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为自己的发明而内疚，比如罗伯特·奥本海默（他领导了美国的原子弹研发计划），阿尔弗莱德·诺贝尔（他给世界带来了炸药），其实罗伯特·普罗普斯特没有发明这么具有爆炸性的东西，但是当他2000年去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发明看作“沉重的疯狂”。
普罗普斯特是办公室格子间之父。在他发明了格子间的半个世纪以来，虽然说这个“笼子”缺少美丽与愉悦的元素，但它还是以可怕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迅速蔓延，而最近人们正在努力逃离这个牢笼的“暴政”。
光明撒旦办公室
1968年，尼克松赢得美国大选，披头士发行了《白色专辑》，而美国密歇根州赫尔曼·米勒公司的家具设计师普罗普斯特推出了移动办公家具——格子间。格子间的英语是cubicle，这个词来自拉丁语cubiculum，意思是睡觉的小屋。cubicle这个词15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被用来指各种形式的小房间。就像古老的阅览桌一样，普罗普斯特的格子间试图给予个人隐私空间，而同时使个人占用的办公空间最小化。
普罗普斯特多年研究人们的工作习惯，誓言要改进20世纪流行的大开间的办公环境：办公室职员就像工厂的工人一样，在敞开的空间里无遮无掩，在老板扫射的目光之下无所遁形。这位年轻的设计师认为，如果人们能把工作尽可能多地展现在眼前，而不是堆在盒子里的话，就能提高工作效率，因此他把自己的设计称为“行动办公室”。
普罗普斯特设计的办公区包括大的工作台和更多展示架，隔板是必不可少的，这既是为了提供私密性也是为了把工作进程表订上去。“行动办公室”的桌面是活动的，这是为了员工有时候可以站着办公，部分是为了促进血液流动，部分是避免精疲力竭睡过去。可以说行动办公室深得刚刚开始流行的泰勒制管理精髓。
行动办公室并不是为了把员工塞进小的空间里去，但是发明从来不依发明者的意图运行。普罗普斯特从来没有考虑过经济因素，但是格子间还是因为其经济实用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行动办公室的诞生，正赶上了白领工人膨胀，从秘书到老板的各级人员人数不断增加，工作团队越来越庞大，而此时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在飙升，装修办公室费用跟着提高，而格子间，被美其名曰系统家具，因为方便组装，大大便利了办公区域的规划。
设计公司终于明白了，顾客需要的是把员工塞进办公区的一个经济实惠的方法。因此普罗普斯特的原始设计开始萎缩，行动办公室变成了一个格子间。普罗普斯特的工作间组合是非常灵活的，可以任意改变和移动，但是事实上公司的格子间一经建立，就万年不变，因此格子间成了反乌托邦的所在，出版于1998年的设计书《未来的工作场所》称格子间为“光明撒旦办公室”。
如今赫尔曼·米勒公司的年营业额是15亿美元，而美国市场上已经有一百多种格子间办公体系。普罗普斯特在2000年去世，在去世前两年他曾说：“有很多公司都是一些粗鲁的人在经营。他们只是弄一些又小又窄的格子间，然后把人往里面塞，弄得像老鼠窝一样简陋的。”在他人生的暮年，他一直在为了自己设想的乌托邦致歉。
格子间的另一位功臣是设计师乔治·尼尔森（GeorgeNelson），尽管格子间是赫尔曼·米勒公司最成功的项目，但是曾经担任公司艺术总监长达二十年的乔治·尼尔森，却想和改进后的行动办公室撇清关系。1970年，他在写给公司副总裁的信中说，格子间让办公环境变得非人性化了。他说，即使不是敏感的批评家也能感觉到，格子间并不能创造怡人的环境。但是对于计划把尽可能多的人，或者说是雇员、公司僵尸、行尸走肉、沉默的大多数塞进一间办公室的雇主来说是最理想了。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办公室的组织方式，其代表的理性和规矩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标志。再没有比格子间更加能代表现代办公环境的了。如今全世界几亿人每天把时间消耗在办公室格子间内，格子间的组织规则就像道德教育，影响了员工的心理，塑造了个人性格。好莱坞电影《刺客联盟》里的吉布森开始就是一个备受欺凌、不敢反抗的格子间动物。
没有任何一种办公家具比格子间更加影响深远。不过其影响是好是坏，还在争论中。美国作家汤玛斯·海因（ThomasHine）认为，格子间为女人在60年代进入管理中层提供了可能性。因为，格子间给了男性同事之间一个新的办公空间，可以在此与女性管理人员交谈，而不用允许女人进入传统上属于男人的那个房间。
圆形监狱
虽然格子间被工作人员唾骂，被设计师厌恶，被创造者否认，但格子间并非生而邪恶、古板，相对于早期的办公室来说，它其实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现代办公室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办公室的法文“bureau”、英文“burelr”均源自拉丁文“bure”，原文是指粗羊毛毯。中世纪以前教会的神职人员，习惯在桌上垫着羊毛毯手抄《圣经》，因而羊毛毯引申为办公写字的场所。那些记录教会和政府文件的抄写员，他们的教育程度超过当时的大部分市民，因此属于特权阶级，能随意布置自己工作的小房间。
办公室的另一个源头便是商人做买卖的地方。随着贸易的发展，商业不再延续以物易物的旧有交易方式，使得以文字传达信息的文书作业成为办公室作业的主要内容。于是商人以僧侣的阅览室为模板，将阅览室转变成个人的办公室。
18世纪末英国的工业革命，使整个欧洲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产品生产从手工操作变为机器大生产，商品增加后，财务、保险、货物交换、行政指示与工厂进出货的记录等辅助功能都先后发展起来，办公室的功能也随之加强。再加上火车及电话的发明，使得商业运输与联络、沟通的方式有了革命性的转变。位于郊区的工厂因为业务的需要，以及法律、保险、贸易的需求而逐渐往城市集中。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商业、金融及其他管理业务也随之兴盛，大型银行及保险公司等服务业陆续出现，这些都加速了对办公空间的需求。
由于办公室工作人员人数膨胀，监督他们工作的主管也越来越多。这催生了标准化的工作场所——“开放式办公室”。在这样的场所中，经理可以更好地控制手下的文员，监督属下的一举一动，随时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开放式办公室”的灵感其实来自一个叫“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构想。
圆形监狱的构想来自英国法学大师边沁，整个监狱是一个像圆环状的建筑，在其中央造一个塔楼，上面开很大观察窗，四周是一系列按层次划分的牢房。每个牢房中有两个窗户：一个让光线照进来，另一个面对塔楼，塔楼通过这个大观察窗可以对牢房内部进行监视。因此整座监狱只需要一个狱警，甚至可以不要警员，犯人也会规规矩矩。
开放式办公室和圆形监狱能够实现“犯人自我管理”的原理是一样的。想象一下，如果你活在1960年前，坐在一堆打字的人中间，周围满是打字机噼啪噼啪的声音。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主管和其他同事的监视之下，自然不敢有丝毫的怠工行为。
如果把各自的办公空间用隔墙和高隔断一区一区地分隔开，变成独立办公空间的形式，也就是格子间，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个人的私密感会大大加强。但同样的，个人对整个办公空间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1967年法国电影《Payment》中，就用超现实的手法讽刺了这种失去自我的办公文化。电影的一个场景中，主人公在由一个个完全相同的独立格子间组成的迷宫中茫然地寻找某人。
替代品与改良格子间
对雇员来说，一个愉悦的办公地点直接关系到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和组织心理学家开始搜集证据，以证明工作环境对工作效率有着深刻、惊人的影响。根据美国室内装潢师协会的调查，喜欢其办公地点的人中31%非常满意他们的工作。办公桌的大小、自然光照的多少、室内的空气质量、员工的隐私（或者毫无隐私），都是预测人们对工作是否舒适、满意、高效的重要指标。
如今格子间还是世界上所占份额最大的家具，每年的销售额超过30亿美元，而且比每个声称要替代它的未来办公家具和工作潮流都活得更久，格子间就像办公家具行业的暴君一样难以撼动。美国一家市场调查公司估计，1974年的办公格局中格子间占了20%；1980年，大约一半的办公室格局被格子间取代；现在格子间大约占了70%。既然格子间一时半会不会消失，所以很多公司开始改良格子间的工作氛围。
为此很多科技公司和设计、游戏类公司都在改进格子间的氛围，比如，谷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总部叫作“校园”，员工可以随意布置自己的格子间：《星球大战》的光剑、彩绘便当盒、乐高积木搭成的杰作……只要是美的、好玩的、有个人意义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摆出来。谷歌的苏黎世分公司，属于员工自己的格子间是完全交给员工们去自由装饰，员工们争相设计出最独特、最诱人的工作环境，从供人随时躺下的懒人椅到各式各样的抱枕都体现了舒适第一的概念。
格子间会永存吗？也许。不过最近几年来，个人和组织都在寻找最经济的途径摆脱它的“暴政”。在它打败的几次攻击中，最著名的冲击发生在1993年，Chiat/Day广告公司的创始人杰·切特（Jay Chiat）对格子间发起了布尔什维克似的革命，他把公司的工作场所变成了装修非常舒适的仓库，气氛就像星巴克一样温馨。但是超前一大步注定了会失败。杰·切特的工作室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没有固定工位，员工需要把自己的东西锁在柜子里，每天一大早都要重新检查笔记本的电源。结果怨声载道，很多员工宁愿在家办公也不去办公室。后来Chiat/Day广告公司被收购，员工们又回到了格子间。
生物学家、作家以及环保分子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Brand）也是反对格子间的中坚力量（他出版的杂志《地球概览》被誉为60年代美国“反文化”潮流的《圣经》，乔布斯深受其影响）。布兰德曾在一个改装的集装箱里工作了七年，随后办公地点改为家附近搁浅的渔船。不像布兰德那么特立独行的人更愿意选择让咖啡店成为办公室格子间的“替代品”。
对格子间最大的冲击应该是在家办公的潮流。对很多人来说，到办公室办公不仅是熬日子、磨洋工，还要跟自己不喜欢的同事打交道。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办公室的作用正逐渐减少。
也许，最终，办公室格子间将会走向“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