身体上萎靡不振，自暴自弃。
我想起一部电影中的情节：那是冬天的夜晚，一个盲人背着黑色手风琴，手持白色拐杖回到了他的家。他的居所显得贫穷、凄凉、冰冷和孤独。他没有家庭，没有女人的温柔，孩子们的嬉笑和快乐。他用不着打开电灯，在黑暗里，启开一瓶罐头，吃完以后，躺下睡觉，为了给自己一点温柔，他在被子下面自慰。
是不是20世纪的悲惨主义铸刻、继承在我的头脑里了。金钱、家庭、爱情、孤独！摆在我面前的这些前景，这些担忧焦虑，就像黑洞里的恶魔齐声向我发出的阵阵吼叫，不禁令我毛骨悚然。
我躺在床上苦苦地思索，我尚且不知，一种天生的、不易更改的强大生命力，正在无声地赋予我与之抗争的无限勇气。
今早上，大概六点钟左右，T大夫到达时间比平时早得多。
还不到送早餐的时刻，我赶紧书写已经拖延的回信，先剪裁一块纸壳板，然后顺着它的边沿慢慢地写着。为了减轻写字时的极度紧张，我点燃一支洪都拉斯牌香烟，又倒了一杯海地朗姆酒。想不到，这时听到了T大夫的声音：
“您好，德·蒙达朗拜尔先生……您在做什么呢？”
“我在写信，大夫……我写信呢。”
我的嗓音显得十分自然。可是，实际上我感到非常尴尬，我以为趁大清早无人，可以自我“放纵”一下，再别提我的这副寻欢作乐相，医院明文规定：禁止饮用所有的酒。
他一言不发，推了推桌子，在我的床边坐下。我觉出他的手指在慢慢地揭着我额头边角的胶布，猛然间，他揭开我的眼睛，这简直不可置信，他肯定毁坏了他精心的手术。在光线的刺激之下，我的视觉眼神经一阵巨痛。
我采用缝合点法缝上了您的眼皮，我们希望这样能够阻止眼睛失去活力、继而产生萎缩。给您眼睛提供营养的那些细小血管都已经烧毁。现在，我把眼皮紧密地合并住，某种程度上，它们将可能在眼眶里衔接那些小血管，同样也起到冲洗的作用。等上下眼皮长好以后，我再拆除掉这些缝合点。
脸上原来缠裹的纱布，分散了神经紧张程度。现在，医生自上而下地，再自下而上地把它们从脸上揭开，我重新感受到眼睛里那针刺般的疼痛。特别是左眼更加剧烈，他向我解释道：“您的左眼眼皮边缘烧伤太严重。为了紧固眼皮边缘的缝合点，我必须要重新修整一番。在进行完切割左眼上下眼皮之后，它们自然会出现抽动感，这是很正常的。”
我非得好好地听着这个真实的细节：我的眼角膜、瞳孔、虹膜、凸透镜都已经被严重烧伤。手术以后，我看见东西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T大夫在给我陈述完那些不堪忍受的科学细节之后，拿起我的海地朗姆酒杯转身走了。至少，他不赞同这是我的早餐饮料。
电话铃响了，我听到来自远方的朋友帕特里克的声音：
“你好像在很远的地方。”
“没有，并不那么远，我在圣地亚哥的拉巴孜。”
“你打电话就是为了向我问好！”
“不是的，我真倒霉，我和一位法国工程师有约在先，可是他受不了大厦的高度，竟然冷不丁地死了。这也太不严肃了！上帝啊，生意总归是生意，管他楼高不高的干什么，我看谁也不能指望！”
我笑了。已经15年了，帕特里克持着他那张混血儿的面孔，在南美大地来来往往。他静静地出生在法国的下诺曼第，圣路市的迪都拉村，那里距我的出生地仅有几公里。17岁那年，他一下子穿越了巴西的干燥地带，不惜艰难险阻，执意追求一个拥有十四个兄弟的巴西姑娘。尽管，他声称在此之前他从未骑过马。
有些人对打电话多有诋毁，而我却不然。在这所医院里，我被关闭在黑暗中。电话为我带来了空间和接近他人的可能性，电话相当于是我能够看到外界的窗口。所有的话题，只要是能解闷的都行。因为在现实生活面前，我累得筋疲力尽。逐日、逐日的，我已经与世隔绝。我的性欲正在步步激化，近日，随时都会有一些色情画面出现在面前。比如，当我正在与他人交谈时，一个幻影猛地跳入脑际：一个少女膨胀的阴部，线条清晰，在裂缝顶端，近似一轮丰润的半月。阴峰上没有汗毛，显得非常优美，但这令人极其紊乱不安。
乔治医生是位癌症专家，同时也兼任大象城堡饭店的老板。他让饭店女主持卡侯拉每天晚上给我送来晚饭。他向我吐露道：
“她长得很漂亮，臀部很丰满。”
我十分想抚摸她一下，可是，我不敢贸然行事。我担心会吓着她。有一天晚上，在我吃晚饭时，她坐在我的床尾上，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些混乱。阿奥低声地抱怨着，这些白种女人就是不知道呆在她们应该的位置上。
“你并不想让她像你宫中多如尘土的女人们一样，跪在地上，用额头磕碰三次亚麻油毡吧。”
“那是在非洲，你对那里的事情一点也不懂。住嘴！”
他从我的脑中离开了，我又返回到最初的呼唤点。
我感觉到压在床尾的女人重量，也嗅得到她身上夹杂着厨房和汗气的味道。她停留的时间比平时长多了，没准儿她和护士们有了心照不宣的共谋。我终于把手伸了出去，她是拥有中西部地区健壮身型的女人。臀部肌肉很发达，乳房却甚小，乳头有些内陷。那些短短的硬质头发密布在乌克兰型的脸盘上，高高的颧骨，长眉弓，鼻子微微上翘，柔软的耳垂上被金耳环残忍地穿了个洞。我到处掠摸着她身体，可我对她还是不能全部辨认。怎么搞的，她的胸廓骨如同船首的人头雕像似地向前凸出，她向我担保她的骨骼发育完全正常。我重新触摸一遍，尝试着找到那些正常的肋骨。她的腹部已经不如年轻姑娘那样平坦，我猜测她已经超过了三十岁。
她把丰厚的双唇紧紧贴在我的嘴唇上边，在一片黑暗中接吻，实在有种奇异的感觉。这样的任意自流使我觉得臂膀承重，恰巧此时此刻，一位护士进来了。
“啊！对不起，我只是要用酒精给您擦擦脊背”。
她的声音中透露出笑意。
卡侯拉立即回答道：“您不要太为难，这些由我来负责。”
所有的人都笑出了声，我不会奇怪，这会儿，就是基督教父站在窗帘后边，也会禁不住笑起来的。
我的头脑困窘混乱，我觉得我在被别人观察和监视着，每个人的举动都会令我惊讶不已。因为，我既没有准备，又不能干预停止。我担心因我做得不当会吓着她，可我觉得出来她也同样害怕让我受到惊吓。她走了以后，我解脱地长长舒了口气。此时，在我身上掀起了一阵纷繁杂乱的感觉，有股什么很柔和的东西在体内高歌吟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