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城市贫困家庭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而言，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支持的状况都不理热。第一，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设计上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覆盖面过窄，许多职工和居民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网中。其次是社会保障水平过低，在这里主要是社会救济和困难补助的标准，不能保障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很多救济对象实际上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再次是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偏低，传统的单位保障体制和单位办社会的状况依然没有彻底改变，不同单位、部门和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负担畸轻畸重。最后是社会保障的经费来源渠道单一，普通的社会救济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职工的困难补助主要来源于企业的职工福利基金和不定期拨款，社会筹资、个人捐赠等渠道还没有有效开通。
第二，单位体制解体带来的冲击。我们国际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对单位办社会的状况进行改革。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企业越来越不景气，相当一部分企业停产、半停产乃至破产，单位制度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但是对于生活在单位制度下的城市职工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由单位提供的全方位的福利，所以在单位制逐渐解体，而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大量企业职工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就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而言，城市贫困家庭的支持状况同样不够理想，具体表在：
第一，家庭支持的缺失。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家庭仍然是人们获得社会支持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而由于下岗或失业等社会原因造成的贫困常常会导致家庭关系的失和甚至彻底破裂。失去了家庭的支持以后，贫困问题变得进一步恶化，这就形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另外，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看，有一些“半边户”的家庭常常是被忽略的。所谓“半边户”，是指既有城市户口成员，又有农村户口成员的家庭。这种家庭往往是一人在城市工作，同时又要负担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负担比较重，而且家庭关系也不稳定。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家庭并不能得到或完全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所以更加容易陷入贫困。
第二，家族支持的缺失。家族的支持是指扩大了的家庭支持，即贫困家庭夫妻双方的父母及兄弟姐妹对他们的支持，这在当代社会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这种支持的规则完全是依靠道义的力量。这种家族之间的社会支持网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支持也正在被贫困所侵蚀，甚至最终解体，使得贫困家庭有一种无依无靠的感觉，这对他们摆脱贫困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社会交往的缺失。由邻居、朋友和同事等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支持基本上是利他的，这种社会支持并不是在亲缘或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反，它是以在积极的社会交往中建立起来的感情为基础的。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的”社会，个人的社会网络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资源，城市贫困居民可以从这种社会网络中得到支持，可以是资金或实物的帮助，但更多的是提供或介绍工作机会等。但是，由于种种个人的或社会的原因，某些丧失工作机会的人同时也失去了这些社会资源，那么这部分人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
因为上述状况的存在，就迫切需要从政策层面上来加以改善，基本的思路有：
(1)通过政策制订规定城市贫困家庭有权利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2)通过多种形式为城市贫困家庭提供有关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政策讨论、制订的参与机会；
(3)通过方便登记注册、税收优惠等社会政策，允许城市贫困家庭以各种形式参与城市经济生活，如鼓励创办社会企业等。
(4)国家、政府必须积极地为城市贫困家庭构建有效的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同时加强社会道德宣传教育，为其营造良好的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只有为这些城市贫困家庭营造良好的社会参与氛围、增加社会参与机会，才能有效改善其贫困现状。
三、制度、排斥和贫困家庭的社会权利
归根究底，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与必要的社会权利丧失有关，而社会权利的缺乏又与社会的制度设计以及制度性排斥具有密切的关联。
1、社会排斥理论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排斥起源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法国；20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首先明确提出了“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用来阐述被排斥在就业等正式收入保障制度之外的特定社会边缘群体状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排斥从最初专指个人与整个社会之间纽带削弱或断裂的一系列过程，发展到认为社会排斥是对公民地位与由公民身份所赋予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否定。它的分析指向了个人所处环境的重要性，以及他们面临的束缚和机遇的重要性（Matt Barnes ， 2002）。社会排斥不仅意味着被排除出劳动力市场，而且，它还意味着由于遭受排斥而处于持久性的贫困状态， 包括经济上的贫困、社会交际网络的闭塞以及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贫乏（熊光清，2008）。
大量的研究揭示，社会排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经济排斥，是指个人、家庭和地方社区未能有效参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经济排斥主要有三个指标：劳动力市场排斥、收入贫穷和消费市场排斥。
(2)政治排斥，是指个人和团体被排斥出政治决策过程，这些个人和团体缺乏权利，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
(3)社会关系排斥或社会孤立，是指个人被排斥出家庭和社会关系，交往指数和频率下降，社会网络分割和社会支持减弱。
(4)文化排斥，是指失去根据社会认可的和占主导地位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及价值观模式而生活的可能性。
(5)福利制度排斥，是指个人和团体不具有公民资格而无法享有社会权利，或者即便具有公民资格也被排斥出某些国家福利制度。
阿玛蒂亚？森(Amartya K.Sen) 不仅认为只有能力才能保证机会的平等，而能力不足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源(Sen，1993)，而且指出了现今社会对贫困者的六个方面的排斥，其包括：不平等与关系贫困、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信贷市场上的排斥、与性别相关的排斥与不平等、医疗保健，以及食品市场与贫困(Sen，2000)。由上述理论可知，城市贫困家庭及人口之所以陷入贫困，不仅包含经济地位上的弱势，而且包括社会权利及政治权利方面的匮乏，他们处于经济、政治及社会权利的最低端，其在资源分配、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
2、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权利贫困
国内在讨论城市贫困家庭形成因素时，有的文章指出这是失业造成的后果(华迎芳，2004；薛进军，2004)；有的研究认为是因为贫困家庭及人口文化素质低下的原因(王时涛，1998；吕红平，2002；张建华，2002)；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制度转型和对外开放的结果(关信平，2002)；也有文献指出这是保障制度残缺的缘故(“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课题组，2000)，另有一些研究认为贫困家庭的形成则是上述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唐钧，2002；李瑞林，2005)。
(1)社会权利贫困的含义及相关概念
本研究认为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国内贫困家庭的各种社会权利的严重匮乏，即社会权利的贫困（“poverty”of social rights）。所谓社会权利贫困是指当事人获取和参与涵盖社会公正和适当的资源分配权、工作权、医疗权、住房权、教育权等权利的机会严重匮乏，且一旦失去就难以复得的一种穷苦窘迫状态。社会权利是经济待遇的根本，它是影响城市家庭贫困的关键因素，也是一个社会公平、公正机制的具体体现。学者洪朝晖指出，经济贫困其实是社会权利“贫困”的折射和表现，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不仅仅是各种经济要素不足，更重要的是社会权利的“贫困”，当然还包括与社会权利相关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权利的“贫困”。所以治理与消除经济贫困的治本之道，是强化社会权利的平等和保障社会权利的公正(洪朝晖，2002)。
正确理解社会权利贫困的含义，还需要明确与社会权利相关的几对概念（魏秀珍 ，2004）：
(1)社会权利贫困与社会排斥。社会排斥的概念内涵已在上文有所介绍，可知其只描述了贫困阶层被歧视的一个过程和现象，而社会权利贫困则能够涵盖城市贫困家庭遭到歧视后的结果和原因。穷人不一定是被排斥的结果，而被排斥的也不一定都是穷人。没有社会权利的人，必定不是富人，而穷人必定没有足够的社会权利。因此可以说社会排斥与社会权利贫困范畴有交叉，但不可等同。
(2)社会权利贫困与个体能力缺乏的关系。一个人的能力是造成贫困的主观因素，能力的缺乏或不足易导致贫困。对于许多城市贫困家庭而言，其缺乏的并不是能力，而是社会没有赋予他们发挥这些能力的公平机会与公正权利。社会权利的不足造成了机会的有限，而有限的机会有影响了经济的收入，并最终导致贫困。如果说个人能力的增强主要需要个人主观努力的话，那么机会和权利的提供，则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因而，对于城市贫困家庭，造成其贫困最主要的原因是其社会权利的不足。
(3)社会权利与公民权利二者的关系。公民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狭义的社会权利等。广义的社会权利可以说与公民权利属于同一个范畴，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分为不同的类别：按照内容的不同可划分为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按照规则的不同，可以分为伦理权利和法定权利。当然，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都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改善城市贫困家庭现状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赋予城市贫困群体更为公正的社会权利。
通过上述与社会权利相关概念的分析，可以明确社会权利贫困主要包含以下几点（魏秀珍，2004）：
①社会权利的数量相对不足。与贫困相关的社会权利主要包含资源分配权、工作权、医疗权、住房权、教育权等权利。表面上看，贫困与否的原因与经济权利的平等与否直接相关，但直接影响和改变经济权利的则是社会权利。因而，权利的贫困主要是指社会权利的贫困；社会权利的数量和质量，既是衡量社会权利贫困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影响经济权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②获取社会权利的机会和渠道不足或不畅。权利数量的存在是一回事，能否拥有并获得这些权利的机会又是一回事。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权利贫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难以享受到许多基本的社会权利，如就业权、教育权、资源分配权等。这表明其贫困并不是由主观原因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于外在客观环境导致的机会不公促使他们日益走向贫困。这种客观环境造成的贫困对于社会稳定更具有威胁性。参与是一种社会权利，权利是一种保险，社会权利的给予是城市贫困家庭改变自身贫困地位和处境的根本之道。因此，机会的贫困是贫困的一大组成部分，机会是权利的一大象征，权利是获取机会的重要保证。
③社会权利贫困还需要有稳定和明确的法律作为保障。没有法律保障的权利极易得而复失，得到权利的机会需要公平公正，失去权利的机会也需要公平公正。
(2)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权利贫困的“量”与“度”
要看一个社会权利贫困的“面”到底有多大，就应该考察弱势群体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等方面是不是存在不足状况，如果都存在，且弱势群体的数量也相当大，我们可以说，该社会的权利贫困的覆盖面是大的；如果权利不足的情况仅仅存在于某一方面，那么，我们说，该社会权利贫困的面是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
就我国城市贫困人口而言，有研究表明，截止2002年11月，我国有1985万享有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人口。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城市蓝皮书指出，截至2009年底，全国贫困人口数约为5000万人；同时，蓝皮书显示，受到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结合比例法估算，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约为765万人，中部地区1657万人，西部地区1717万人，东北部地区845万人。对于这一数据，专业人士表示对于中国城市中只有7%—8%的贫困人口数据，这个估计过低。同时，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不小，我国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权利贫困的面是相当大的。
至于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权利贫困的程度，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但以一些基本权利作为关注对象，可以对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权利贫困的程度有所了解。以劳动者的休息权为例。劳动者享有休息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劳动法对劳动者休息权作了专门规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休息权贫困的公民很多（文建龙，肖泽群，2007）。尤其是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而言，其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然而，相对于付出，其在超出劳动时间的所得则很少。再从城市贫困人口所获劳动报酬的权利贫困情况分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资是维持劳动者生存、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拖欠工资使劳动力无法生存和再生产，这是典型的绝对剥削，然而在那些经济效益欠佳的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内，拖欠工人工资现象相当普遍。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所提供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第一，关于违反加班规定的统计，即该违反加班报酬规定的占该国所有违反生产守则数字的百分比，中国为11%，东南亚为5.1%，拉丁美洲9.1%，南亚6.7%，美国5.9%。第二，违反工资福利规定的占该国所有违反生产守则的百分比，中国为21.4%，东南亚为12.9%，拉丁美洲9.6%，欧洲、中东、非洲地区为6.8%，南亚14.3%，美国5.9%。”（李强，2004）“可见，中国违反工时、工资、福利规定的比例，甚至高于东南亚、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这些发展中国家聚集的地方。（李强，2004）”
以上数据充分表明，我国城镇贫困人口在社会权利方面还是非常匮乏的，他们面临着严峻的社会权利贫困现状，并且贫困程度较深。
3、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权利贫困的制度因素分析
造成个人或群体权利受损、权利贫困的真正原因，在于制度安排、制度缺失、制度不完善等制度因素（文建龙，肖泽群，2007）。当前，我国城市贫困家庭在制度安排等方面面临着许多困境，就业权得不到保障、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权缺失、资源分配权匮乏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