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世祖武皇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
春，三月，诏选孙皓宫人五千人入宫。帝既平吴，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而后父杨骏及弟珧、济始用事，交通请谒，势倾内外，时人谓之三杨，旧臣多被疏退。山涛数有规讽，帝虽知而不能改。
最难经受的考验，是胜利的考验，是长期执政的考验。
司马炎当上皇帝十六年了，认为很多问题都理顺了，一切都尽在掌握，又取得了平吴的胜利，天下归为一统，声望如日中天，于是整个人的心态和状态全部发生改变：颇事游宴，怠于政事。
人性都是好逸恶劳，作为领导者，最怕的就是懈怠。内心一懈怠，问题和麻烦就会增加；问题和麻烦一增加，就更是不耐烦。要么委任他人，要么诸事拖延，一个国家，一项事业，由盛转衰，由强至弱，转折点多半在领导人内心松懈的一刹那。尤其在没有制度体制保障的情况下，这一松懈就可能是一蹶不振万劫不复。所以，领导人的任期制是必需的。
司马炎把工作重心和个人精力全部投放到声色之上，从兴致勃勃玩到百无聊赖，晚上找哪个女人睡觉，自己都无可无不可。于是弄个精致的羊车，让喜羊羊拉着在宫里瞎逛，喜羊羊停在哪位美女的门前，哥哥我就歇在哪里。于是宫人都在自己门口挂上新鲜的竹叶，撒上咸盐，姐留的不是喜羊羊，留的乃皇上也。
对晋政权长治久安破坏最大的，一是诸王带兵，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天下分十九州，郡国一百七十三。司马炎下诏：“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维稳的压力这么大，每个郡才部署五十到一百人，不要说人民揭竿而起，就是一般的群体事件，集体上访都应付不来。“及永宁（晋惠帝司马衷的年号，公元301—302年）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天下“唯兵是镇”，没有基本的治安力量，等于天下有事，只好让各州郡“兵民兼治”，州镇权重，结果自然是地方割据。
平吴之后，并不是天下太平，“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当时就有大臣提醒司马炎，司马炎不听。
汉桓帝曾问大臣爰延：“朕何如主也？”皇帝很关心舆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是内心不怎么自信的皇帝。司马炎也问大臣刘毅：“朕可方汉之何帝？”汉帝国的皇帝从好到坏，从优质到劣质，从奢侈品到地摊货样样齐全，你只要说我像汉帝国哪一个皇帝，我自个儿就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了。
刘毅回答说：“您好比汉之桓灵。”桓帝、灵帝是大汉失国的主要责任人。
司马炎还是有点娱乐精神的，知道刘毅是在制造一个抑扬顿挫的艺术效果，于是笑道：“不至于吧？”
刘毅说：“桓、灵时代卖官，收入的钱入国库；陛下您卖官，全部进入小金库，从这个角度看，您还真是不如桓灵。”
司马炎一听笑容更灿烂了，心说，这帮傻大臣老是爱在宫府家国这些问题上较真，钱放哪儿还不都是老子的。算了，哄哄他们拉倒：“在桓灵时代，哪有你这样的直臣，哪有这样的诤言？哈哈哈哈。”
刘毅一听，当晚夜不能寐，欣然命笔，饱含热泪撰写一篇“陪侍圣帝”的日记。
司马炎“罢州郡兵”或许有节省费用的原因，当时后宫养着将近一万人，这绝对是高消费人群，皇帝也颇有差钱花的危机，所以要节约军费扩大消费，甚至还要卖官鬻爵。
关于卖官，历朝历代屡见之，皇帝钱紧了，自然会想到这一招，这也是皇家《敛财宝典》里必有的一招，但一般都是在皇朝末期。从司马炎和刘毅的对话看，晋朝在开国之初就做这种生意了。
在古代，“卖官”是经常和“鬻爵”放在一起说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朝廷是不会卖官的，一般只是鬻爵。上古卖爵位，在清代我们熟悉的是卖“候补资格”，卖给你一个品衔，也就是公务员资格和身份。朝廷卖给你一个七品县官的资格，不一定就能马上可以实补为正式的县官，甚至连工资都没有，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古代卖官朝廷总有净收入，只要对实任官有一定的考核，危害是在一定范围的。拿钱买官的人也有为老百姓办事的，科举考试上来的也有贪污腐败的，官员的清廉度决定于监督，不决定于来历。
真正恐怖的是现在的卖官。从各地的报道看，现在的卖官国家是没有收入的，更谈不到净收入，下司买官的钱全部进入了上司的口袋；即使是闲官，也是有工资可拿的，所以现在的卖官比古代的卖官对政治的危害更大更深刻。现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租官的现象，就是某些重要的、有实权的、来钱的岗位，你干一年就得给上司供一年。不是说你买一次就完了，而是要不断地买，有些王法不到的地方，买卖官禄的资金总额竟可以占到当地财政的相当比例。
现代是一个百业发展的时代，不像过去只有农业，社会财富来路多了，所以客观上可以养活更多的贪官。如果让现在这些贪官穿越到古代，绝对是穿越到哪里哪里乱；把他们空降到当代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原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风气都会经历末日般的考验。
至于卖官的钱“入官库”还是“入私门”，对皇帝来说只是外套口袋和内裤口袋的问题，很多爱钱的皇帝都喜欢把银子藏在内裤兜里，以为这样更方便。明崇祯皇帝和清朝、李自成两边作战，据说明灭后在皇家私库里搜到上百万两白银，而国库里却早已空空如也，崇祯为此焦急上火已非一日。
中国在什么时候建立国家财政，并且把皇室及个人的开支和国家公共开支起码从形式上区别开来，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公钱私钱分开放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红楼梦》里像贾府这样的大家庭都有“官里的”和私房钱之分。
管理公共财政是国家政治的基础，我们经常说一句政治教科书里的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一个什么样的财政体制往往决定着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
英国的近现代民主宪政就是发端于公共财政的管理，议会和议员最早干的活儿是审查税赋的使用情况，“不代表不纳税”，是当时最基本的民主信条。议员只要把国王花钱的事管一管，其他的事情并不多过问；反过来，只要把花钱的事管好了，其他的事情也就不会错到哪里。
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发展，恐怕也得从这里入手。因为公共财政管理好了，可以最直接最快地提升全国老百姓的福利，也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执政党的整体领导地位也不会削弱，反而会因为民意支持提升而更加稳固。民主宪政是一个大课题，但从约束财政作为切入点应该是没有什么可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