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言杨朱墨翟之徒盈天下，而《吕氏春秋·尊师篇》亦言“孔墨之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则墨子之学其于战国之际，盖曾与杨朱共夺儒家之席。及杨氏学衰，亦尝与儒家中分天下，其盛盖可知矣。及秦焚书坑儒，而墨与诸子百家亦同受其厄。然汉兴，仲尼之言遂县诸日月，而诸子之籍亦渐见重于后世。老庄之徒，其盛万万不及墨子！然自汉以降，为老庄之学者亦几立孔孟。独墨子之书则传之者绝少，几有灭绝之忧，何哉？岂以其非乐节用，以“自苦为极，而其行难为”二语见《庄子·天下篇》。欤？抑亦老子所谓“柔弱胜刚强，强梁者不得其死”，故墨衰而老盛欤？韩非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者之文，于秦则为乱法，故痛绝之；自汉以后，则一变而为“随时抑扬，哗众取宠”，二语见《汉书·艺文志》。故世主特尊宠之；岂真能尊孔子之道哉？至于墨者之学，则侠也；陈沣云：墨子之学，以死为能事，战国侠烈之风盖出于此。
详《东塾读书记》。其自苦既为学者所难能，而以武犯禁，又为法纲所甚恶；且其名理异同之辩，已为学术统一后所不需；器械攻守之具，尤为国家统一以后所大忌；则其学虽欲不微，其可得乎？
《墨子·公输篇》，墨子说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此盖墨子之高弟，常随侍左右者；犹孔子之有七十子，非墨子之弟子止于三百也。其后淮南王书亦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其弟子姓氏可考者，据孙氏诒让所考有十有六人；一禽滑釐，二高石子，三高何，四县子硕，五公尚过，六耕柱子，七魏越，八随巢子，九胡非子，十管黔敖，十一高孙子，十二冶徒娱，十三跌鼻，十四曹公子，十五胜绰，十六彭轻生子。再传弟子三人：一许犯，二索卢参，皆学于禽滑釐；三屈将子，学于胡非子。三传弟子一人；田系，学于许犯。此二十人皆传授可考者也。而此二十人中，魏越原非人名，详见拙著《墨子闲诂补正》。
则可考者十九人而已。其余墨学名家，有田俅子，相里子，相夫氏，邓陵子，苦获，己齿，五侯子，我子，缠子之徒，墨家巨子有孟胜，田襄子，腹。其墨学杂家，又有夷之谢子，唐姑果之属。皆见孙氏墨语。就中惟随巢子著书六篇，胡非子著书三篇，田俅子著书三篇，我子著书一篇，见于《汉书·艺文志》；相里子著七篇，邓陵子亦有著书，见于《姓纂引韩子语》；缠子有著书，见于《意林》。其余皆未闻有著述。即此诸家所著述，其书亦皆已不传。今墨子书五十三篇，在宋为六十三篇，在汉为七十一篇，则其亡者亦多矣。今墨子书盖皆不尽墨子作；或者墨子弟子之作，亦有所附益欤？古之著书，非同后世之为名也。故为某家之学者，其所为文，即往往附于本师。故管子之书非尽管子之作，为管子之学者均有焉。庄子之书亦非尽庄子之作，为庄子之学者均有焉。此非古人之伪增也，其风尚体例盖如此也。周秦之书，盖大氐类是。其学可为一家之学，其文多非一手之文，故居今日而读古书，以谓某书必为某人一手之作者非也；见其偶有牴牾，则遂斥以为后人之伪者亦非也。故吾于墨子之书，其醇粹者固可定为墨子之语；而年代偶有差误，言语或有杂者，亦可知其为后之为墨学者之所增益；后之为墨学者之书虽不传，然亦可由是而睹其一斑矣。
古之为学者，有自鸣其一家之文；无为其师说作章句之书。故荀孟不闻为孔子书作注疏。孔子之于《易传》，亦止明大义而已。韩非子有《解老》《喻老》，墨子书有《经说》，皆说大义，非章句之学也。故墨子一传再传诸弟子之书虽不传，然其必无章句之书则可知也。
章句之学，始于汉儒。然无为墨子作注者。至晋鲁胜始为《墨辩》作注。《墨辩》者，墨子书之一部分，即今之《经》上下及《经说》上下四篇也。兹录其叙云：“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孙星衍校改刑。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乡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原‘必’上无名字察下无形字，从孙诒让校增。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汙降，名之至也。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孙诒让云：刑当作形。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晋书《隐逸传》。”
名学为一切学术之基本，故孔孟老庄荀墨之徒，莫不讨论其学。盖以非此则其学说无由而成立。此西人所以谓名学为科学之科学也。见王国维译》英国随文辨学》。然至于汉儒已不为所重，故诸子名学之书皆不显。唯晋鲁胜独能致意及此。墨子之书，世儒之所轻也；而《墨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则轻中之尤轻者也；彼鲁胜者，独能为之于举世不为之日，怀兴微继绝之志，岂非人杰之士乎？然推求其因，或亦受释老之影响，与夫当日清谈之风气使然欤？陈沣《东塾读书记》于‘坚白异同之说’条注云：后世谈元谈禅者，皆有类于此。然鲁胜书据其序则当甚可观，而其书亦已不传，岂非以世儒学重浮华，崇文而弃质故邪？故晋人所注之《老》、《庄》至今完好，而《墨辩》之注阙焉。
虽然，鲁胜之书，止墨子书之四篇而已。其为全书作注者则概乎其未之有闲。至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始言有《乐台注》，其书已亡，无由论述。迄清乾隆间，硕学辈出，考证之学大兴；学者始以治经之余，校注子籍；注《墨》之书，毕沅实为之导其先路。其《自序》云：“先是仁和卢学士文弨，阳湖孙明经星衍，互校此书，略有端绪；沅始集其成，因遍览唐宋《类书》古今传注所引，正其讹谬；又以知闻疏通其惑。”
此毕书之大略也。孙星衍序之云：“弇山先生于此书，悉能引据传注类书，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声音训故之原，豁然解释。是当与高诱注《吕氏春秋》，司马彪注《庄子》，许君注《淮南子》，张湛注《列子》，并传于世。其与杨倞卢辩空疏浅略，则倜然过之。时则有仁和卢学士抱经，大兴翁洗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谋同时为其学，皆折衷于先生。”
足以见此书当时之价值矣。然疏失之处，亦正不少。
一，好以儒言传会。如：《观士篇》，“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毕云：“旧脱‘不’字，据上增；疚究同，犹云‘内省不疚。’”而不知古文“退”字作“”，从“内”声，“内”即“”之渻叚。俞樾谓‘内’当作‘’，其说是也，其改字非也。“进不败其志，而退究其情”，正足见墨子进退勇于为道之决心；非内省不疚之消极主义也。又《亲士篇》云：“虽杂庸民，终无怨心。”毕注云：“言遗佚不怨。”而不知此谓志在救世，虽穷而在野，与庸民杂居，亦无怨也。凡此皆传会儒言之失。
二，引据类书尚多漏略。如：《法仪篇》云：“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毕注云：“旧脱‘爱’字，以意增。”而不知《群书治要》所引正有“爱”字也。刘师培说。《七患篇》，“大臣不足以事之。”毕注云：“旧脱以字，一本有。”而不知《群书治要》所引正有以字也。见孙氏《闲诂》。
三，征引尚多未备。古字古言，通以声音训故之原，为毕书得意之作。如《耕柱篇》云：“古者周公非关叔。”毕注云：“‘关’即‘管’字叚音；一本改作‘管’，非是。《左传》云：‘掌其北门之管’，即关也。”毕说是也。然，《说文，木部》‘棺，关也，从木，官声。’管亦从官声，则从官声有关义可知。此“关”“管”相通之最要义证，而毕氏未之及焉。
此外疏漏尚多。读孙氏《闲诂》，自能知之。兹不复一一。至其对于墨子之评论，则尤为非是。其《自叙》云：“非儒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讳词，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称孔子，亦称仲尼，又以为孔子言亦当而不可易，是翟未尝非孔子；孔子之言多见《论语》、《家语》及他纬书传注，亦无斥墨之词。”
据毕说则墨子殆不道孔子讳，必事孔子如师也，有是理乎？孙星衍承其说而为之叙其书，竟引淮南子《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久’字旧脱，据王念孙校增。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以为墨出于儒之证。而不知淮南之所谓“受”与“学”者，盖犹今之所谓“读”；读其书而知其是非，非必师事之也。
孙星衍，卢文弨二家之注已见毕书中。毕书集其成，而其简略尚如前之所云，则卢孙之简略，更不足论矣。
同时又有汪中，亦治墨学。其书今不传。惟见其序于《述学》耳。然就其叙言之，其书必大有可观者。其序略云：“《墨子》七十一篇，亡十八篇，今存五十三篇。明陆稳所叙刻，视他本为完，其书多误字，文义昧晦，不可读。今以意粗为是正，阙所不知；又采古书之涉于墨子者，别为表微一卷。”
“今定其书为内外篇；又以其徒之所附著为杂篇；倣刘向校《晏子春秋》例，辄于篇末述其所以进退之意，览者详之。”
则汪书之内容，与诸家之不同，盖可知矣。至其持论亦比毕孙为精通。
“墨子之学，其自言者曰：‘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沈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此其救世亦多术矣。《备城门》以下，临敌应变，纤悉周密，斯其所以为才士与？传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惟儒墨则亦然，儒之绌墨子者孟氏荀氏；自注：《艺文志》董无心一卷，非墨子今亡孔严诘墨伪书不数之荀之《礼论乐论》，为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节葬》、《非乐》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爱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谓兼者，欲国家慎其封守而无虐其邻之人民畜产也。虽昔先王制为聘问弔恤之礼，以睦诸侯之邦交者，岂有异哉？彼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谓之无父，斯已枉矣。后之君子，日习孟子之说，而未睹墨子之本书，其以耳食，无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诬孔子为墨子罪。虽然，自今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当日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虽欲平情核实，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
吾读其书，惟以三年之丧为败男女之交，有悖于道；至其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民之长勤；百世之下，如见其心焉。《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历观周汉之书，凡百余条，立‘孔墨’‘儒墨’对举；杨朱之书，惟贵放逸，当时亦莫之宗，跻之于墨，诚非其伦。自墨子没，其学离而为三，徒属充满天下；吕不韦再称巨子；自注：《去私篇》、《尚德篇》。韩非谓之显学；至楚汉之际而微。《淮南子·汜论训》。孝武之世，犹有传者见于司马谈所述，于后遂无闻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务急国家之事，后之从政者，固宜假正议以恶之哉？”
其谓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虽似太过；然当时诸子尚未定于一尊，则互相非距，不免流于偏激，亦势所必然者。故墨子之不尊孔子，本不宜为墨子讳；汪氏之见，盖卓于毕孙远矣。
汪氏持论虽精于毕孙，然其注今不传，未知其果能胜毕书否？自毕以后，则有王念孙，其书成于道光间。王氏为逊清考证学巨子，故其成就尤远在诸家之上。今节录其《墨子杂志叙》如下：“是书错简甚多，卢氏所已改者，唯《辞过篇》一条。其《尚贤·下篇》，《尚同·中篇》，《兼爱·中篇》，《非乐·上篇》，《非命·中篇》及《备城门》，《备穴》二篇，皆有错简；自十余字至三百四十余字不等。其他脱至数十字，误字，衍字，颠倒，及后人妄改者，尚多；皆一一辨正之，以复其旧。此外脱误不可读者尚复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