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历史怪圈。在中国长城沿线，那些曾经山明水秀的绿洲、那些依然回荡着金戈铁马喧嚣的沙场、那些船桅林立的古渡、那些甚嚣尘上的旧集市，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空的转换而常常变得黯然失色，与先前的状态有着天壤之别。有的甚至变成穷乡僻壤，处处显得斑驳陆离。在晋北、在太行山脉、在整条长城沿线，似乎都难以逃离这个由盛而衰的怪圈，这里是否存在着一种深层的社会变迁因果关系？长城的两边，千年纷争和战乱留下来的痕迹依旧是荒芜与贫瘠。生活在长城两边的人们，长年固守在素面朝天的黄土地上，延续着贫穷的生计，多少年来都没有太多的改变。如何冲破贫困的桎梏，是严峻的社会话题。
——自题
“铜偏关，铁宁武，生铁铸成老营堡。”
这是一句自明代以来就在晋西北长城沿线广为流传的民谚。冲着这句民谚，这年初夏，我辗转三千多里，沿着九曲回肠的黄河溯河北上，背着满布尘土的行囊，怀着对晋西北民族的敬畏，一脚踏进了偏关城门。
偏关，是长城“外三关”与“内三关”的接合处，“外三关”是我探寻山西长城的重点。所谓“外三关”，是与“内三关”相对应的，除了偏关、宁武关之外，另外一个是雁门关。
明代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修筑长城最多、时间最长、耗资最大、工程也最为坚固、最富于创造性的一个朝代。长城的基础工程完结之后，为便于防守，朝廷将长城沿线从东到西划分成九大防区，这便是明长城的“九镇”。这些“镇”相当于现今我们的军分区。
在“九镇”之内，朝廷分别以北京附近的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的“内三关”和山西境内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关的“外三关”为枢纽，构成两道长城防线，称为“内长城”与“外长城”。外长城东部起自居庸关，从河北进入山西，沿晋北一线直到黄河边的偏关与河曲。这条线在当时代表了中原农耕地域与北方游牧地域之间的一条自然分界线，在今天，残存的城墙则成为内蒙古与山西两地省界的标志。内长城同样起自居庸关，从河北的西南方向越过太行山进入山西，绕经雁门关、宁武关后北上至偏关的老营堡与外长城会合。
于是，偏关成了内、外长城的接合处，与宁武关、雁门关成为京城的第一道防线。而偏关又因在外三关的最西边，被视为“扼塞之首”。偏关的地势东仰西伏，状如人首之偏，故称为偏头关，后来人们干脆称其为偏关。
正因为偏关在历史上险要的战略地位，它与宁武关、雁门关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死攸关的关系。而老营堡是偏关的后方堡垒，偏关失，老营堡完全暴露，首当其冲，宁武关、雁门关也就岌岌可危。因此偏关和老营堡这两个据点是万万不可丢失的，于是便有了“铜偏关，铁宁武，生铁铸成老营堡”这句不朽的民谚，我们才能体会到古人拼死守住偏关的用意。
踏上偏关的地界，站在任意一个制高点，环顾四周，只见烽墩林立、城墙蜿蜒、古堡盘踞，一派北国古战场的景象。自春秋时代起，这里就成为敌对双方争夺的焦点地区，从来不缺战火与硝烟。汉、元、北宋时期它更是变成南北两大民族势力的喋血战场。至明代中原统一，偏关又成为汉、蒙交锋的前哨阵地，双方隔着黄河与长城剑拔弩张。
所幸的是，明代发生在偏关的战争毕竟不多。与偏关的复杂地形相比，大同、右玉等地的开阔地域无疑是蒙古人向明朝腹地发动攻势的更有利的地形。而且这一带粮油物产相对于贫瘠的晋西北来说更为丰腴，对蒙古人更有吸引力，他们不会舍近求远向西去偏关绕一个大圈。
到达偏关的那天，天色阴沉。我从车站出来，驻足四望，只见漫天飞扬的尘土，道路凹凸不平，狭窄的道路两旁，斑驳的棚户、叫卖的小贩、拥塞的人车，杂乱无序。虽说到过不少北方偏僻的县城，但这里的乱象还是让我感到郁闷。绕过县城南门，好不容易在城东老城墙脚下的一个四合大杂院二楼找到一家私人客栈落脚。老板娘是个约莫四十出头的中年妇女，对我的到来喜形于色。她独自一人里外忙活，管着眼皮底下那四间客房十二张床位。房间里被褥松软，窗明几净，地板拖得发亮。我暗自庆幸能在漫天浮尘的大环境中找到一方净土。
晚饭后，她的男人从家里过来帮忙洗涮和拾掇，两口子分工合作，十分麻利。看得出，他们把不少心思放在了这个小客栈的经营上。做完当天的行走备忘之后，小城已是漆黑一片，我无处可去，便与他们闲聊起来。我夸老板娘有能耐，能在这个偏僻的城镇开着自己的客栈。她回答说这完全是被逼无奈，城里那些国营单位基本都垮掉了，职工大多已经下岗，她也是其中之一。她打趣说要给我十次机会，让我猜猜她的下岗工资。我一听就估计很低，主动放弃了这次“智力测验”。尽管有所预料，但当她伸出五个指头告诉我只有五十元钱的时候，我的心还是感到微微的震颤。虽说偏关地处偏远，但我们仍不能想象，一个月靠五十元钱生活在这里意味着什么。于是，她东拼西凑在这个大杂院租下几间房子，做起了旅店的生意，把全部精力都花费在这个狭小而又简陋的客栈里。第二天早上，当我把三天的三十元房钱预交到她的手上时，她接连对我说了三声谢谢。那一刻，我的心情既尴尬又愧疚。
一直想为她和她的客栈留下几个镜头，然而，与一般的山西女人不同，她总是那样腼腆，腼腆得使我不忍心对她举起相机，几次拿起，又几次放下。但是，她那张不知道忧愁的脸庞，微笑起来展露的红唇白齿，以及总是趴在房间的窗沿上望着天外若有所思的神情，让我记住了她的模样，很难忘却。也许，以她目前的状况和将来不断的努力，日子会比很多人要好过些，或许可以早日走出困境，驱散贫穷笼罩在家庭头上的阴影。
偏关城很小，整个县城几乎都挤在原来的古城里。几百年来，古城内没有太多的变化。只是原本四周高大的城墙基本上都坍塌了，仅剩下西面三十多米的一小段残墙，成了古城唯一的历史痕迹。古城的地标是仅存的那座高大的南门和内城北面的钟鼓楼。南门的东西两侧那些低矮的、贴上了刺眼的白色瓷砖的两三层楼房，与城楼鲜红艳丽的色彩极不协调。城门外挤满了水果摊与小吃摊，加上密密麻麻地停了一大片出租小面的和聊天的人群，城门口的这片空地俨然成了古城的一个中心街景。
城门内由南门与鼓楼之间南北贯通串起来的一条街道，尽管其貌不扬，也足以堪称古城的“王府井大街”。这是偏关县城唯一的商业街区，是人们聚会交流的场所，承担起县城内三四万人口基本的日常生活供给。街道约有三四百米长，五六米宽，路的两边全是各式各样的商铺。店面的装潢与摆设仍旧保留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供销社的模样，只是柜台里面放置的一些新潮电器、低廉的时装和日用品才表明时间已经跨越了四五十年。街道上从早到晚都是熙熙攘攘，尘土飞扬。由于街道太窄不能行车，只有一些年轻人驾驶着摩托车，拧大油门在人群中左冲右突如飞针走线，在“王府井大街”展示一下男人的野性。车轮扬起的灰尘混杂在本来就已经十分污浊的空气里，几十米外望不见人和物。商铺里所有的门面、柜台、摆放的物品，路上行人的身上和脚下都布满了一层灰土，简直就是一个尘土的世界。
当地人对这一切全无感觉，大概已是司空见惯。女孩子们手拉着手，红扑扑的脸蛋上始终挂着喜悦的笑容，步伐轻盈，昂首挺胸，毫不吝啬地向人们展示青春的靓丽。女人们无一例外地穿着各种色彩的毛线衣，慢条斯理地踱着方步，挨门挨户串着店铺，不停地寻找她们心仪的物品，完全不理会那漫天飞扬的尘土。老人们照例每天坐在路两旁巷口的灯柱下，漫不经心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路人，偶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能引起他们咧开嘴角开怀大笑。店铺门前，吆喝声此起彼伏，店员们用一种很纯粹的当地方言，叫唤着外乡人始终听不明白的促销用语。在这个尘土的世界里，充满了安逸、祥和、心安理得的晋北风貌。
“王府井大街”两旁深入进去的小巷子里座落着大大小小的院落，有着浓重的晋北风格，这些院落就是今天偏关城里的民居、学校、各种单位和机构。每天，人们从各条小巷子里涌出来，再散落到大街的每一个角落，忙各自的事情。然后又从四面八方重新走进小巷子里，回到原来的地方，平静的生活日复一日，有条不紊。整个城区几乎看不见一副起吊机和脚手架，也难以见到新建的楼房。巷子里的民居都已经十分破败，有的甚至长年失修，然而，在这些灰头土脸的建筑中，翘首的屋檐、低垂的瓦当、挡门墙上精美的石刻雕凿、窑洞石拱门上的木格窗花，都处处显露出传统、经典与工艺匠心。
偏关没有支柱型企业，也没有什么特色产品，直到2007年还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这里属大陆性半干燥区，寒冷多风沙，年平均气温为8℃。全县总人口不足11万，农业人口占了90%，城镇年人均支配收入不足万元，农村则不足3 000元。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大潮中，偏关无疑是个落伍者。当年的“外三关”中，因为偏关太偏，连蒙古人都不愿意从此地打进关内，百姓避免了战乱的苦楚。而如今的偏关也因为地处偏隅、自然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经济总量不足，正逐渐被边缘化。偏关人自嘲是“产业弱县，资源乏县，财政穷县”，除了1992年万家寨水库建成后，十多年再没有任何大的项目开建。
2010年，根据偏关县的统计，在这个农业人口占90%的农业大县里，农民家庭年纯收入在一万元以下的占31.2%，其中以种植业收入为主的农民占77.5%，收入结构依然不够合理，有12%的农村家庭连每星期一餐肉的水平都达不到。政府生产经营指导欠缺，生产层次低，农民在选择经营方式时只能跟着感觉走，生产盲目性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较差，靠天吃饭的格局依然难改，据统计，该县仅有1.4%的村庄、2%的农田配备了水利灌溉配套设施。
位于偏关东侧的老营堡，这个建筑规模仅次于偏关县城、据称是“生铁铸成”的长城城堡，在度过了战争岁月之后，也无可奈何地衰落了。自明代起，多年来守城将士的后裔逐渐和当地人通婚，老营堡由原来的兵营慢慢地演变成民营，营堡也就成了一个村落，聚居了几百户村民。城内好多房子打从建成以来就再也没有动过。如今，城墙外墙的砖块早已被扒光，砌成了居民家的院墙。堡内挖墙而建的窑洞，与堡中古老残破的民居夹杂在一起，房屋错落，穿行其间不知不觉就进了别人家的院子。瓮城也被扒开口子做了通道，城内种着玉米，城墙下堆满了秫秸杆，城墙上烟囱林立，有的是砖石砌就，有的地方干脆就垒着一口没有底儿的破水缸。
由于无事可做，当地人无所作为，反落得清静悠闲，老人和妇女们三三两两坐在家门口闲聊或晒太阳。通道上进进出出的驴车和羊群，卷起一阵阵尘土，伴随着空气中的谷壳碎末漫天飞舞，老营堡湮没在黄土与扬尘之中。
老营堡的衰落、偏关城墙的坍塌与损毁，没有引起人们的认真关注。人们匆匆而过，目不斜视，城墙下面是成堆的垃圾与污垢。在这个现实社会中，没有什么能比挣钱养家、填饱肚子更为迫切、更为实际的了。
在中国长城沿线，那些曾经山明水秀的绿洲、那些依然回荡着金戈铁马喧嚣的沙场、那些船桅林立的古渡、那些甚嚣尘上的旧集市。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空的转换而常常变得黯然失色，与先前的状态有着天壤之别。有的甚至变成穷乡僻壤，处处显得斑驳陆离。在晋北、在太行山脉、在整条长城沿线，似乎都难以逃离这个由盛而衰的怪圈，这里是否存在着一种深层的社会变迁因果关系？生活在长城两边的人们，长年固守在素面朝天的黄土地上，延续着贫穷的生计，多少年来都没有太多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