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孝怀皇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
丁酉，王弥、呼延晏克宣阳门，入南宫，升太极前殿，纵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宝。帝出华林园门，欲奔长安，汉兵追执之，幽于端门。
汉中山王刘曜与王弥、石勒会攻洛阳，俘获晋怀帝司马炽。
洛阳自八王之乱以来，一直是诸王的战场，304年，刘渊建汉，司马颙部将张方把晋惠帝司马衷劫持到长安，走的时候肯定不能客气，“魏晋以来蓄积，扫地无遗”，就差一把大火烧个干净。
308年，王弥侵犯洛阳，京师惊恐，九门关闭，还好王弥被王衍率军打败。王弥于是投奔刘渊。王弥，山东东莱人，是一个对朝廷绝望的官宦子弟。刘渊刚开始只是在并州地界闹腾，王弥、石勒加入，让他有能力南下扩张。
此后两三年，刘汉军队对洛阳发动了数次进攻，大规模的进攻有两次，均未成功，但洛阳北面经过两三年的争夺，已无屏障。刘汉大军出入自如，石勒所部更是多次过黄河，纵横徐、豫、兖，后来甚至过南阳打到襄阳，兵锋深入至江汉一带。石勒打的是奔袭战、游击战，并没有实占多少地盘，但是却把洛阳切割了出来，和周边都失去了联络，同时也消灭了不少晋军的部队（如司马越、王衍所率十万部众），当刘汉第三次大规模进攻洛阳时，洛阳已经孤立难支。
当时的形势，皇帝、朝廷欲自保唯有迁都。但京中大佬多不愿意，王衍甚至把自家的牛车烧掉，表示洛阳安全有保障，他不必也不会逃难。
310年，扬州都督周馥建议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但是这位周馥大人没有遵循当时朝廷的潜规则，报告直接打给皇上而忽略了主持工作的司马越。国家危亡之际，大家挑毛拣刺起来依然津津有味，司马越要免周馥的职，周馥不理，司马越干脆派兵，结果被周馥击溃。
洛阳破灭之前，皇帝司马炽唯一能抓得住的大臣就是“大将军、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的苟晞。苟晞哥哥也没招，也是建议迁都，迁到兖州仓垣（今开封附近）。但是皇帝身边的人多不愿意，一来财产太多，托运不方便；二来客居他地，权力就可能落到“地主”手里。拖来拖去，洛阳城内已经人相食了，皇帝这才下决心起驾。不过没走多远，刚到铜驼街就遇到抢劫的了，都人吃人了，治安能好吗？最后皇上只能在皇宫里死挺着，等待着做俘虏。
国都被破，皇帝被俘，西晋应该就算是完了。因为皇帝还活着，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再立新皇帝。于是，苟晞立了个太子，王浚（时任大司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诸军事）也立了个太子，有人在长安拥戴司马邺，有人提出推举在江南的司马睿为天下盟主（很武侠很江湖的一个头衔），好像没人研究怎么把皇帝救回来。
这情形和明末有点像。国破无所谓，君亡也无所谓，只要还能占块地盘，咱就挑起旗子过把皇帝瘾。
从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这段时间虽然内战外战打了不少，但是攻防守战，时间都不长，赢得没头没脑，输得昏头昏脑。不像汉末三国，我们能看到军力部署和谋略手段，好多战事有案例价值。
就晋国来说，八王之乱把国家元气斫折殆尽，到了后来与胡人对阵，军队恐怕还没开仗就让胡人的残忍嗜血给吓坏了，将熊熊一窝，如此而已。
至于诸胡，史书的描写都有点像演义小说，刘聪、刘曜、石勒、石虎基本上都是弓马娴熟、膂力惊人，和魏晋风流的文弱形象恰成对比。
也许是汉人败绩累累，后世史家为了回护自家人，只好含含糊糊，胡人残暴我们运气差，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