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世祖武皇帝泰始九年（公元273年）
吴人多言祥瑞者，吴主以问侍中韦昭，昭曰：“此家人筐箧（qiè）中物耳！”昭领左国史，吴主欲为其父作纪，昭曰：“文皇不登帝位，当为传，不当为纪。”吴主不悦，渐见责怒。
吴国最后一个皇帝孙皓是孙权的孙子，废太子孙和的儿子。
孙权实际上执掌江东五十三年，在皇帝位二十四年，享年七十一岁；孙权死后小儿子孙亮继位，孙亮在位八年，卒时年仅十八岁；下来孙亮的哥哥孙休继位，孙休在位六年，活到三十岁；孙休死后，在大臣主持下，帝位没有传给他的儿子，而传给了他哥哥孙和的儿子孙皓。孙皓在位十七年（在位不足一年按一年计），活到四十三岁。
自孙权229年称帝到280年孙皓降晋，国祚一共五十二年。
孙皓这个人是很聪明的，说他在封国的时候，有人算命说他当大贵，“皓阴喜而不敢泄”，在权力场上，能沉住气是第一条。根据年龄推算，孙权导演“两宫争构”时，孙皓应该在七八岁左右，已经朦胧懂事，生长在太子家里，所以他在政治上相当地早熟。
孙皓和司马炎相继登基做皇帝，刚上台的时候，史称他“发优诏，恤士民，开仓廪，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者，禽兽养于苑中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
但是后来就变了，首先是贬、杀孙休的老婆，也就是朱太后，把孙休的两个大一点的儿子也杀掉，把拥立自己的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也杀掉。孙皓从小在政治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闯过来，对人性恶的一面一定有深刻体会，深知权力的重要性，所以凡是对自己有威胁的都先下手为强，免得权柄再从手中跌落。
失而复得，更加珍惜，不信看看“文革”中过来的老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们。
孙皓不能正确对待“两宫争构”，所以上台以后，报复心理一直没有消退，对朝臣骨子里有种仇恨，而且他自以为自己根正苗红，作为太子的儿子回归皇位也是天经地义。所以他对濮阳兴、张布这样拥戴他做皇帝的功臣也没有感恩之心，也不会留情，不论有仇有恩的，只要稍不称意，就立马杀之。
韦昭是吴国史官，孙皓要他把自己的父亲孙和列入“纪”，韦昭兄是严守学术规范的：“您亲爹没有亲自做过皇帝，所以‘当为传，不当为纪’。”
孙皓倒是颇有祖风，爱招呼群臣大摆宴筵，而且每次都是强行劝酒。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大臣要下岗；能喝二两喝一斤，这样的大臣是爱卿。孙皓宴会时规定的及格量是七升，韦昭年纪大了，不胜酒力，希望能以茶代酒。孙皓心里直哼哼，丫的你都不能以纪代传，凭什么可以以茶代酒？
韦昭就这样被关到监狱，他在狱中疯狂著书，希望以此将功脱罪，孙皓又嫌他的书上面有污垢，担心会把监狱里的传染病带出来，最终还是杀了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史官。
在晋吴最后的对峙时代，吴国皇帝孙皓不像是晋国的竞争者，而更像是晋国的卧底，他疯狂地消解吴国的凝聚力，疯狂地削弱吴国的战斗力，后来司马炎封他为“归命侯”，可以理解为胜利完成任务、回家交付使命。
关于孙皓的酷虐，在当时就是个话题。司马炎灭吴以后接见了孙皓，司马炎对孙皓说：“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孙皓嘴上还不愿服输：“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
贾充是刑法专家，正好借这个机会询问孙皓：“闻君在南方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史书谓“充默然甚愧，而皓颜色无怍”。
听这意思，贾充贾公闾要是落到孙皓手里，恐怕是要被凿目剥皮的——这咱先不管他——在孙皓自己看来，并没有虐待人类的问题。
裴松之在《三国志》注释中记载：吴平后，晋侍中庾峻等问皓侍中李仁曰：“闻吴主披人面，刖（yuè）人足，有诸乎？”仁曰：“以告者过也。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盖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为酷虐。皓为一国之主，秉杀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惩，何足多罪！”
这位做过孙皓侍中的李仁，对于孙皓的各种不人道行为有自己的解释。
他说这种剥人面皮、凿人眼睛的事情，你愿意相信就有，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种刑法在尧舜这样圣君的时候也有啊。孙皓作为国君，有杀伐的权力，怎么会没有呢？问题是，只要政治正确，政权的名声好，就是冤杀了你，你也没地儿抱怨，没地儿上访；如果像孙皓这样的亡国之君，名声大大地坏了，你即使接受他的奖赏，大家也不会羡慕你。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做。
我以为李仁的话触及了中国政治和中国历史的本质，成王败寇，好名声和坏名声都有集聚效应。锦上添花，落井下石，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有了现代的宣传机器，橘还能生苹果和香蕉，你信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