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孝惠皇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
十一月，己巳，夜，帝食饼中毒，庚午，崩于显阳殿。
八王之中，最强悍的当属东海王司马越。司马乂是被他出卖的，司马颖、司马颙也是死在了他手下的手下：司马颖死于范阳王司马虓长史刘舆手下，司马颙死于南阳王司马模部将梁臣手下。八王中有三王是被他终结。这还不算，他最后干脆把惠帝司马衷也终结掉了。
司马越的爷爷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要论起来，和武帝、惠帝这一系就远了。既远离皇统，又加上天下动荡，司马越谋杀司马衷以后并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要有也是埋在心里的深处，不能让大家看见。他坚定地维护了政敌司马颙的一个决定，就是立武帝司马炎第二十五个儿子司马炽（chì）为储君。
愍怀太子司马遹被害后，傻儿皇帝司马衷没有儿子了，他的接班人都是别人操心。最初是传说贾南风要立侄儿兼外甥贾谧为接班人，这种说法不靠谱。贾南风和很多皇后一样，贪权护娘家那是不假，要说她改朝换代，确实是欲加之罪了，这也是专案组的惯用手法。
八王之乱开始后，司马衷先后有过三个继承人：
第一个是司马冏立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炎另一个儿子司马遐之子，司马衷之侄），后来司马颙劫持皇上到长安，立司马颖为皇太弟，废了司马覃。及到司马越主持政局，有反司马越的大臣要拥立十四岁的司马覃，像这种做过太子又没势力的孩子是天生的牺牲品，只要有粉丝（一般都是别有用心的）拥戴自己就丢小命，可怜的娃儿先被收在金墉城（真是个神奇的地方），然后再被杀掉。据说这位小王子本来命中是可以承继大统的，他随身带个金铃，有一天突然金铃上生了麻点，他奶奶以为不祥就给卖了。按占卜的高人所说，这一卖就把娃儿的皇帝宝座给出卖了。
第二个就是司马颙立的司马颖。司马颙、司马颖是盟友，颙（非武帝一系）想让颖（武帝的儿子）做皇帝，自己做实权的丞相，分享天下。这个想法很幼稚，但好在不等到那一天颙就决定出卖颖了，在司马越的军事压力下，颙又废掉了司马颖的太弟尊号。司马颖后来很恓惶，如丧家犬一般，离奇的是他死后，他部下（公师籓）的部下汲桑（他又有个牛人的部下叫石勒）做了山贼，竟然把领导的领导司马颖从坟坑子里挖出来，天天拿车拉着，干吗？早请示晚汇报，这种行为大概最能诠释传说中的“死党”两个字。
第三位就是这个司马炽。在八王中，自司马伦篡位做皇上没有好结果，旁系的司马冏和司马颙都是只立储君，不研究怎么做皇帝了，反正只要好控制就行，司马越也不例外。
四十八岁的司马衷“食饼中毒”，是司马越授意干的，还是司马越的部下揣摸他的意思所为？后来的史家都没有刻意追究这件事，这在讲究“君君臣臣”的中国倒是一件颇让人意外的事情。
司马炽史称晋怀帝，“怀帝始遵旧制，于东堂听政。每至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皇上能正式办公，让朝廷中的一些大臣生出无限感慨，从此也能看出，当时的人和后来的人，都有意在惠帝被弑这件事上选择性失明或失语，丫早死早超生。
大帝国开创之初，就遭遇一个傻皇帝，这哥们儿在大位上一待居然就是十六年，这十六年内乱外患令国家元气大伤，朝野上下虽不能把罪责都归结到他身上，但这哥们儿码在那儿，大家都觉得晦气。
往好里设想司马越，他还是想开创新局面的。要提振官民的信心，莫如除旧布新，把严重不称职的皇帝换下去，所以司马越坚持要年纪比较大、“天姿清劭（shào）”的司马炽，排除了原来的小太子司马覃。这之后，司马越的表哥周穆和他的妹夫诸葛玫建议把鸩杀司马衷的罪名推给司马炽，“公盍思伊、霍之举，以宁社稷乎”？这话听起来可深可浅，表面上浅显的意思是学习伊、霍好榜样，立一个自己信得过的小皇上；往深里琢磨，那就深不可测了。
司马越听了这么忠心拥戴的建言，竟然勃然大怒：“此岂宜言邪！”遂斥左右斩之。其实，这事司马越也可大可小，他们的建议不中听，不理就是了。就怕是司马越想听但不想现在有人说出来，又想利用这倒霉的哥儿俩剖白自己，于是竟然将私室附耳之言作为证据，杀了此二人。
司马越要以此证明自己以国为重，皇帝就是司马炽了，不再折腾了，我没有野心只有忠心。
以前没有核心，所以凝聚不起来，按说有了新皇帝，又有实力派司马越忠心辅佐，朝野上下应该凝聚起来了。可惜的是，司马家命里没有这个运气。
“帝始亲万机，留心庶事，越不悦，求出藩，帝不许。越遂出镇许昌。”
君权不容分享，司马越和司马炽的矛盾很快出现了，还好，司马越没有在家里打架，躲出去了。
《晋书》说司马越后来“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天下皆知的阴谋家野心家往往不一定是真的，说司马越专擅这个没错，说他不臣，并没有事实，只是一句大字报式的武断“不臣之迹，四海所知”。
关于八王之乱的原因，古今议论很多。有的着眼于“报应”，说司马懿处心积虑篡党夺权，因为得国不正所以国祚不长；有的还是纠结于女人祸水的说法，贾南风同学长相身材差点，所以连“红颜祸水”都够不上，但是不妨碍她祸国殃民。贾南风废除太子司马遹，被认为是对晋帝国刨根揭底的危险动作。司马遹在，有开国皇帝司马炎的指定效应，诸王为乱最多不过是专擅，不臣是不敢的。司马伦的高级政治顾问孙秀正是看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才一直提醒司马伦要踩着司马遹的尸体才能更上一层楼。
当然，最有现代意识的分析是从制度上找原因，不少史家都关注到了西晋的封建制和王八之乱的关联。
所有的历史概念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去理解，西晋的封建制是西晋特色的，和先秦不一样，和汉代也不一样，当然和后来明朝的封建制也不一样。西晋的封建制是建立在秦汉以来郡县制的基础上的，与其说是封建制，不如说是由宗室王担任郡县首长而已。王爷担任军政首长，等于在郡县制的木板上刷了一层封建的金属漆。
“魏削宗室而权臣篡，晋封同姓而骨肉残”（王夫之语），这是历史的表象。八王之乱和汉末诸侯割据其实本质上差不多，都是朝廷缺乏控制力，整个官僚体系缺乏政治价值观的结果。没有共同的理想价值，虽是兄弟也不能凝聚在一起；没有把控能力，虽然是大哥也没有用，亲兄弟做股东的公司不一定会有竞争力。
中国人把血亲构成的家族凝聚力夸大了，所以大家对异姓相残习以为常，对同姓相残同室操戈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诧异。从这个角度来看，八王之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惊诧的，和隔壁邻居老王的几个儿子争遗产吵架没有什么区别。
技术层面的管控能力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共同理想，是西晋这个时期严重缺乏的东西。汉儒的思想体系和治国方略遭到了挑战，儒家的影响力也在这个时期滑入低谷。
司马伦篡夺皇位上台以后，在政治上也控制不起来，而是呈现一种“放”的态势，他大量地封官加爵，貂尾不足狗尾续，铸印不给白板封，他这是在讨好士族和官僚阶层，希望能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也就是我们说的“群众基础”。
以官爵买平安换安定的做法，在历史上鲜有成功者。中国人很贱，尤其是既得利益者们，他们更愿意匍匐在强权铁腕人物的皮鞭下面，对于真心诚意讨好他们或愿意尊重他们的人反而不放在眼里，也不愿意珍惜这种类似“共和”的和谐局面。
专制体制不独裁，权争动乱相继来。
